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美國是胡適一生的轉折點。留美期間，他由悲觀轉向樂觀。顯然，他後來對中國未來的充滿信心與他信奉的樂觀主義緊密相連。

　　留學之前在上海時，胡適思想很悲觀，偶見日出，霜猶未消。便寫了句：“日淡霜濃可奈何!”後改為“霜濃欺日薄”。不過，到美國後，他漸漸樂觀起來，有詩為證：

　　三年之前嘗悲歌：“日淡霜濃可奈何!”

　　年來漸知此念非，“海枯石爛終有時!”

　　一哀一樂非偶爾，三年進德只此耳。

　　英國詩人蔔朗吟，終身持樂觀主義。胡適非常喜歡他的詩句。

　　受到蔔朗吟等人的影響，胡適也成了終身的樂觀主義者，甚至被人們稱為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1914年1月，胡適在日記裏寫道：“我相信我自離開中國後，所學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這種樂觀的人生哲學了。”

　　胡適終生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因為，他的心中永遠揣著希望。1921年，胡適做了一首詩，題目即為：《希望》

　　我從山中來，

　　帶得蘭花草，

　　種在小園中，

　　希望花開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時過;

　　急壞看花人，

　　苞也無一個。

　　眼見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風回，

　　祝汝滿盆花!

　　這首詩曾被臺灣音樂人譜成曲，四處傳唱，風行一時。藉此，胡適把希望像蘭花草一樣種植在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心中。

　　1933年三月，日軍攻入承德，如入無人之境。胡適大感恥辱，撰長文《全國震驚之後》。一日，他和老友羅鈞任聊起此事，羅十分消沈，說：“這個民族是沒有多大希望的;既不能做比利時，又不能做普法戰後的法蘭西。如果我們能相信，此時屈服之後，我們能在48年後翻身，我們也不妨此時暫且屈服。但我是沒有這種信心的。”

　　胡適聞聽此言，十分不爽，反駁道：“你這種人生觀與我的正相反。我曾說：一個強盜臨刑時，還能把胸膛一拍，說，‘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我們對於我們國家的前途，難道沒有這點信心嗎?”

　　周啟明周遊日本後，對日本人有這樣的評價：“他們痛快的玩，痛快的做事。”胡適欣賞這種態度，說：“一切有生氣的民族都當如此!”

　　胡適認為，西方人樂觀，有信心，所以才敢於夢想。受其影響，胡適留美後也非常看重夢想，曾說：“夢想作大事業，人或笑之，以為無益。其實不然。天下多少事業，皆起於一二人之夢想。今日大患在於無夢想之人耳。”

　　在胡適眼中，歐洲人的長處是敢於理想。一個標誌是，西方哲人在著作中構築了不少烏托邦。如柏拉圖之《理想國》，倍根之《新亞特蘭蒂斯》，穆爾之《烏托邦》，聖阿格斯丁之《上帝城》，康德之《論萬物之終結》等。對於烏托邦，胡適的看法是：烏托邦者，理想中的至治之國，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胡適說，當今民主政體雖還不如康德所設想的那麽完備，但已遠遠超越了柏拉圖所設想的。

　　英國詩人丁尼生曾寫過這樣的詩句：

　　吾曾探究未來，憑眼極力眺望，

　　望見世界之遠景，望見將會出現之種種奇跡;

　　看到空中貿易不斷，玄妙之航隊穿梭往來，

　　駕紫色暮靄之飛行者紛紛降落，攜帶昂貴之貨品;

　　聽到天上充滿吶喊聲，交戰各國之艦隊在藍天中

　　央廝殺，降下一陣可怖之露水;

　　同時，在遍及全世界之和煦南風奏響之颯颯聲中，

　　在雷電之轟鳴聲中，各民族之軍旗勇往直前;

　　直到鳴金收兵，直到戰旗息偃，

　　息偃在全人類之議會裏，在全世界聯邦裏。

　　胡適慨嘆，此詩句當時句句是夢想，而現在基本都成現實，除了最後兩句——但誰又能斷定最後兩句就一直是空想呢?

　　這首詩讓胡適有了這樣的信心：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無不可見諸實際之理想。

　　胡適的信心首先是對科學的信心。

　　早在1914年6月29日，胡適在美國和幾位好友倡議成立科學社，創辦一個月刊《科學》，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為宗旨”。

　　1930年10月23日，科學社迎來十五周年慶典，胡適做了一首《中國科學社歌》以示慶祝：

　　我們不崇拜自然，他是個刁鉆古怪。

　　我們要捶他煮他，要他聽我們指派，

　　我們叫電氣推車，我們叫以太送信，

　　把自然地秘密揭開，好叫他來服侍我們人。

　　我們唱天行有常，我們唱致知窮理，

　　不怕他真理無窮，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在《漫遊的感想》中，胡適寫道：

　　“我們坐在人力車上，眼看那些圓顱方趾的同胞努起筋肉，彎著背脊梁，流著血汗，替我們做牛做馬，拖我們行遠登高，為的是要掙幾十個銅子去活命養家，——我們當此時候，不能不感謝那發明電力的大聖人，不能不祝福那制作汽船汽車的大聖人：感謝他們的心思才智節省了人類多少精力，減除了人類多少苦痛!你們嫌我用‘聖人’一個字嗎?孔夫子不說過嗎?‘制而用之謂之器。利用出入，民鹹用之，謂之神。’孔老先生還嫌‘聖’字不夠，他簡直要尊他們為‘神’呢!”

　　在胡適看來，科學可以“制作汽船汽車”，可以減除人類多少痛苦，堪稱“神”，值得我們信奉、崇敬。

　　在《東西文化之比較》一文裏，胡適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點

　　“ 我們的祖先將一切器具歸功於神是很對的。人是一種制造器具的動物，所以器具就構成了文化，火的發明是人類文化史中第一個新紀元，農業的發明是第二個，文字是第三個，印刷是第四個。中古時代世界各大宗教，從中國東海橫行到英國，將世界的文化都淹沒了。直到後來發明了望遠鏡、汽機、電氣、無線電等，世界文化才到今日的地步。如果中古時代那些祭司們可稱為‘聖’，那麽，伽利略(Galileo)、瓦特、斯蒂芬孫、模司(Morse)、柏爾(Bell)、愛迪生(Edison)、福特等，就可稱為神，而與伯羅米修士(Prometheus)、卡德馬斯(Caddmus)居於同等的地位了。他們可以代表人群中之最神聖者，因為他們能夠利用智力，創造器具，促進文化。”

　　文中，胡適告訴我們，正是科學使人類對自己有了信心：

　　“現在我們環觀四周，中古的宗教還存在，巍偉的教堂還存在，一切廟宇還存在;但是我們何以對於人生的觀念完全變了呢?這種變遷，是因為人類近兩百年來，發明了許多器皿與機器，以駕馭天然的財富與能力。利用這種機器，就可以節省人工，縮短距離，飛行空中，通過山嶺，潛行海底，用電流來拖我們的車子，用‘以太’來傳我們的消息。科學與機械可以隨意運用自然。人生逐漸舒適些，快樂些;人類對於自己的信仰心，也加大些。這樣，人就把自己的命運，握在自己的手掌中了。”

　　胡適通過對比，告訴我們，中國在當時“雖則是用科學方法”，但只限於書本上的學識，對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無所補救;當時的日本則不同，“她很不客氣地接受西方的機械文明，在很短的時期內，就造成了新式的文化。”

　　關於文化的演變過程，胡適的看法如下：“最初人類本身是制造器具的動物。發明新的器具，以勝過物質的環境，因而就構成了所謂的文化。後來人類感覺得與自然奮鬥太辛苦了，於是躲避在精神生活之下，而造成中古之黑暗時代。直到後來科學與機械興起，大家才又恢復從前那種自信心，而產生現代西方的新文化。”

　　1932年7月3日《獨立評論》第7號發表了胡適一篇文章《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文中，胡適給即將畢業的大學生開出三劑“防身的藥方”。

　　其中第三味藥就是“你總得有一點信心。”

　　胡適說：“一個國家的強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鐵律的。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和恥辱，都只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我們要收將來的善果，必須努力種現在的新因。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這是我們今日應該有的信心。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於過去的不努力。

　　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

　　為了論證信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胡適舉了巴斯德的例子。

　　“法國被普魯士打敗之後，割了兩省地，賠了五十萬萬法郎的賠款。這時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學家巴斯德終日埋頭在他的實驗室裏做他的化學試驗和微菌學研究。他是一個最愛國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學可以救國。他用一生的精力證明了三個科學問題：(1)每一種發酵作用都是由於一種微菌的發展;(2)每一種傳染病都是由於一種微菌在生物體中的發展;(3)傳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養之下，可以減輕毒力，使它從病菌變成防病的藥苗。——這三個問題，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國大事業沒有多大的關系。然而從第一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釀酒的新法，使全國的酒醋業每年減除極大的損失。從第二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教全國的蠶絲業怎樣選種防病，教全國畜牧農家怎樣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的醫學界怎樣註重消毒以滅除外科手術的死亡率。從第三個問題的證明，巴斯德發明了牲畜的脾熱瘟的療治藥苗，每年替法國農家減除了二千萬法郎的大損失;又發明了瘋狗咬毒的治療法，救濟了無數的生命。所以英國的科學家赫胥黎在皇家學會裏稱誦巴斯德的功績道：‘法國給了德國五十萬萬法郎的賠款，巴斯德先生一個人研究科學的成績足夠還清這一筆賠款了。’”

　　故事講完後，胡適得出如下結論：

　　“巴斯德對於科學有絕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國家蒙奇辱大難的時候，終不肯拋棄他的顯微鏡與實驗室。他絕不想他的顯微鏡底下能償還五十萬萬法郎的賠款，然而在他看不見想不到的時候，他已收獲了科學救國的奇跡了。”

　　二次大戰後，有人認為，是兩個原子彈毀了日本，殺了幾十萬人，他們便說，科學是殺人武器，是毀滅世界文化的大魔王。胡適不同意這種說法，他依舊對科學抱有信心，他說：“害怕科學，咒罵科學，這種議論是錯誤的，在一個大戰爭的時期，為了國家的生存，為了保存人類文明，為了縮短戰爭，科學不能不盡它的最大努力，發明有力量的武器，如第二次大戰爭裏雙方發明的種種可怕武器，但這種戰時工作，不是科學的經常工作，更不是科學的本意，科學的正常使命是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才智來求真理，求自然界的定律，要使人類能夠利用這種真理這種定律來管理自然界種種事物力量，譬如叫電器給我們趕車，叫電波給我們送信，這才是科學的本分，這才是利用科學的成果來增進人生的幸福。”

　　科學可以救國，可以產生新文化，可以“使人類痛苦減除，壽命延長，增加生產，提高生活”。因此，胡適對科學充滿信心。

　　胡適對教育亦有信心。

　　胡適是一個溫和的改良派而不是一個贊成革命的激進派，所以，他認為，社會的發展要從加強教育入手。再造文明要從教育入手。

　　“那常使國家變成人間地獄者，正是人想把國家變成天國之一念。”這句話出自詩人荷爾德林之口。海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的第二章卷首引用了這句話。

　　胡適喜歡這句話，曾對此作了一番解釋：“所有社會激進主義不可避免地導致獨裁政治，因為只有絕對的權力才能完成激進革命的任務;只有暴力和無條件的恐怖主義政治才能完全推翻現存社會秩序。”

　　胡適反對激進和狂熱。他曾把羅素的一句話記在日記裏：“狂熱者一次次遭到失敗，因為他們企圖做不可能的事，或者因為他們的目標是可能，但手段不科學。”

　　1915年3月3日，曾任美國總統的塔夫脫在康乃爾大學講演。胡適聽了講演，認為其講演“有警策處。”並在日記中錄下其中一句：“嘗見叢冢中一碣，有銘曰：‘吾本不病，而欲更健，故服藥石，遂至於此。”胡適欣賞此句，因為它譏諷了激進主義。

　　胡適曾給女友韋蓮司給過這樣一封信，內容如下：

　　“ 說實話，吾對造反者甚感同情。可是，吾不贊成現今之革命。吾一貫堅持，通向開明而有效之政治，無捷徑可走。有些人主張，君主制是政治發展之一必經階段，吾對此亦不贊成。吾以為，倘若缺乏某些確定的、必要的先決條件，那就無法保證獲得一個好政府。有人認為，為達到國內統一與強大，中國需要君主制;又有人認為，中國只有實施共和政體，才能創造奇跡。吾以為，上述兩種主張皆是愚蠢之舉。倘若缺乏吾所謂之‘必要的先決條件’，那麽，無論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皆不能救中國。吾輩之職責在於，準備這些必要的先決條件——即‘造新因’。”

　　在給好友許怡蓀的信中，胡適更具體地說明了他的“造因之道”：

　　“……適以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只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從教育入手來改變國家當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胡適認為這個過程不可超越。在給維廉斯教授(女友韋蓮司的父親)的信裏，胡適表明了這個態度：

　　“作為個人來說，吾倒寧願從基礎建設起。吾一貫相信，通向開明而有效之政治，無捷徑可走。持君主論者並不期望開明而有效之政治。革命論者倒是非常渴望，但是，他們卻想走捷徑——即通過革命。吾個人之態度則是，‘不管怎樣，總以教育民眾為主。讓我們為下一代，打一個紮實之基礎。’

　　這是一個極其緩慢之過程，十分必須之過程，可是，人卻是最沒耐心的!以愚所見，這個緩慢之過程是唯一必須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須，又是人類進化之必須。’”

　　20世紀30年代，教師忙於索薪，學生熱衷學潮，文憑貶值，高校畢業生就業難，所有這些教育界弊病讓不少人對當時的教育十分灰心，有人悲嘆，教育破產了。

　　胡適不同意“教育破產”說，他認為，高喊教育破產的人是害了一種“沒有胃口”的病。所謂“沒有胃口”，就是“無論什麽好東西，到了我們嘴裏，舌頭一舔，剛覺有味，才吞下肚去，就要作嘔了。胃口不好，什麽美味都只能‘淺嘗而止’，終不能下咽，所以我們天天皺起眉頭，做出苦樣子來，說：沒有好東西吃!”胡適認為，這個病癥，“看上去很平常，其實是死癥。”

　　在胡適看來，高喊教育破產的人，其信心之所以淺薄，是因為他淺嘗輒止，剛嘗了一點教育的味兒，就皺著眉頭說，教育是吃不得了。由此，胡適得出結論，教育越失敗越要加強教育，“欲要救濟教育的失敗，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擴大那個下層的基礎，就是要下決心在最短年限內做到初等義務教育的普及。”

　　胡適對經濟制度、民主政治也充滿信心

　　胡適認為，隨著物質享受的逐漸增加，人類的同情心也逐漸擴大，“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成了人類社會的發展目標。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當然要靠制度。胡適推崇西方文明，在他看來，西方社會能夠靠制度和法律使得大多數人能過上幸福的生活。“除了用科學與機械增高個人的快樂之外，還要利用制度與法律使大多數人都能得著幸福的生活——這就是西方最偉大的精神文明。”

　　倘使大家都能過上幸福生活，社會必須救濟窮困弱小者，胡適認為，救濟有兩種辦法，一是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一是國家利用權力，制裁資本家，保障弱小貧苦者。於是，社會出現了“社會主義的大運動”：

　　“私有財產制雖然還存在，然而國家可以征收極重的所得稅和遺產稅，財產久已不許完全私有了。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的必要，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伏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動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

　　後來，胡適在文章中一般不提“社會主義”一詞，代之以“社會化的經濟制度”，對這種制度，胡適的解釋如下：

　　“這樣的經濟制度，一方面並不廢除私有財產和自由企業，一方面節制資本，征收級進的所得稅，供給全國的用度，同時還可以縮短貧富的距離。這樣的經濟制度可以稱為‘社會化的’。此外，如保障勞工組織，規定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間，用國家收入來救濟失業者，這都是‘社會化’的立法。”

　　胡適認為，經濟制度社會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個共同的理想目標。

　　有人認為，救濟要靠人性的改變，靠公德的提高，胡適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救濟的關鍵在於制定種種防弊的制度：“中國有句古話說：‘先小人而後君子’。先要承認人性的脆弱，方才可以期望大家做君子。故有公平的考試制度，則用人可以無私;有精密的簿記與審計，則賬目可以無弊。制度的訓練可以養成無私無弊的新習慣。新習慣養成後，保管的責任心便成了當然的事了。”

　　對於民主政治，胡適也充滿信心，他說：“我是學歷史的人，從歷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體專制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為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就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自由大潮流，大方向。”

　　胡適的信心並非建立在空談之上，而是建立在“學”之上，用胡適的話來說就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

　　“老實說，我們不須怕模仿。‘學之為言效也’，這是朱子的老話。學畫的，學琴的，都要跟別人學起;學的純熟了，個性才會出來，天才才會出來。

　　一個現代國家不是一堆昏庸老朽的頭腦造得成的，也不是口號標語喊得出來的。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鐵軌，汽車，電線，飛機，無線電，把血脈貫通，把肢體變活，把國家統一起來。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教育來打倒愚昧，用實業來打倒貧窮，用機械來征服自然，擡高人的能力與幸福。我們必須學人家怎樣用種種防弊的制度來經營商業，辦理工業，整理國家政治。”

　　學，就是模仿。而“一切創造都從模仿中來”，人，如此;國家，也如此：

　　“一個民族也和個人一樣，最肯學人的時代就是那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等到它不肯學人的時候，它的盛世已過去了，它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時期了，我們中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正是我們最肯模仿四鄰的時代：從漢到唐、宋，一切建築、繪畫、雕刻、音樂、宗教、思想、算學、天文、工藝，哪一件裏沒有模仿外國的重要成分?佛教和它帶來的美術建築，不用說了。從漢朝到今日，我們的;歷法改革，無一次不是采用外國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歷法是完全學西洋的，更不用說了。到了我們不肯學人家的好處的時候，我們的文化也就不進步了。”

　　胡適的信心不是打腫臉充胖子，而是建立在“反省”的基礎上。胡適說，倘若我們不肯反省不肯認錯，就會“事事責人，而不肯責己”，所以，他認為，“今日第一要務是要造一種新的心理：要肯認錯，要大徹大悟地承認我們自己百不如人”

　　在胡適看來，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須建築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上，這個基礎，就是“反省”：“反省就是要閉門思過，要誠心誠意的想，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了罪孽所在，然後我們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災滅罪。……經過這種反省和懺悔之後，然後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們自己正是撥亂反正的人，這個擔子必須我們自己來挑起。”

　　胡適的信心也不是盲目樂觀，而是建立在已經取得的成績基礎上。在《再論信心與反省》中，胡適寫道：“我們民族這七八十年來與歐美文化接觸的結果，雖然還不曾學到那個整個的科學工業的文明…究竟已替我們的祖宗消除了無數的罪孽，打倒了‘小腳，八股，太監，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得監獄，夾棍板子的法庭’的一大部分或一小部分。……這些祖宗罪孽的崩潰，固然大部分是歐美文明的恩賜，同時也可表示我們在這七八十年中至少也還做到了這些消極的進步。”

　　在《悲觀聲浪裏的樂觀》中，胡適再次強調，幾十年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績雖“還不夠抵抗強暴，還不夠復興國家”，但卻讓我們“鼓起更大的信心”從而在將來取得更大的成績。

　　急於求成急功近利者往往意誌脆弱不堪一擊，遇到一點波折或經歷一次挫折，信心滿懷的他們會立刻灰心失望。所以，胡適一再提醒人們，只有明白了“任重而道遠”的艱難，才不會喪失信心：

　　“古代哲人曾參說的最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先明白了‘任重而道遠’的艱難，自然不輕易灰心失望了。凡是輕易灰心失望的人，都只是不曾認清他挑的是一個百斤的重擔，走的是一條萬裏的長路。今天挑不動，努力磨煉了總有挑得起的一天。今天走不完，走得一裏前途就縮短了一裏。‘播了種一定會有收獲，用了力決不至於白費’，這是我們最可靠的信心。”

　　參透了任重而道遠的奧義，那麽，我們得一寸有一寸的歡喜，得一尺則有一尺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