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中旬，我到了新疆塔城，祖国对我是那么亲切，我很想立即找到党，但是，此时的我已是人生地疏、身无分文了。在那里我遇到了许多从东北流落来的青年，他们向我介绍了新疆的局势，建议我先在新疆住下来，再慢慢找党。我于是先到塔城行政公署做文书工作。不久，又报考新疆军校。结业后，分配到新疆督办公署翻译室作翻译。此后，又曾到库车骑兵第三连、督办公署参谋处翻译室、新疆军校高级军事研究班做翻译工作。最后又回到新疆军校，任普通学教官，教授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等课程。

　　1941年，我和有俄罗斯血统，回国不久的年轻姑娘瓦莉亚，也就是张春燕结了婚。

　　尽管我时时想回到党的怀抱，以使自己能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当时的新疆形势十分复杂，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新疆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就一直有共产党人在这里从事动员人民、组织人民的革命活动，但并没有公开的党的组织。1938年7月，我在库车骑兵第三连当翻译。当时的库车县长是林基路，我们夫妇和他及夫人陈茵素常有往来。陈茵素做妇女工作时，也常常带上张春燕。我曾向林基路谈起自己的经历和参加革命活动情况，林基路告诉我现时新疆没有党的组织，暂时无法解决组织问题，但要努力学习，不要灰心，不要堕落，将来一定会回到革命队伍的。

　　这时的新疆督办盛世才一方面投机革命，表面上表示要靠拢共产党，实行“反帝、亲苏、和平、建设、清廉、民平（民族平等）”的“六大政策”，另一方面却利用庞大的特务组织对一切进步活动进行严密的监视，把那些有进步倾向，或者他认为与他意见相左的人或者谋杀，或者投入监狱。特别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以为苏联要完蛋了，便公然撕破追求进步的假面具，转而投靠国民党。大肆逮捕有进步倾向的军政人员，杀害共产党人，变本加厉地镇压一切进步活动。库车骑兵第三连也被调回迪化，马匹、枪支被收缴。整个部队，士兵复员，军官遣散，全部瓦解。我和一些军官被软禁。

　　一次张春燕抱孩子去市立医院看病，在走廊中碰到陈茵素抱着儿子库尔班看病，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张春燕问她住在哪里，她没有回答。张春燕回来告诉了我。我当即设法请医院中中俄混血的女护士给陈茵素转去几十元钱和一封给狱中人员的信。不久，接到陈茵素请人转来的信，说林基路和周斌（即毛泽民）、徐杰（陈谭秋）已经牺牲了，并随信附来林基路的遗作《新囚徒歌》，以及她的《思夫曲》。还说她们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曾经绝过食。这件事使我对盛世才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决心反盛世才。我也作了可能被捕的准备。我告诉张春燕，万一我出了问题，就让她带着孩子回苏联。

　　1944年4月，新疆政局又起风云，由于国民党官僚到新疆后，自恃有“中央”支持，以“征服者”姿态出现，常常胡作非为，纳妾、贪污、豪赌，又轻视本地人员，对新疆政事随意抨击，甚至大骂盛世才，使盛世才深受威胁。于是先从他认为受国民党影响较大的原新疆军政文教界的干部和大批学生着手，将他们也带上红帽子，逮捕关押。8月13日开始，盛世才又大规模逮捕国民党派来的中上级人员。消息被重庆得知后，蒋介石决定把盛世才调离新疆改任农林部长，盛世才在迫不得己的情况下，离开了新疆，结束了他对新疆十多年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走后，新疆军校改名为“中央军官学校第九分校”，我调政治部任科长，不久又代理了训导主任。我利用政治部接触人多的机会继续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活动。

　　在这一时期，我经常在一些有正义感的同事中进行揭露国民党的宣传。并由赵丹导演，演出了反对汉奸殷汝耕的话剧《夜光杯》。此剧内容是，女主角因为暗杀未遂而牺牲，由于她的死，激起革命而将汉奸消灭掉。我对剧本作了修改，加进了反对用个人冒险代替革命行动，而不去动员群众的一些内容。同时在女主角牺牲时旁白道：“全中国还在黑暗的统治之中，我未能看见祖国的彻底解放就死去了，希望后来者继续战斗”。以后又根据一部苏联抗德战争的剧本，改写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内容演出。这些演出获得了社会好评，但也引起国民党宣传处的注意，说演出中有“共产党语言”。

　　在这些活动中，我结识了一群进步青年，其中有张伯中和赵普林。他们曾坐过牢，并且在狱中自发地组织了一个叫“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秘密组织，参加的人多半是他们在新疆学院的同学和原《新疆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他们拿出以共产党章程为依据的“同盟”纲领草案给我看，我也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在新疆军校的活动，并参加了“同盟”。整个同盟有数十人，许多人曾在新疆学院受到过林基路的直接教育，或者曾受过中共和苏共的影响。大家都希望能直接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流落到新疆的东北人多半不愿再留新疆，都在寻找出路。“同盟”于是派张伯中去重庆找党的领导。其他人暂留迪化继续活动。

　　不久，新疆军校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国民党派了宋希濂来第九分校当主任，唐井然当副主任，另一个十分反动的叛徒孙浮生当政治部主任。此人一到后就到处宣称，新疆军校一定有共产党活动。说这种学校竟然一条国民党的标语都没有就是问题。还对人说，“我看姚艮就像共产党，我到军校就要好好地整他”等等。我和一些同志虽然也在暗地里进行反对“孙猴子”的活动，但大多数人都先后被以各种名义调走了。在学校已很难活动。而且得知校方正在收集我的材料，再呆下去很危险，于是先把妻子张春燕和两个孩子安排到哈密去，然后以探亲为名，离开军校，到达哈密。在哈密找到先期去做发动工作的同志，发现许多熟悉的部队军官都已撤换和调走，无法开展工作。原先希望落空，也进一步感到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否则，这个自发组织的“共产主义联盟”纲领想象得再好，口号提得再响亮，只能是空谈多，无法进行实际的工作。

　　我于是决定去重庆。但也有顾虑，与党接上关系后，在国民党不断制造磨擦，企图挑起内战的情况下，将来不管被派到战争前线还是去秘密战线工作，妻儿的安排都是一个问题，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负担，影响党对自己的工作安排。但如果自己独自一人走了，把年轻的妻子一个人留在新疆，那么她又如何能带领两个幼儿生活呢？此时我的心情十分矛盾。

　　在作了反复思考后，我下定了为革命事业作出个人牺牲的决心。我对妻子说，为了革命，只有和她及女儿暂时分别，由我带着儿子先去重庆，等事情有眉目后，再来找她们母女俩。深明大义的妻子含着眼泪说：“你放心的走吧，谁叫我是你的妻子呢？等你有了着落，我再带女儿去找你。实在过不下去，我就回苏联西伯利亚找亲戚，去当个工人也可以把孩子拉扯大。我们总会再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