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从卷宗里发现证据链不闭合外，张跃还对于英生的作案时间进行了实地测量。

检方指控的作案过程是，于英生先从家里把孩子送到幼儿园，返回家中作案，再到了单位。

“孩子、幼儿园的老师、单位的门卫都是目击证人，能证明于英生是何时离家、何时出现的，中间留给于英生的作案时间只有10分钟。从让被害人窒息死亡到伪造现场，10分钟常人很难做到。”张跃说，另外实验结果也发现，骑着于英生的车子，还是周一上午那个时间点，扣除这10分钟，除非用骑赛车的速度才能准时到达幼儿园和单位，不合常理。

没有作案动机，没有作案时间，证据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合理排除，不具有排他性、唯一性，张跃决定为于英生作无罪辩护。

在当时的法治环境里，律师为重大案件出具无罪辩护意见律师事务所要负责的。“司法局要求律师事务所要集中力量进行讨论，防止律师没有依据地乱说。”张跃回忆，皖中律师事务所的4名资深律师对该辩护意见进行了讨论，最终决定无罪辩护。

第一次开庭审理，该辩护意见并未被蚌埠市中院采纳。但安徽省高院的两次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一度让张跃等人看到了希望。“蚌埠市中院两次判死缓，省高院都没同意，说明省高院看到了案件中的一些问题，还是比较谨慎的。”

但两次发回重审后，2000年10月，蚌埠市中院再次以故意杀人罪给出无期徒刑的判决，让张跃觉得，已经没有希望扳回局面了。

根据司法实践经验，省高院在下达发回重审的裁定书后，会给中院下达一个“指导意见”。“蚌埠市中院最后敢以无期徒刑来判，省高院的意见应该是在有罪的范围内判刑，无罪是不可能了。”张跃说。

既然安徽省高院意识到了案件中的一些疑点，在1996年的刑诉法首次修改中，也已经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但法院为何还会作出上述判决呢？

“全国范围内的审判形势都是这样的，不可能立即就能实现这一点。”张跃说，从死缓到无期，还是能看出既看到了其中的问题、又不想放纵犯罪，最后以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收尾。

这样的结果，让张跃非常无奈。

于英生服刑后，张跃曾陪同于父去最高院、安徽省高院相继申诉，没有回音。看不到任何希望，张跃也逐渐放弃了继续为案子争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帮着于父补充申诉材料。“他不时会到律师所里，每次都很憔悴。”

这些行为在韩露一家看来，是在为坏人帮忙。“我跟韩露父亲原来很熟悉，后来几次看到，想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我。这个也不能怨老人，法院的判决书都形成了。这是人之常情。”让张跃更感慨的是，因为这起案子两个亲家站在对立面，各自奔忙，着实有些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