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考证学，对于古籍和文字语言工具的整理，确是有功的。用来建设哲学，确只有戴震和章炳麟二人。然在戴震的时侯，考证古籍，尚限于儒家的经传，环境尚囿于汉、唐、宋明的风气，内的尚未能考证到周、秦诸子的古籍，外的亦没有西洋传来宗教、哲学、科学的环境风气;故戴震的哲学，当然不能有章炳麟的恢大。但我过去读戴东原集，已曾觉得他哲理的精审、出于宋明儒者上的，他本儒言矫正程、朱处，有很多的。而同时即感觉他对佛学无所知的，且对于老、庄的亦无所知。

　　胡适是有他先入为主私人意见的，以他承袭于美国、实验主义派哲学的私人意见，用来裁断一切配合他胃口的摭取，不合胃口的便忽略或攻击它。他所持的私人意见，正和宋儒所执着「得于天而具于心的天理」一般。不是的话，何至今日戴震盲目的连写「老庄释氏」四字，说宋儒所从出的攻击，仍不能一分析他讹谬。

　　戴震的哲学，所说心知血气，和道理性命，及人性的善，扩充心明，去私蔽不去情欲，可说皆极当的;和宋、明儒家两派，各有同异的一边，而胡适未知、戴震亦自不知。我昔曾论宋明儒学，说宋明儒家的说理气心性，有二大别：一、大程说气即理，故说：「祇此一阴一阳是道」。又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小程说气非理，故说：「离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的是道。气是形而下的，道是形而上的，形而上的即是理。他认为道「理」不是阴阳气，而是所以阴阳「气」的，故理气为二。朱熹承小程说，极主张理气二;而陆、王是承大程气即理说以说唯心。大抵理异气说，每执他所说理和佛辨;气即理说，以无径界的标准物原故，每不和佛辨。由此可知大程、陆、王为一派，小程、朱熹为一派。戴震力攻去「得于天而具于心之理」，而说道即阴阳五行气质，正同了大程、陆、王派，只攻去小程、朱熹派所执的理。因血气心知皆现变的实事，现实无不是有质、有力、有感觉的;说质为血，说力为气，说感觉为心，说「血气心知」和说「质力感觉」无异。大程就力说气，陆王就感觉说心，戴震就质力说感觉，说阴阳五行血气心知皆同。就变化的现实说，在佛说五蕴色心，说唯识变亦同就变化的现实说。而小程、朱熹所执的理，得于天说天理，即为佛学所破的法执;具于心说人性，即为佛学所破的我执。佛学即以破此我法执的理说真空，正同戴震破朱熹派「得于天而具于心之理」。而戴震、胡适等，反盲目地说佛学的「真空」为朱熹派所执的理，真不知颠倒到何处去了!在这一点，焦循看到了，故说戴氏论性和王阳明同，同的即不于心气外另有一执「性理」的。胡适不知，却扯到另一戴和王不同的点上。不知另一点──方法──虽不同，不妨此一点却同的。禅学明心见性的语句，儒家最多误会，而以攻击他误会的为攻击禅学。不知所说明心，恰同戴氏扩充心的明，由无明的心以求明的真，积力久而明明相继圆明了，是说明心，亦说心明。戴震所说闻见不可不广，而惟在能明于心，一事豁然，便无馀蕴;更一事亦如是，久久心知的明进于圣智。虽未学的事，岂足以穷其智哩!致其心的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又岂用知一求一哩!这为禅学「明心」二字的确诂。所说见性，此中性指「事物真是如此的真相」，说心既明了，便能照见事事物物真是如此的真相。戴震所说实体实事，同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理得了。而天地的大，人物蕃，事为的委曲条分，苟得其理的，如直者的中悬，平者的中水，圆者的中规，方者的中矩，然后推于天下万世而准。能如是，是为得理，是为心的一样。所有天地、人物、事为求其必然不容易，理至明显的。胡适亦从而称说：同于科学家的证实。不知「证实」一名，正「见性」一名的确诂。性、真实的说，有时说真理，有时说实相，有时说真如，有时说如实，都同指显见现证的事物真相。而戴震等毫不知「明心见性」一语是何义，只盲目地妄施攻击，真同自己打自己一般可笑!胡适且妄说禅宗是「个性」的，唯识是「共相」的，他意说见性只是见「个性」，只是见朱熹派所执「具于心的理」。不知此是佛学所破的「我执」，所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的我执相，岂是禅宗所说「明心见性」所见的性呢?胡适亦算看了几本佛书的，并此不知，于是如戴了着色眼镜的人，终是无法令见真色的，聪明的胡适，变成了如此煳涂的胡适，真是奇怪!上说了戴震同大程、陆、王而异小程、朱熹的一点。今再说戴震同小程、朱熹而异大程、陆、王的一点。上一点是本体论上的同异，此一点是方法论──或知识论──上的同异。在方法论上，大抵大程、陆、王所指为支离琐碎的，却是小程、朱熹、戴震所精进的;小程、朱熹、戴震所斥为空疏的，却是大程、陆、王所视为易简践实的。又大抵有重知、重行的可分，然重行亦期在知，重知亦期在行。清闲的贵族哲学派，欢喜从学问上求知，知而不行，乃成了重知派;勤劳的平民哲学派，欢喜从事行上求知，便成了重行派。戴震、胡适和朱熹，都是贵族的重知派，从线装书上做学问以求知的方法，戴震以有考证的新经学做了基础，实在比朱熹高明精密得多。况小程、朱熹，都在本体论上误执了一个天理，横在胸中，如马衔勒一般，致不能如戴震的从容考求经义，故戴震尤见特长。而这一点，却是最配胡适脾胃的。胡适于戴学，最反复表扬的，亦只在这一点。特胡适于线装书外，更加了洋装书的学问。而大程尤其是陆、王，都是重行的，忽略而且排斥专在书本上做工夫的，故此更为胡适所不取。至于佛学，这两派方法都有，大抵禅宗、律宗、密宗、淨宗是重行派，唯识、三论、天台、华严是重学派。仔细批评起来，学问上的知识，是袭取他人──古书或外国书──的假知识，事行上的知识，才是形徵实验得来的真知识，孙中山所说行易知难的知识;真科学从博察事物、印证现实得来的知识，都是从事行来求得的真知识，必定不是胡适式所袭取西洋的假知识。而且中国此时所急需的：一方为颜元、李[王恭]、吴稚晖、卫中式重农工商的真科学技艺，以为教育经济中心;一方为孔仲尼、王阳明、孙中山式的事功德行的真哲学精神，以为政治道德中心。决不是中西合璧的八股先生式的胡适哲学，断然可知了。

　　然宋儒在行为上，都注重居敬的一点，等于肃括主义，流于狭隘而严苛责人。独阳明主张和愚夫愚妇相同的同德，焦循亦从而和他。而戴震亦大呼以无私通天下的情，遂天下的欲，以顺民众饥寒号呼、男女哀怨、垂死冀生等情欲;而责宋儒空指一绝情欲的感者为天理，以理杀人，而别出理的定义说：「理者，情之所不爽失者也」。说：「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故其理为世事经多、皆学问的理，亦为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理。此人情世业泛应曲当的众条理，即儒者所说的理。戴震所说的礼，至当不易的即是。故焦循一方採阳明和众愚同德的情欲，一方主张以礼调解情欲的争乱。以礼是情欲的理，情欲的理，动在食色而止在仁义，和单称说「理」的有不同。单称说理，如数学的公式，是死板的;情欲的礼，是生活的。前者是自然科学的理智，后者是人生哲学的礼智。人生哲学的礼智，是兼重和解感通的，不同自然科学的理智，专在是非裁断的。兼重和解感通，故导德齐礼;专在是非裁断，那导致齐刑。礼的不是理，等于白马非马。故焦循说治天下以礼不以理，没有甚麽不同于戴震，且足补充戴震、遂人情欲纤微无憾的理，施于行事。胡适但读书谈理而不习行事，遂欲以自然科学理智的理，裁断人生情欲;不知以死板格式的理杀人，此正同今日共产党、以唯物史观的理杀人所本，其酷烈尤甚于戴震、所大声号呼的以理杀人。然戴震以无蔽无私非无欲排佛，亦因为他不知佛的盲目攻击。佛八正道：一名正见，即无蔽的智。二名正欲，即无私的情欲。正欲即信愿等，正须大欲特欲，何尝无欲?所无的欲，即蔽的痴、慢欲，私的贪、瞋欲是。佛学常以自他兼利的乐利为善，故佛学在人生哲学，亦为最大的乐利派，不是老庄和宋儒的澹泊刻啬派。戴震、焦循等，以人性为善性的。性分、指人分得于气质的才能，较禽兽等优秀的以为善。此亦同于佛学以「人的众同分性」，较「馀有情众同分性」为有向上发达可能的为善，同其义指。然佛书性的一字，用是不同，昔尝分为十义，去说明的，别见我的性论。今此同戴震所说的人性，那为「众同分性」中的人同分性。换句话说，即「人之类性」，但胡适以为即是血气心知，不知戴说是指人类分得于道、限制于命的血气心知上分位，说名性;非即血气心知的。血气心知是实物，性不是实物，但是托现在血气心知上生来的分限。在人类血气心知上生成的分限，即为人性;在马类、牛类血气心知上生来的分限，即为马性、牛性。不是实物的原故，不同朱熹等所执的理性。是分限的，不即是血气心知。戴氏虽知其义，说的亦未能明晰。在此尚须加数语的，在前方法论中重学、重行的二派，求知方法都未完善;即兼二派的方法而合一的，亦未能完善的。由声量──声量指古今贤哲一切的学说──而比量，由比量(理智)而现量(证智)，此重学以求知的方法。由现量而比量，由比量而声量(声量指所立的学说)，此重行以成的方法。重学以求知，未至现量证智，那为袭取的假借知识，未是真知识的。其声量闻智、但作为考据的训诂;其比量理智，虽已为经过逻辑训练的科学、哲学知识，然坐谈而实未践形去做，做事时将仍不免无所措手足的迷乱。其所得知识，至多可以着书立说，和为注入式教育的教授罢，此即胡适一流的。重行以成知，未至声量是不足以喻他人，未至比量是无自决其现量的实当与否，故说皆未完善的。欲得完善的，是在行而知、知而行。行而知、知而行的精进不已，换句话说，即现量而比量、比量而现量的精进不已。亲从环境感受，实验于农工政教生活，产生科学、技术、文艺等，是行而知、知而行的第一重真知识。亲从心身修养，变化于气质根识生活，产生哲学、德行、圣智等，是行而知、知而行的第二重真知识。从此精进而不已，由佛学八正道生活，而趋向无上遍正觉的大路。禅宗是经从第二重做起的。宋明儒是欲将第一重、第二重沟通而范归孔、孟的，然而结果不大佳，惟阳明较有成就。人生今世，固不必局嵴孔孟，以欧美新方法以产生农工政教新学术，以佛、儒善方法以产生身心社会新道德，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