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我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而钱瑗是外语系的老师，她只是我广义上的老师，并没有直接教过我。在大学里，隔系如隔山，不要说不同系了，就算是同系不同级，甚至同级不同班，也少有往来。如果不是“文革”中打破了系与系之间、师生之间的界限的话，我大概也不会与钱瑗老师交往。

　　钱瑗的母亲杨绛　交往也必得有个机缘。那个时候，我和外语系学生张仁强来往甚密，他常来我宿舍串门瞎聊天。那天我们走在校园里，学校美工组正在架设梯子画毛主席挥手的彩色油画;仁强指着其中一人说：“钱瑗。”在此之前，我从他口中听过这个名字，也知道她当时在历史系任教的丈夫因被怀疑是“五一六”分子而被隔离审查期间在学校自寻短见，当时他自尽的宿舍楼还拉上“某某某自绝于人民!”的大标语，名字被打叉。是仁强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那是她的丈夫。我一直也不敢向她问起此事，也不知道应该说甚么才好，只得好像甚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甚么都不说。不说，当时是因为不会说话，如今回想，大概也是不忍触痛她内心的伤处。但从表面看来，她斯文如昔，说话柔婉，但我想，所有的暴风骤雨，她都在默默承受。

　　有一天中午在饭堂吃午饭时碰到她，我和她站在饭桌边一面吃饭一面聊天，说起翻译小说，提到傅雷，她说是世叔伯，但他译的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没看过。这个长篇小说在文革前便被视为宣扬“个人英雄主义”，当然上不了中文系的课堂，甚至学校图书馆也不出借;文革期间更加无处可寻。我手上存有一套，便借给她看了。她看完后说了甚么，我都不记得了。

　　我却记得，在我获准移居香港，即将离开北京时，我又在吃午饭时在饭堂碰到她，我向她告别，她笑说，好多年前她爸爸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钟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说：“硑房间!”原来，大学者钱钟书也被广东字“硑”难倒，“硑”字也看成“有”了!

　　我来香港后，一直都有和钱瑗通信，那时我在补英语，她在信中便告诉我许多学习英语的方法，可惜我太懒，终究也没有所成。当然，我的资质也远远不及钱瑗，即使我用功，只怕也无法长进。钱瑗上大学时的专业是当时在内地最吃香的外语———俄语，留校任教后，由于教学上的需要，转向英语。这种转型，我想不是人人都可以成功的，但她做到了，而且业务冒尖，除了家学渊源之外，定必还有过人的智力和自身的努力。怪不得杨绛这样写她：“阿瑗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1990年，钱瑗又到英国访问半年后经香港回北京，那天晚上，仁强在尖沙咀请她吃饭，我作陪。饭后到他当时在美孚新的家小坐叙旧，然后我们再送她回她借宿的中文大学宾馆。当我们的车子徐徐开走，我回头一望，夜色中见她仍站在那西班牙式建筑门前挥手。这是我离开北京后第一次重逢钱瑗，没想到竟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她。

　　她回京后仍有书信来往，只是本来就不密，往后就越来越疏，以致音讯全无，我也不以为意，觉得大家都忙。当她去世的噩耗传来，我简直不敢也不能相信。读《我们仨》才知道，她1995年腰痛求医，1996年一月住院。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她信中从没透露过。我又想起，上世纪80年代中，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钱瑗还请她爸爸题签赠我，由她寄来。我并没有见过钱钟书，这本书一直留在我书架上，每次望见，恍惚便闪烁着钱瑗老师那斯文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