出狱后的于英生终于等来了冤案昭雪的这一天。他把白头发染黑了，在蚌埠市民政局某科室担任主任科员，“虚职一个。当年的机要局副局长，主任科员，是个实职。”

据了解，如今于英生拿到了100余万元的国家赔偿，用上了哥哥买的手机，“最简单的一款”，努力适应周遭17年的新变化。

但他依然不愿面对媒体甚至亲友谈及17年来狱中的遭遇。律师张跃是于英生主动接触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在饭桌上，于英生解释自己不愿意回想往事，因为“想一次，就揭开一次伤疤，疼一次。”

有时候聊起来，于英生说的也是几个积极的小细节：他托亲友、狱警买的书排了半墙，他自考了法律专科毕业证，还学会了使用电脑。在2005年8月，司法部举办的“我与法的故事”征文比赛中，他获得了安徽省唯一一个三等奖。题目是《守法心安》。

从今年9月开始，于英生已经见了儿子几面。25岁的儿子喊他“爸爸”，让他痛哭流涕。

原本敏感而又脆弱的于家人重新挺直了腰杆，努力维护身上的尊严。因为觉得某篇报道的标题用词不当，于宁生拒绝了该记者的采访。“说韩家原谅了我们，‘原谅’应该改成‘冤枉’，本来不是他的错，何来‘原谅’之说？”

于宁生说，公安局上门道了歉，弟弟于英生准备以自己的经历写本书。看起来，一切都在好转。

但是，17年的风波并未因此画上圆满的句号。这一路上，冤案波及的每个人都伤痕累累。最大的后遗症留给了于英生的儿子。

这个在事发前不久刚刚过完8周岁生日的男孩小雨，没有等来母亲“到公园拍生日照”的承诺实现，反而亲眼目睹了母亲遇害的现场。这17年里，父亲入狱，祖辈反目成仇，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过早地触碰到了人性的残忍与仇恨。

作为这场风波中的无辜受害者，小雨越来越孤独，差点有了自闭倾向。为了化解堆积在少年心中的负面情绪，何淑梅夫妇尽力给小雨营造一个毫无压力的生活环境。但不与外界接触，小雨就像在一个无菌罩里长大，单纯善良，却缺少同龄人具备的生存技能。适应今后独立的生活，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何淑梅是在公安局上门道歉后才明白自己这些年来怨恨错了对象。“情节就像是电视剧。”虽然没有直接与于英生接触之类的举动，但她试图默默帮着复苏于英生父子隔断18年的父子情。

“既然不是他，他当年为什么承认呢？”何淑梅也有一个疑问。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张跃时，他的答案点到为止，“我只能说，他当年告诉我，讯问时差点熬不过去了。”

“我过去是个唯物主义者，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次我认了，几千万人里发生的事情单单落在我身上。我与人为善，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为什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只能说命，只能拿这个解释得通。”采访临近结束，何淑梅向记者说了这一番话。

今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于定罪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