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在替胡适恢复名誉吗?

　　在百度“胡适吧”中看到一则关于“喜欢胡适的人的年龄调查”的贴子，跟贴者甚多，且年龄多为青少年，对胡适之的评价大都甚高而且充满了崇敬之情，对历史给予他的定位大都表示遗憾而且有人表示出强烈的不平。由此，我们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对胡适的评价可能有被人为地错误运用的历史情况。1949 年，钱昌照到北京，曾把胡适跟他说的关于他与共产党关系的一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其实毛泽东本人对胡适也不是一概否定。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1956 年 2 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 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显然，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胡适是有一些被错误理解与不公评价的，他是要给胡适恢复名誉的。但是，在当时有政治斗争的需要，不能马上就恢复了胡适的好名声。胡适曾经是 20 世纪中国公认的启蒙的大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我党我国很多有识之士所敬仰，包括毛泽东在内。1936 年，毛泽东在陕北跟美国记者斯诺会见时，也曾经承认五四时期“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并承认胡适和陈独秀取代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斯诺《西行漫记》)。70 多年的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人事沧桑，但是，内忧外患的变幻没有也不能改变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把 20、21 两个世纪的发展轨迹串联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陆与台湾管理层因为中华民族福祉在胡适的问题上有了更多的共识而同时表示出更加开放的姿态，胡适的社会认可率和世纪穿透力越发彰显出他所拥有的软实力和魅力。

　　二、“软实力”的核心是人的文明程度

　　“软实力”，这是一个新名词。胡适先生的时代还没有诞生出“软实力”的说法，但胡先生已经表现出其超凡的“软实力”来了。“软实力”概念是曾经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及肯尼迪政府学院 10 年院长的奈伊教授在上个世纪 80年代末提出的。他提出了“hard power”与“soft power”的概念。前者是指一国以军事强势来压制对方，完成国家政策目标;后者是指一国以其制度上、文化上、政策上的优越性或道德性，展现其吸引力。近年来，奈伊教授不断以“软实力”为题发表评论。特别是 2005 年他为《亚洲华尔街日报》撰写的《中国软性实力的崛起》一文，引起各方重视。奈伊教授指出：“硬性实力容易赢得战争;但需要软实力才能获得持久和平。”“软实力”当然不是“软弱”，它是实力的形式之一，这种观点与中国“以柔克刚”的说法相互呼应。

　　“软实力”用在个人身上，是指那种能够影响他人喜好的能力。独裁国家的领导人习惯使用威胁或直接命令方式;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则常借助说服力。因此，软性实力在政治家身上的使用是民主政治的主要手段。如果这种领导人具有人格魅力、文化素养、政治主流价值，以及推动具有合法性及道德标竿的政策，那就容易得心应手，创造政绩。相对地，“硬实力”就是通过军事强迫或经济利诱，可以拥有支配力——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软实力”通过某些示范行为的吸引力，以拥有吸纳力——左右他人愿望的能力。在现实世界中，二者常相互使用。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曾说过：弘扬美国的价值不能仅靠剑(硬性实力)，还需要靠橄榄枝(软性实力)。

　　在人类的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是那些拥有“软实力”的伟大人物：孔子、莎士比亚、牛顿、贝多芬、莫扎特、爱因斯坦。他们散发了历久弥新的智慧光芒，他们对后代子孙永远充满了吸引力，他们留下了最珍贵的遗产：文学艺术、音乐旋律、科学思维、民主思想、改革精神、开放姿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知识分子代表胡适就是这样一位最受人尊敬的、拥有“软实力”的伟大人物。

　　三、高尚不应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一个社会文明与否要看这个社会对高尚的保护和坚守水平高低。知识分子是做学问还是做高官，是追逐权贵还是追求真理，是社会文明与否的衡量标准之一。胡适用他的一生体现了他对社会文明的追求。政治上，他突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思维定势，与官场保持距离。他努力把政治与社会、阶级与阶层、国民与公民区分开来思考与践行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驻美大使是‘战时征调，他说他不敢辞避，这是胡适一生从政最长的“官职”。即便如此，胡适以“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自许，鞭策自己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他的精神可嘉之处。然而，在具体履行大使的职责时，他总感到责任重大，一发千钧。他说：

　　我从前谈文字改革、思想改革，明知其有利无害，故从来不感觉迟疑。近十年来，事势所迫，我不能不谈政治，才感觉“替社会国家想出路，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这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我们岂可不兢兢业业的思想?”近年我不能不讨论对日本和战的问题，责任更重大了，有时真感觉到担不起这大责任。然而替《独立评论》或《大公报》写文字，究竟还只是“言论”，还不是直接负责任。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的经验，才是负实际政治的责任——有一次我拟了一个电报，我的两个秘书不敢译发，要求我改动，我叫他们照原文发出。这种责任心使我常感觉担负不了!

　　1942 年 5 月 19 日，他又在日记中如此记道：

　　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

　　昨日我复雪艇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ch in t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

　　记此一事，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

　　事后，他决定辞去大使职，以打破目前尴尬难堪的局面。他立即给王世杰去信，表示既不做大使，也不做中央研究院长，他说“我舍不得北大，要回去教书”，“我要保存我自由独立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官”，“大使是‘战时征调，我不敢辞避。’中研院长一类的官不是‘战时征调’可比”。1941 年 12 月 24 日，他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可见，胡适与所谓的官场是不好苟且耦合的。

　　但是，文化界、思想界在兼容并包方面要比官场自由得多。胡适这条鱼特别适应这方水。他深明，在现代化时代，文化的融合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画地为牢，无异于作茧自缚。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价值内核，但形式不能过于呆板，否则内核迟早要干死。要传播中华文化，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不能总是眼睛向内，而需要同时着眼于世界。真正有效的软实力，总是具有某种普世价值意义的，不仅仅只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是其它国家的人也能承认且乐于接受的。文化的兼容并蓄，是维持其强盛和持久生命力的源泉。胡适说过：“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因此，胡适背负“全盘西化”、“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的骂名，引导国民思考中西文化的对撞和人类普世价值。他以其“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气魄和“照远不照近”的气度，展示出其“社会良心”的赤诚。著名外交家与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很理解胡适的用意，他说：“中国人的过去，正如多年来所努力的一样，的确有许多伟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有许多缺点。是否中国后代人应该继续维持中国的传统呢?即使是如此，他们也可因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遗产而得到极大的好处……总之，欲想建立新中国，中国人就必须吸收全世界的资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胡适先生喜欢捉住“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等几项东西不放，这样的字眼在他的短文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而这些恰是胡适先生很感气愤的中华文化的落后的地方，只有将这些落后因子扫除,才能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发扬光大。耿云志先生说，胡适这个人既具有中国忠恕，儒家讲这个忠恕之道，又有西方的这种绅士的修养，他从来不恶语伤人，从二十年代开始，青年学生、左派作家不断地以各种非常激烈，恶毒的字眼来骂他，他从来不回骂。鲁迅写那么多骂他的文章，他从来不回答，共产党这么批判他，他对毛泽东对中共也没有讲非常难听的话。但是，对于中国传统中的封建思想和落后愚昧习俗，他却表示出坚决与无情来，这就是因为他要“为社会国家想出路”。要让自己的祖国尽快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他觉得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文化上帮助人们认识所处的世界，“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他已经深信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中，一切美好的愿望都是可能实现的。

　　四、知识分子的社会力量

　　胡适的一生典型地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问题。一个人的力量与社会的管理机制如何协调共生，一直以来是知识分子不好处置的难题。一方面，知识分子要有人类社会福祉的担当，要有理想，要有超然当下的思想意志;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要顾及当局的可接受程度，不能动摇统治的社会基础。在阶级社会里，思想中的阶级意识要有清楚的边界。胡适之的性格是外柔内刚，看上去是个好好先生，可骨子里那份刚硬怕是在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都是排前几名的。

　　1956 年 9 月，胡适已 66 岁了。他在去美国加州大学讲学的途中和记者谈到《新青年》和《独立评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时说：“从那时候开始，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便不能相容。”新中国建国前那个时候，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不能相容的情况确实有，我们在建国以后，这种情况也不能尽除。问题是我们要让自由思想和共产主义尽快地相容起来。因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也是共产主义的旨归。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归入中国工人阶级的阵营是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具体的融合由于历史积淀的因素尚有许多事情要做。面对大陆的清算，胡适曾经说：“共产党以三百万言的著作，印了十几万册书籍来清算胡适思想，来搜寻‘胡适的影子’，消灭‘胡适的幽灵’。共产党越清算我的思想，越证明这种思想在广大中国人民心里，发生了作用。中国人民一日未丧失民主自由的信念和怀疑求证的精神，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便一日不能安枕。郭沫若等一帮文化奴才便要继续清算我的思想。”一句话，马上得天下，焉能马上治之。战后社会管理中的思路或多或少的让胡适的理念有了生长之地，也表明胡适所坚持要走的自由之路，有社会发展的根基。他“学贯中西，他爱护传统的文化，但不迷信传统文化。他建议人们要感到祖先伟大的文化而光荣，更要尽量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为人类创造出更光辉、更灿烂的明天。”(罗尔纲)事实上，他坚持与国民党、共产党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关键时候没有给当局做面子，当局当然也不会给胡适长脸。让胡适极为尴尬的是他的特立独行却成了国、共两党政治集团争斗的对象。1958 年，蒋介石终于成功地请到胡适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的那种扬眉吐气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你们的敌人来这里当了我的朋友。”很有在另外一个战场上获胜的感觉。

　　我的朋友胡适之在做了过河卒子后，1955 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共 200 多万字。有意思的是，当时在美国居住的胡适，认真地搜集起这些文字，并兴致颇浓地进行了批注。有人开玩笑说，全世界唯一耐心看完这八本奇书的，可能只有胡适本人。大陆方面的批判者和批判文章更多的是政治立场上的跟风而已。对此，胡绳晚年曾经说到：“过去讲，新文化运动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变成了新东西的敌对方面。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派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是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

　　胡适对社会思潮与政治动向是很敏感的。在他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他与蒋介石在中央研究院第 3 次院士会议上的先后讲话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代表的胡适与作为政治集团代表的蒋介石的不同来。蒋介石说：“……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我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胡适院长以思想学术来领导我们学术界外，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今日大陆上共匪以仇恨与暴力，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发点。其目的在消灭我国家之传统历史与文化，而必须予以“清算”，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因此，期望教育界、文化界、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发展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尽量发扬“明礼义，知廉耻”之道德力量。因伦理道德实为吾人重建国家，复兴民族，治标治本之基础。”胡适却说：……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7)》)可见，胡适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蒋介石的社会责任之路，他所强调的是思想、文化与学术等构成的社会人文之道，他以文化人的自觉在开创社会启蒙之路。他之所以敢于在总统面前针对总统所讲的内容，针锋相对，不给总统留情面，是因为他有着一种令人感叹的道德上、知识上的勇气与力量。这种勇气与力量就是内蕴在知识分子心中的社会责任，是一种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软实力。

　　李远哲先生在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强调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时说：“学术界的朋友们应该都能了解，学术研究追求创新、突破、拔尖，乃至于卓越。这种追求卓越的过程，往往与世人所期盼的所谓"平等"有所冲突。学术研究的发明有人领先、也有人落后，学术单位之间也有同样的现象。也许正是在追求卓越的背景之下，先贤将中研院定位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希望我们能扮演好带领国家研究群的雁首角色，一则与国际上最前缘的知识菁英切磋互动，二则能整合、协调国内相关的研究机构，提升国家整体的研究实力。在知识经济的新世纪里，我们的国家需要全面的科技提升，也要凸出的科技引领。我相信至少在特定领域上，中研院可做好领航的角色。”这兴许就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历史定位，在阶级社会时代注入国家的要求恐怕也是国家对知识分子“软实力”的期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