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历史留言 2020.4.10

一、血柒的风采──英雄的父亲

父亲孙志登，农历1907年正月27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祖父亦曾做过董事，手里亦有些田产，后被西洋鸦片腐蚀，抽大烟全部败光，连母亲赔嫁的一点首饰都付于烟粉。父亲也只能上几年寒学，辍学在家，拾粪划草，打工度日，却写的一手好字。我妈妈家原来也是富足人家，但房子两次被鬼子烧毁，最后只能自搭丁头舍子苟且生活。我父母就是在这样外患内忧下，由两个富家变成穷家后的组合，46年土改时，贫农，分了地，分了牛（一条腿）。

1940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皖南事变，毛主席、党中央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开劈盐阜革命根据地。父亲就是在敌伪反动势力盘踞东坎、八路军及新四军革命力量占据农村、日伪力量还很强大的大背景下，40年底，抱着翻身求解放、赶走日本鬼子的革命理想，参加革命。41年春任糜滩区蒲西乡第十保保长，同年秋加入共产党，42年春任蒲西乡农会会长，在阜宁县委和区政府的领导下，和侄子孙海洋（乡指导员）、孙永军（九保保长、民兵中队长）一道，扛起了蒲西乡巩固抗日民主政权的重担，组织带领群众闹革命，求生存，抗击日冦，反“扫荡”，反“伪化”……

他首先组织发动群众，向嫡叔伯哥哥孙志群为代表的地主，给长工涨报酬一倍、每人做一套小褂裤的斗争，迫使孙志群签字划押。接着，促使其他十个保的地主，照此办理。再接着，以“同宗不同道”鲜明的阶级立场，向叔祖辈孙其篆、孙其明、孙其岭、孙其基四个大地主借粮度荒、减租减息，虽然斗争很棘手，但同样取得了满意的胜利……

1943年二月，日本鬼子第二次占领东坎，日伪经常下乡扫荡，糜滩区政府设在靠海边的二十层，蒲西乡和东坎只有张家河一河之隔，处于抗战前沿。我父亲他们有约二十个人的地方武装（模范班），和敌人构成拉锯之势。那时鬼子经常下乡“扫荡”，反“扫荡”就成为这支武装民兵的重要任务，我父亲他们能几天几夜不回家。后来，鬼子伪军下乡“扫荡”，我父亲他们得到信息，首先组织群众“跑反”。我们全家，奶奶用小车子推着，一起往刘太庄五淦方向撤离。后来，经常发生，我父亲就把奶奶和我们女的留家里，只把大哥二哥他们带走。为对付日伪，我父亲他们日夜兼程，动员群众挖了一条从东坎到刘太庄的“洼大沟”地壕，便于群众“跑反”，子弹打不到。挖壕的人，中午发花生饼子吃。平常，还有小刀会，日伪武装一般也不敢轻易下乡。有一次，我父亲带领“模范班”同志（地方民兵），和日伪交上火，因敌人太多，被迫撤退，而“土大喷子”太重，只好忍心舍弃。当年的孙志良还记得鬼子见路旁小树碍事，腰刀一抽，把小树齐刷刷的劈成两截……

43年3月，我父亲带领民兵队，穿着部队发的格制纺服装，活捉日伪坐探刘玉明，在洪套小坟茔予以枪毙，解了群众心头之恨。

43年5月，我父亲带领民兵队，又迂回绕道到东坎东圩门，一下子抓捕日伪坐探11人，押解到五份滩大坟茔（现通榆五淦村）杀死，和日伪进行生死较量，盘据在东坎的日伪发狠：“一定要拔除在浦西的这几根‘钉子’”……

1943年6月29日，浦西、浦南、浦东三个乡干部和县区分工干部，在我们家召开西南战区紧急会议。当晚9点多钟，我父亲和乡长李富才及两侄儿孙海洋、孙永军来到狼毛墩子第七保保长袁广文家，和保里干部积极分子，一共十几个人，一起检查夏收藏粮情况，传达上级反“扫荡”的部署。会议开到早半夜结束，外边下着雨，靠近的人都走了，我父亲叔侄三人和乡长李富才（倪石儒？），欲等雨停了再走。谁知会议走漏了风声，买大烟的汉奸刘章奎的老婆（当伪军的两个儿子，被模范班李富年、李富春他们镇压），一夜四趟跑东坎，向日伪军（和平军）告密，伪阜宁县保安队100多人将狼毛墩整个庄子围得水泄不通。起初，日伪军不敢蓦进，僵持到天亮，捣墙洞，峰涌而上，我父亲叔侄三人拔枪（小手充子）堵击，谁知，火药受潮，一个枪也打不响，被敌绑架。当时我父亲身上还带有农会公章……李富才（倪石儒？）藏在柴草垛里，敌人踩了几次，没有发现得了。这一天，狼毛墩子一个庄子共被敌人抓去57个人。

到东坎，所有人都被关在油坊大院子里，我父亲叔侄三人是干部，单号隔离。最后，大多数人，老百姓被家人花钱保了出来，敌人扣留了骨干分子13个人。我母亲送牢饭，不得近前，只好请父亲表兄弟葛兆坤的儿子──雅号“半条腿”（父子当伪军）代递牢饭。“半条腿”把牢饭送到门口，鬼子连伪军也不把情面，跟他甩起一握颈（滨海方言：耳光），打翻在地，未送得成。

因为我父亲“是大匪头”，敌人则重点严刑逼供，灌辣椒水，坐老虎凳，上踩杠……竭尽折磨之能事……父亲考虑到对我们后辈子女负责，除主动承担自己是头头外，其它自始至终没吐露一个字给敌人。我父亲是一个刚强的人，生前对自己人──乡干部、武装民兵，经常讲：“要活的没得把他们，要死的把他。”在去二十层救治时，对母亲说：“反复考虑，不能交。不交是死，交也是死”……

我父亲叔侄关压期间，糜滩区区长李朴夫专门召开了营救孙氏叔侄的会议。敌人亦提出交50支枪或450斗小麦同意保释的要求。区乡两级政府和我们的亲属，千方百计，人请人，人托人，我们请东坎镇镇长胡晓余（和三姐有奶亲）做工作，平保。海洋、永军两家，钱未交给胡晓余，他们请当时神通广大的两边通吃的恒二奶奶（孙志恒老婆）帮保，把钱交给她，她把钱粮弄哪里去了，不得而知。当时孙志恒对他老婆打包票有看法：“要注意喃，人命关天的”……所以《母亲真言》里有“请人保的，没得用…哪去保得出来啊…他家里打的一塌糊涂”的话。到第八天上午，7月7日，伪军（和平军）派人到胡晓余家拿钱，铁不够数，招待鸡蛋瘪子，吃都不吃，发着狠走了。谁知，敌人奸滑狡诈，于当日下午，仍将我父亲叔侄等13人，惨绝人寰地杀害（剌刀、砍刀）于东坎中市桥南的大坟茔……我父亲享年36周岁。

那天下午，日伪有一二百人，进行了严密地部署，挖了一大一小两个坑。为了威吓群众，把到场的一千多群众围在“杀场”外围。其中，亦有我们准备营救的同志，但人数有限，无能为力，有的人暗自流泪。敌人行凶时，先把10个群众骨干，用剌刀一个一个捅死於大坑中。后是我父亲叔侄三个干部，用大刀砍，长刀戮。敌人将我父亲双臂反绑着，逼跪着直面看着两侄儿。先一个，孙永军，头被一刀砍下。再一个，孙海洋，胸口被连戮七刀。最后轮到我父亲，在常人“吓就吓死了”的残酷现场，他自始至终，反而无所畏惧了，反而“把胸口挺起来”，要死得痛快……敌人为何要把我父亲放在最后？就因为他是“大匪头”，是他们最恨的，是非要把凌辱罪给他受的……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的虚构和夸张，现场确实就是这样的，我父亲就世前那个晚上就是这样对我母亲、二舅、区里干部和医护人员讲的。

同年十一月份，日本鬼子从东坎撤出后到阜宁。第二年六、七月份，阜东县委和糜滩区政府在大桃园召开追悼三烈士大会，有两、三千人到会。会场很大，庄严肃穆，四周用各家门板刷上宣传标语，围起来，我母亲和三姐参加了大会。阜宁县委领导、糜滩区委李朴夫书记等讲了话。大会宣布，为纪念三烈士的英雄事迹，成立三烈乡（？）（后成立坎南人民公社时，改三烈大队，再公社还乡时又改为三烈村）。大会结束，演出了《白毛女》。我母亲从头至尾，心如刀绞，不堪回首，大哭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

解放战争期间（？），35旅，上千人经过，自己煮饭吃，举行了重大的扫墓纪念活动……

二、生死考验──悲壮的最后三天四夜

鬼子抓捕我父亲叔侄三人以后，经过七天的严刑拷打，我父亲已“皮开肉绽”，鬼子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终开杀戒。

行刑时，鬼子和伪军将孙海洋、孙永军蒙上眼，将我父亲双臂反绑着，逼跪那里朝着看，刁残至极。因孙永军不把蒙头，鬼子甩起一刀，先将他的头剁下，跺下坑（他母亲后来收尸安葬时，将他的头洗干净，再和他的身子连接起来，放进棺材）。接着孙海洋，连戮七刀。最后是我父亲，先对胸口、肋间、喉咙连戮三刀，接着用刀背拴眼，计四刀。喉咙、眼睛淌血水，惨不忍睹。

俗话说，六月的天，娃娃的脸，此时下起雷阵雨，鬼子和伪军草草埋点土，就是《母亲真言》里所说的“头都没平得下去”，就跑了。再接着就是我母亲和两堂嫂去南坟茔杀场收尸（现滨中位置），母亲小脚跑不动，又遇鬼子阻挠：“枪冲得了（滨海方言：要枪毙）”，“模范班女人”……未得近前。

两堂嫂从狼毛墩子用大木桶划过河，绕道到南大坟茔，扒坑寻尸。

我父亲此时已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两堂嫂发现还有动静。问“您是哪个？”“孙志登。”“您侄儿喃？”“全杀得了，在我身底下呢。”“你们把我手解开来”……才解下一只手，两堂嫂看到伪军二次来“改刀”，吓得赶快跑了。我父亲意识到敌人近前，屏住呼吸，鬼子未发现活着，就又撤回去了，我父亲躲过这一再劫。在一切平静下来后，我父亲忍着剧烈的伤痛，拼力爬到干坂（高土坡）上，挪啊挪的，爬到了芦黍（高粱）棵里……

再接着，是我大姑母家（住东坎鱼市口巷子）得知我父亲被杀的信息，姑嫂两个凭一股亲情，绕道到大坟莹，想探个究竟。听到哼声，发现我父亲“还有一口气呢”……于是有了大姑父的父亲于大爹，花两斛小麦，顾两个人，傍晚时，用大柳筐把我父亲经过狼毛墩子，抬到当时孙大桃园我们家的经过。

我母亲当时在家，哭得肝肠寸断。我三姐哭得最狠，把二舅的眼泪都哭下来了。此时，二舅吕金鹤正和大家商量如何收尸，我母亲一听说父亲被人抬回来还有气呢，陡添十分精神。父亲被人从筐里扶下来，母亲一把抱住父亲，问：“杀哪几处的？”此时的父亲，身上的血，已被雨水冲去了不少，残留的也已凝固，只有喉咙喘气时，还有血水往外冒……就这样，铁打的汉子，人扶住，还自己挪到屋内，母亲拿了一张蓆子，舖在地上，让他睡在上面……在家停留一宿，一阵疼起来，母亲后来说：“我的手颈都要被他勒断了”…几次昏死过去，全家人个个心如油煎，束手无策，甚至用童子尿，让他喝下去止疼……谁知，食管已损伤，喝点水从食管流出来……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听说鬼子又要下来搜查找人，一吓，在村干和民兵高志华（解放后我三姐入党介绍人）、高志荣等好多人的帮助下，把他连大哥一起先转移到离家有二里地的“四丁头”棒头棵（玉米丛）里藏起来。那时，正是六月天，赤日炎炎似火烧，后又设法安排到杀猪的尚哑巴家避酷热，再后来，我母亲他们也过去了。糜滩区区长李朴夫得到我父亲还活着的消息，立即写信给乡干部，派两个区干部专程送信来到我们家营救。来的两个人，下晚赶到我们家，都配带盒子枪。我叔父孙志广看信后，不敢带他们去四丁头，就让三姐带他们去。到尚哑巴家，还有人瞭望，我二舅吕金鹤（二舅从我父亲被捕，直到安葬，一步也没离开过我们家）配合，和村干部一起组织十来个人，用担架把我父亲抬往海边二十层区政府后方医院抢救。当时，找的人，有人不大想去，送信的人把合子枪往桌子上一拍：“人家为革命，为大家，命都不要了，让你们抬人，有什么难的？”……然后，让我母亲和二舅跟着，齐心协力地抬往二十层。中途，雨夜，又看不见路，只好在蔡桥王圩洞二姑母家住了下来。谁知，二姑母白天听说父亲被杀，此时正连夜在赶往我们家的路上，路道相左，未遇……熬到天亮，继往二十层。后来据讲，在二姑母家，父亲呕吐的食物，鸡子吃下去，都毒死了，至今是个迷。

在区政府后方医院，因当时医疗条件极差，主治医生又远出执行任务，只有护士擦点消炎水，打点止痛针，哪能治得了我父亲如此沉重的伤势，又熬了一天一夜，于七月十一号凌晨四点左右，钢铁般的父亲，刹手人环，抛妻别子，舍战友，离党而去……

在这最后的三天四夜里，特别在后方医院止痛针稍稍止疼以后，还喝了点米汤，能说话了，我父亲断断续续把他被日伪抓捕、在獄中遭受酷刑拷打、经受生死考验、所思所想（包括想老娘，想儿女，想人搭救……），及行刑现场惨不忍睹的全过程，很多事情，忍着食管血泡，都对母亲、二舅和区干部、医护人员一一讲了。其中，包括还有侄儿孙海洋患蛇胆疮，散会怕雨水而未及时走；敌人包围时，孙海洋、孙永军已冲出去了，又被逼了回来；乡长李富才躲在柴垛底下，敌人踩了几次没踩得出来等。另外，有一句话，斩钉截铁地说：“如果能活下来，将来见到鬼子、伪军，见一个杀一个”，报仇血恨……真可谓：酷刑已受够，鲜血已流干，只剩恨与仇，“仇恨入心要发芽”。然而，他又说：“就是能活过来，将来也是瞎子”……我母亲安慰说：“只要能活过来，瞎子，我养住你”……最后，到半夜时分，还是我二舅劝母亲：“不能让他再讲了，让他息一息吧”。这一息，就没有再醒过来。

之后，糜滩区政府派人把我父亲遗体送回来。同时，又委派我二舅，避开敌人视线，到八巨买了副棺木，将我父亲悬葬。就这样，日伪仍没放过我父亲，又来搜查过一次，发现人的确死了，才作罢。后来，在乡干部和二舅的料理下，安葬於现在的墓地处。

父亲牺牲后，母亲挑起了老老小小一家八口的重担，“那个挑得动呃！”……

在之后的50年间，我母亲（虚38至88岁）每每回忆往事，讲起父亲，都泣不成声，痛定思痛，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平时也只好压下这一段心酸而又悲壮、值得自豪的历史，尽量减少她的悲痛。

三、苦难铄金──革命的“沙奶奶”

我母亲，孙吕氏，本名叫吕金华，农历1906年3月27日出生，1993年8月19日仙逝，享年虚88岁。

我母亲，毫不夸张的说，是一个聪明智慧的母亲，勤劳俭朴的母亲，敬老爱幼的母亲，勇敢革命的母亲，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比起沙家浜里的“沙老太婆”，没有两样，是名副其实的英雄母亲，这绝不是虚夸奢谈，只是没有发掘、宣传和弘扬而已，以下面的事实为依据。

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优秀（坚强、成功）的女人。”1941年，在毛主席“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大旗下，我父亲在县区政府的领导下，挑起了浦西乡农会会长的千斤重担。这里很重要的条件之一：必须得到母亲的同意和支持。而我母亲，不但同意、支持了他，还协助、帮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克服了很多困难，同样承担了众多的责任、风险和付出。

一、父亲牺牲前后，解放前

1940年底，地下工作者王海秋第一个来到我们家，动员我父亲参加革命，说“有马同骑，有官同坐”……之后是凌醒（又名凌影、凌奔，钟期光政委的爱人）发展我父亲入党。从此，新四军的干部和地方党政领导，经过我们家，住过我们家，可就多了。如五分区区长李朴夫（后做苏北行署主任）、苏北行署于丛文部长（大套人）、民运队赵年（女）、严韵若（女）、葛海波（女）、顾群（女）、顾振（女）等。上级领导钟期光政委（后上将）、江华政委等。

赵年，八滩人，认我母亲做干妈妈，于部长和她谈恋爱……

还有一个部队团长？？？，23岁，骑白马，住我们家，有一个营兵力，搞工农联欢……吃联欢饭……他欢吃螃蟹，一次，剥的螃蟹黄子，没来得及时吃，臭得倒掉了。他想把我的大哥带走，因大哥还小，又在大姐家，没去成……

李朴夫区长前后两次住我们家，一次住了一年多，他的爱人叫胡百流，脸上有点麻子，教师出身，可有水平了，她当时有个女儿，叫红春，和我，和钟政委的儿子小明子差不多大，会唱歌，我看她们格房，跳绳、写字，钟政委夸红春聪明伶俐，我很羡慕……

还有新四军苏北办事处的姜（？？）处长，把办事处设在我们家，早出晚归。才来时，问李朴夫：“这家能不能住”？李朴夫回答：“当家人和我们一起干革命的，被鬼子杀得了，还有什么不能住”……姜处长的警卫员叫李保存，当得知两个哥哥被敌人杀害了，哭得可伤心了，一天没吃饭。晚上站雨地里站岗，母亲让他到屋里来，他说不能，保卫首长是他的责任……

再就钟期光政委住我们家，我母亲特地把奶奶安排到邻居家去住，腾地方让他们夫妻俩住。曾发生这样一个笑话：我的叔伯大爹早上到我们家借大椋子（滨海方言：水桶）抬水，不意识（滨海方言：没有注意细节）地门一推，发现钟政委夫妻俩个睡一头，头靠头，认为是件稀罕事，捂着嘴，笑着说给人听……凌醒第二次住我们家，是鬼子投降后，来办纺纱厂的。葛村长出主意，让我们锯了两棵树，打了两台纺车，三姐十一岁就开始纺纱，一斤纱换二斤棉；大哥学会了弹棉花。我母亲曾问凌醒：“我们这家今后怎么办”？她要把三姐带去当护士……

另一个陈县长，住我家，家是地主，地方分他家土地，要批斗他父亲，他父亲来找他，他写信给地方，支持地方政府一切按国家的土改政策办……结果地方干部只分了他家地，没有批斗他父亲。

等等……

对这些革命干部，对部队的首长，因为战斗的残酷性，来来往往，不但我父亲配合他们行动，就是我母亲，也一直热情地接待他们，为他们烧茶煮饭，还经常帮助父亲和他们站岗放哨……其中有几件事，我母亲和哥哥，时不时地还会经常提起，有的还充满了惊险，这就是“三藏一钗”：

一是“藏干部”。一次，一个在敌占区探听消息的干部，被认识他的人发现了，报告伪军。伪军派两个装成卖布的探子，尾追下来。这个干部从狼毛墩子扑河跑到我们家，请我母亲让他躲一躲。我母亲让他脱掉湿衣服，藏到锅屋奶奶睡的小房间里，放下门口草薕子。伪军探子拿出“抗条”，问我母亲：“看到一个人跑过来没有”？我母亲说：“没看到，我们穷人家，穷日子还过不过来呢”……两探子不敢进屋，生怕中弹，一直守到天晚，发着“怕死必死”的狠，走了，这个干部躲过一劫。但这个干部，后来再也没来过我们家，我大哥老说他“没良心”……凑巧的是：我父亲也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况，也是被敌人追赶，躲到周鹏程（当时是教师，解放后滨海县县长）家，周爱人把他掩护下来，说是“家里人”、“扛的是大镐”……

二是“藏枪”。43年春，新四军经过我们家，开大会，首长就站在我们家猪圈顶子上讲话。出发时，父亲一起送他们走，有十几支长枪带不走，就留在我们家。当天夜里，我母亲让三姐孙梅到东山头上望风，让大哥孙永波剩夜黑，树围，在屋后先把柴垛搬开，挖了个地窖，把枪藏了起来，再把柴垛复原，用绳子吊砖头系牢。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部队才派人来取了去……

三是“藏文件”。？？年，王海秋调走了，不知是什么特殊情况，一个公文包不便带，让我母亲把它藏起来，说以后写条子派人来拿。我母亲在锅屋咸菜坛子底下挖个坑，藏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他写信派人来，来的人也可能不便携带，只是把文件拿走了，包不要了。解放后，我母亲把它送给二表哥刘跃忠家儿子税务学校毕业当工作包了……当解放后再谈到王海秋时，我大哥不知从哪里得到的信息，说：“不谈他了，当叛徒了”……

一钗，就是“钗眼睛珠子”。父亲牺牲后，一次，一个日本鬼子被打伤，掉队瘫在田埂子旁，母亲听人说，立即背起草篮，拿起镰刀，说：“去把他的眼睛珠子钗下来”……后因鬼子救援来了，未能得手。

二、解放后

解放后，住我们家的人也很多。副专员韩玉朴，县委书记熊国香、苗雨田，苗雨田的警卫员叫黄文艺，下来检查工作，也住我们家。县监委书记陈立才带统购统销工作组惠金明等七个人住我们家一年多。他三十岁生日，母亲特为他杀鸭子、加菜、做面条，弄得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他爱人和母亲闲谈时，曾经提到过陈书记什么时候出生的，母亲做了个有心人。陈书记中暑了，她到处委（滨海方言：到处打听寻找）雪水解暑；感冒了，挖芦根熬汤，无微不至，他们都说我母亲“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陈立才《岁月留痕》回忆录中有这方面一些美好记录）。

三、特别值得浓墨重彩的是，43年我父亲牺牲后，母亲不得不为革命挑起了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80岁老母；两个儿子，长子孙永波14岁；四个女儿，大姐17岁，我当年两岁。正如母亲所说：“一天一顿不周全”、“这个担子，那个挑得在动呃”。

劳作上，我母亲靠巧手给人家做长袍，换工种地；我大哥当年14岁就开始扶犁耕田耙地、弹棉花；大姐、三姐一天要纺一斤半棉线，腿脚肿得像瓦礶；二姐操持家务，一日三餐，精打细算，个个服她；我四、五岁也要挑菜拾草，七、八岁和姐姐们一起翻山芋行子，同样一人一行，翻到头，腰都直不起来，干脆往埂上一睡；割草，天晚到家，夜里，母亲摸我的头顶上发现还有被草篮绳勒的沟，母亲舍不得的，哭了一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生活上，在政府有困难、部队有困难、群众都有困难的的恶劣形势下，我母亲又是一个十分要脸面的人，从来不向政府伸手，乞求告怜。特别在父亲去世最初的三、四年里，虽然得到了政府部门的不少关注，领过救济粮，但解决不了常年累月的根本问题，仍承受了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艰难困苦，以非凡的坚强，仍神奇般地熬过了“四个大关”，除四姐外，全部活了下来。

吃的：有时一天吃一顿或吃两顿，或煮一顿吃一天，各种野菜（破纳头、麦荠菜、盐蒿菜、徐徐菜、竹节菜、灰条菜、雀舌菜、麻子菜、胡萝卜茵子、麻萝卜茵子、山芋藤叶子、桑树叶子、榆树叶子、茅草根、芦根等等），凡能吃的，都吃过了，变着花样，想着法儿，搭配着，度过一天又一天……我奶奶一到晚上，就“小三子，问问你妈，有晚饭没晚饭？”没有，就忍饥睡觉了……有一年，政府发救济粮，我母亲顶着雨，踏泥泞，跑十多里路，领回一块半豆餅子（群众半块），我们几个小的立即抱着啃，我母亲在父亲灵牌前，心疼地大哭一场，真是肝肠寸断……就这样，三姐回忆说：妈妈特别要面子，我们家都早早吃饭，不准任何人到人家相嘴（滨海方言：看着人家吃饭嘴馋的样子）。我们饭后串门子，妈妈把我们嘴唇上抹点油，人家问我，今吃的什么饭，我三姐就说，“鸡鱼肉蛋，家常便饭”，后来人家送三姐一个绰号──“三摆子”（滨海方言，摆子意即在别人面前炫耀、显摆）……

穿的：真是正穿三年，反穿三年，补补纳纳还穿三年，大的做，小的接。冬天，单棉袄，单裤子。我母亲心灵手巧，全家老小的衣服，全她做；破了，全她补，后来姐姐们大了些，也能帮上忙了。做衣服，买土布，用树叶子汁染色，没让一个人光着身子。

盖的：两、三个人合一床被子，旧棉花胎子，睡的芦苇草铺……

住的：老房子，墙年年要泥。母亲小脚，但她仍用土车子推土，和泥，跪着泥，累得吐血，用水嗽嗽嘴，息会，喘喘气，继续泥。平常，哪天睡过整夜觉？常常劳累过度，晕倒栽在地上，睡会，走走神，爬起来继续……后来，因为部队和地方干部来来往往，经常住我们家。？？年，幸亏工作组筹划，每人筹借30元，帮助把房子又重新翻盖了一下，一住几十年。好多年后，我们家才把借款还掉了。

疾病：这是对全家人最大的威胁。各种疾病都经受过了。母亲无钱请医，就寻找偏方，不学成医。各式各样的土方，都应用过，约二十多种（备述）……

父亲牺牲第二年，真是“屋漏偏蓬连天雨”，祸不单行，我母亲得了一场大病，鸽草疯，整整一百天。病危时，二舅想把房子行条抽下，卖了，抓药治病，为她准备后事，可她怎么也不同意，说：“我宁愿用芦蓆卷了，也不能让孩子蹲墙地根……”，后亏得贵人刘训平（医生）相帮，才死里逃生。再说牙疼，母亲四十来岁，满嘴牙就掉光了，可想而知，受的是何等的艰苦。二姐得了团子病，母亲煮癞蛤瘼给她吃，以毒攻毒；二姐不肯吃，挟了扔到桌肚里，我小，不知深浅，拾起来吃。三姐打疟疾，发高烧，迷迷糊糊地走掉下河，大哥把她救上来。四姐三岁得天花，无钱就医，夭折了。我五岁阿米疤痢疾，拉血和脓，坐小马子上一个多月，起不来，眼睛堂凹下去多深的，差点丢了小命……

我母亲做事，用她话说：“做一、带二、望三、想四”……她吃的苦，受的罪，可想而知，无言以表，用刘和刚的表白，真可谓：“生活的苦难有三分，她却吃了十分”。用她自己的话说：“人说黄莲苦，我比黄莲苦十分”。就这么酸甜苦辣，煎熬了几十年，直到把我们所有儿女都拉扯成人、成家。大哥46年（17岁）入党，解放后当上了乡共青团书记，农业社社长，坎南农具厂厂长，县柠檬酸厂厂长。三姐49年（17岁）参加工作，51年当上了乡妇女主任，副乡长。最后的我，也成了我们家唯一识字较多的人。祖母也活到了88岁……可以说，母亲背后是：日日心酸，夜夜泪奔，千斤重担，一人独扛……玩强不息，大爱无疆。

所以，母亲去世时，全家人，个个哭得死去活来，就是一个念想：对不起母亲，晚年陪伴她老人家太少了。七十多岁的大姐，扶柩哭晕过去好几次。六十四岁的大哥，挽灵哭诉了母亲几十分钟，陈述母亲为家为国、为儿为女、平凡而伟大、既令人辛酸、又令人起敬的一件件、一桩桩往事……大哥50年20岁结婚时，因家境实在拮据，母亲不惜丢下脸面，跟人家借了一顶帐子应付，满月送还人家……母亲曾说过：“苦熬了，累熬了，愁熬了，不是舍不得你们啊，早自尽了”……

就是这样坚贞的母亲，从来没有躺在父亲的功勋簿子上，躺在自己对革命的付出和贡献上生活，过着“一天一顿不周全的日子”。平时，全家人从来没有向政府伸过手，要过救济，也不知道伸手。但因为我们家毕竟是烈属，所以平时部队和政府也给予了一定的关顾。如44年，部队还给我父亲继发了一件黄大衣，我母亲把它剪了，为全家每个人做了一双鞋。土改前，乡里安排过代耕队和对社会统一安排的救济粮，如黄棒头、小麦（全生虫子）、豆餅子（数量上多些）。至于其他，直到19？？年，只有母亲一个人，开始享受国家每月三元、生产队每年500斤粮食的扶恤。

现在好了。按现行政策规定，在农村的二哥和没有工作的二姐，现在每月能享受国家560元抚恤补助和55元的水电补贴了。母亲如果还活着的话，现在每月可享受国家2630元的抚恤补助，可她无缘苦尽甘来了──我们认为：这也正是她无私奉献、值得后来所有人敬仰的地方。至于我父亲叔侄三烈士墓，去年政府又筹资23万元，重新修建，有了通道，有了场地，庄严肃穆。去年清明节，还让我二哥在墓前给小学生进行了一堂革命传统教育讲演，上了电视和《盐阜大众报》。我二哥的三间平房，政府又化了8000元，屋顶翻盖，墙壁和地面水泥重抹……我前不久清明回乡扫墓，看到这一切，情不自禁的振臂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习近平总书记万岁！”

革命自有后来人，红色基因永流传。2012年10月，外孙子陈碧在“天堂纪念网”上创建建了《孙志登孙吕氏纪念馆》（百度检索关键词“孙志登”即可查看），供亲友们随时祭奠……

五点说明：

一、 《母亲真言》、《历史留言》，有些事件，有些情节，尚需进一步调查核实。但就基本事实，主要情节，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可信的

二、 《母亲真言》里，母亲讲的事，在层次上，虽然表达不尽全面、完整，但对一个多病、88岁、不识字、悲痛万分、情绪炕奋的年迈老人来说，已难能可贵了。有些事件，有些情节，只能靠我们自己去调查了解，逻辑推理，客观公允、重新整合了……

三、 孙梅、孙永海、孙红的回忆，有些事件，有些情节，也因为时隔之久远，亲历或未历，出现一致或不一致，知道或不知道的情况，也在所难免。就如孙红对母亲的录音，录音里有些话，分辨不清，孙红自身现在也不能回忆清楚，就是例证。

四、 由于对历史、对革命、对地域、对所有事件不可能全面完整地掌握，所以片面、错误也同样在所难免，我们只能力求相对准确。但有一条原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绝不能违背良知，生造事实，回避错误，胡编瞎扯。

五、 可悔的是：作为所有的后人和亲人，过去没有留心和精心收集、记录、整理这批惊天地、泣鬼神的悲歌壮举，没有发掘和弘扬这个具有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的真实故事。大哥永波虽然多才多艺，但由于“爱面子”，生活一直很低调，就连李朴夫这样了解全面情况的领导，都从未去拜访、求助过。

材料来源：滨海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滨海英烈》、《烈士命名镇村行》（64）、周正新《桃园三烈士》、孙梅《我的母亲》、《英烈父亲革命的妈》、孙红《对母亲非常珍贵的录音》、陈立才《岁月留痕》、《铁军》2013年第8期《寻访新四军老战士——永不退色的女战士胡百流》、滨海电视台、盐城电视台、《盐阜大众报》有关报导、陈德全对孙梅、孙永海、孙红、孙昌栋、孙烈新的回忆笔录、录音。

孙红、陈德全

收集整理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