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家反目一个申诉，一个告状

韩露父亲想给死去的女儿报仇，讨回公道。这位内向的老人话语不多，也不太向妻子表露自己的想法。他唯一宣泄情绪的方式，就是告状。

没怎么出远门的老人一趟趟到合肥 、北京有关部门递材料，争取一个枪毙凶手的结果。“他那种精神状态，想去就去吧，也没法制止他，不就是花钱嘛。”

其实，两位老人没多少钱了。他们原有的积蓄大部分给了女儿装修房子。事发后不久，韩父所在的工厂倒闭，连续两年没发工资。而随后的一波三折，更是将老人几近拖垮。

一审判决后 ，于英生提起上诉。1998年9月，安徽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心想凶手得不到应有的惩罚，韩父积郁成疾，大口吐血，住院一周后，交不起住院费，朋友送来1000块钱才把病治了。

次年9月，蚌埠市中院维持原判。于英生继续上诉。2000年，安徽省高院再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由于涉及隐私，案件不公开审理。韩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得以旁听。庭审结束，因恼怒于于英生在法庭上的某些为自己辩护的言语，韩父突发脑溢血，又被送入医院。

同年，蚌埠市中院改判于英生无期徒刑。于英生再次上诉。2002年，安徽省高院维持原判。不久，于英生到阜阳监狱服刑。

面对这一结果，卖掉女儿房子才得以做成心脏支架手术的韩父已经有心无力了。“我就跟老伴讲算了吧，你命都没了，还能干啥。”何淑梅说。

同样是这起案子，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另一位老人也在蚌埠和合肥 、北京之间多次往来。

这位老人是于英生的父亲于道欣。他是山东文登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后转业到蚌埠。

这位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老党员在儿子被抓后一夜白了头。“我们上查五辈，历史都清白。”于英生的哥哥于宁生说，他们清楚于英生的脾气，觉得这起案子并非他所为。为此，他们到蚌埠、合肥请多位律师帮忙辩护。

儿子开始服刑后，于道欣带着申诉材料去最高检、国家信访局。“住在北京的地下室里，湿气大，但便宜，吃咸菜啃馒头，老人一住就是一个月。”于宁生回忆，为了给儿子洗清冤屈，昔日冲锋陷阵的退休老干部放下自尊，一遍遍去找有关部门。“人家不见他，他就在门口坐一天。但他讲党性，从来不闹访。”

材料一趟趟送去，没有回音。老人继续送。过年有人送来年货，老人也不舍得消费，转送给别人，帮忙打探消息。为了找门路，老人上过当受过骗，“都数不清多少次了”。

就这样，一个为了女儿伸冤，拼命告状；一个为了捞儿子，拼命申诉。两位倔强的老人为了子女，各自在余生里拼着老命。

2009年6月，79岁的于道欣因糖尿病住院，医治无效离世 。他临死前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通知老家亲属，一切从简，所有的积蓄外带部分抚恤金都用于给二儿子于英生申诉争取自由。

2010年，没有等来满意结果的韩父也耗完了自己的生命。单位给的丧葬费不到1万元，买不起墓地，老人的骨灰盒至今存放在殡仪馆里。“他没走之前，我们两个讲好了，不买墓地，把钱留出来给外孙用。再说，要个墓立碑有啥用啊，女儿没了，谁来祭奠你？”何淑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