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下旬我返回双城县看望双亲后，又于9月初乘船到黑河看望伯父。但没几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我就在当地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到青年学生中、到戏院里、到马占山回到黑河后的抗日群众集会上发表抗日演说，在地方报纸上发表抗日文章。后来又和共产党员、《民族日报》编辑李德才一起，共同协助绥滨县县长陈庸的抗日武装活动。经伯父姚介忱帮助，我们从黑河盐仓缉私队弄了一批武器，武装了陈庸的游击队。

　　1932年9月25日，我与李德才抱着扩大游击队力量的幻想，由黑河渡江到对岸的苏联布洛戈维申斯克城，目的是为了学习军事和请求给予武器援助。

　　然而，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我们的希望落空了。日寇侵占整个东北以后，不断地在中苏边境制造磨擦，远东局势十分紧张。对苏联来说，当然要尽全力应付。但是他们却未能采取正确的动员民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包括长期居住在那里，并且曾为苏联革命献身出力的中国侨民的方针。实际上，当时苏联正处于历史上那段极不正常的清党和肃反扩大化时期。在远东，他们同样也采取了错误的怀疑一切，打击一大片的方针。为了防止日本奸细，他们在远东进行了一场排华运动。许多中国人只因是黑头发黄皮肤就被怀疑可能是日本特务，被没收了几代人辛勤劳动积攒下来的财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其中许多人被迁往中亚，而一些受到猜疑的人，则以“间谍嫌疑”、“走私犯”、“越境犯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送进了劳动营。同样，一些到苏联授助的中国游击队，或那些与入侵的日寇作了艰苦卓绝战斗后被迫撤退到对岸去的抗日战士，也成了被怀疑对象。在神经质的“革命警惕性”，同时也不泛民族沙文主义传统思想的作怪，这些中国人不但没有得到援助，还常常受到被骂为“懒虫、胆小鬼”等的无端羞辱，有的人则被送到了劳动营。

　　这样的命运也落在我们身上。到苏联后，我们没有受到苏联地方当局的信任和接待，只有先到当时远东中国革命者的组织东方俱乐部去安身。参加了中文拉丁化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布城运水队，给华侨工人当文化教员，教拉丁化中文。半月后，又转到一所小学当教员。两个月后，布城一位“格伯乌”官员金尼索夫把我叫到市苏维埃，对我讯问了许多从家庭出生，所受教育到社会接触，来苏目的等一系列个人和家庭问题，我以为自己的要求可能被注意到了，很是高兴。过了几天，地方当局告诉我说，要送我到赤塔去教汉字拉丁化，同时学军事和政治。实际上，却在中途包其格辽夫站时，以事先已安排好的诱捕方式让我转车，押解到了伯力，并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关进苏联远东政治保卫总局“格伯乌”

　　的地下室监狱，成了第412号囚徒。

　　入狱后，一开始没有人审讯，我每天只能领到200克水份很大的面包和一点点菜汤或稀粥，我一再要求见预审员，要求解释逮捕原因，始终无人理睬。于是我开始向地方各级领导以至加里宁和斯大林写申诉信，但仍无人过问。1932年底，我开始绝食抗议。

　　绝食第四天，来了两位军官，其中一位是中国人嵇直。嵇直是二十年代初期参加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被党中央派往苏联远东边疆区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工作，培训由中国上海和东北送去的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远东局势紧张后，他被应征参加了苏联远东红旗军。在了解情况后，嵇直告诫我，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树立信心，注意身体，可以进行申诉，但绝食是无济于事的。把身体搞垮，更无法应付将来也许更为恶劣的局势。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灰心，要经得住考验。鉴于当时的远当形势，嵇直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普通的红军军官，他所做的也只能是帮助我树立信心和向有关当局说明情况，但是，他没有直接决定我命运的权力。他的一番话使我得到宽慰。为了使我振作起来，嵇直给送来了《铁流》和《夏伯阳》的中译本以及几本政治理论书籍，鼓励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多读点书，同时要在狱中注意锻炼身体。嵇直还帮助给我补发了800克面包，请我吃了一餐比较好的饭。就这样在牢房中关了近五个月。在狱中，我努力读着嵇直送给我的书籍，尽可能保持积极平和的心态，耐心等待着公正的审判。

　　1933年5月4日，吃完早饭，我正在读《资本论》时，和一批“泽克”（俄文罪犯的谐音）被集中送到了伯力郊外的一个白色大教堂。原来这是远东伯力运动场劳动营。高大的教堂内设有象脚手架般的高达5层的大通铺，约有1000名“泽克”住在这里。我从此开始了劳改生涯。起初派我在运动场掘土，后来又到江边做码头搬运工，在野外营地割牧草、种菜，到山里砍伐木材。

　　1933年8月初，我和一批中国“泽克”以及苏联各民族的上千名劳改犯被一艘很大的客货两用船送往远东黑龙江下游的新城“干草帽子”（俄文“共青城”的谐音）。这原是一座名为上丹波斯基的小村，现在开始兴建一座新城，到处是由劳改犯组成的伐木队、筑路队、建筑队、运输队以及打鱼队。我被分配到离城一、二十公里的劳改队打鱼基地胡米渔场，从事打鱼、洗鱼、腌鱼的工作。

　　1933年9月5日，我正在编织鱼网时，几个官员在没有经过法庭辩论和审判的情况下，直接向我宣读了判决书：“苏联远东军事法庭三人小组，经过调查、研究，认为姚艮，又名姚廷枢，亦名姚冬麦，1912年12月23日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双城县。本照苏联刑法五十八条六款规定，犯有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间谍罪，判处徒刑五年，送劳动营劳动改造”。

　　终于被扣上了莫须有的间谍罪名！虽然宣判人员说，不服可以上诉，然而，既然在被捕送进牢房和劳动营时，都没法申诉，现在又能找谁呢？好在已经有了个盼头，只有忍受了。从此我开始计划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准备系统学习俄语语法，提高俄语水平，开始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注意劳动技能，建筑技术等的锻炼。以便能有价值地度过未来的漫长岁月。我和那些囚徒一道为共青城的建设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远东以及其后的所有劳动营中，每天的劳动定额按全苏统一标准制订，很少考虑工作条件、工具情况和季节变化。一般如果能100％完成定额，可得到800克面包和普通菜汤；完成150％定额的，可以得到1000克面包和突击队员灶的肉汤，外加一盘小米或荞麦面做的饭；如果完成80％的工作任务，则只供给600克面包和清水大锅汤；完成50％以下的，给400克面包；不出工的只发200克面包。实际上实行了一套饥饿政策，使劳改人员不得不拼死干活，劳动确实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否则，吃不饱肚子，没有力气干活，完不成任务，得到的定量更少，更没有力气干活，形成了恶性循环。劳动中还实行了劳动优秀的减刑制度。每个季度，宣布减刑一次。但是由于通常劳动强度很大，而工作岗位常常变换，等工作逐渐熟悉，已能较快地完成时，又被调到新的工种，又得从头开始，因此要得到奖励和减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的劳动营从领导到小队长都是由“泽克”自己担任。由于劳动地区的偏僻和艰苦，无需特别看管，那些“泽克”们是很难逃跑的。他们无法积累逃跑期间所需的足够的备用食粮，偶尔有些人要逃跑，往往不是被在遥远的道口抓回来，就是饿死或冻死在途中。

　　由于我当时年青力壮，精力旺盛，又善于动脑筋，常常被选为“骆驼”（俄文劳动队长的谐音）。我抱着干革命要受得起委屈，一定要坚强地活着回到中国的信念，决心用优异的成绩表现中国人的志气，并争取减刑提前释放。我带领劳动队中的中国和俄国的“泽克”积极干活，利用大家智慧，苦干巧干，常常是超额完成任务，连俄罗斯的“泽克”领导也常常夸我是好样的“基代岳茨”（俄文“中国人”的谐音）。由于我的生产队一直能较好地完成任务，我又是突击队队员，劳动积极，仅1934年中就被宣布减刑300天。

　　1935年3月，我和所有在共青团城的上千名“基代岳茨”被集中起来，用运牲口的棚车装载着，经过十几天自东到西的行程，递解到卡拉干达的中亚劳改营，送到一个蔬菜生产基地，在大田种蔬菜，在菜园暖窖培育菜苗，以及修牛棚、猪圈等泥瓦匠活。

　　1936年7月，所有的中国人又被棚车装运到巴勒哈什北边的矛音特车站铁路工地，修筑卡里甘达—巴勒哈什湖铁路，从事高强度的修建铁路设施和工程的任务。在押解途中经过沙漠干旱地区，曾连续在三天的高温中没有喝到水，饱受干渴的折磨。

　　修路工程完成后，中国“泽克”被装进带锁的棚车，由内务部押解部队押送，先向西行，然后往北，经十几天的旅程抵达白海边俄国最北部的城市阿勒罕格尔斯克城的递解站。这是一座太阳不落的白夜城。在递解站候船的罪犯除了新押解去的以外，多半是大肃反时期由苏联各地送来的，许多人是原高级官员、军官、教授、记者、作家等政治犯，多属于知识阶层，他们往往高谈阔论而又缺乏斗争性；另一部分人则是流氓小偷等一般刑事犯罪人员，这些人胡作非为，他们组成黑帮，常常结伙欺侮那些不屑与他们为伍的知识分子，偷抢后者的食品、日用品和其它财物。中国人到后，他们又想抢夺中国人的财物，被忍无可忍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从此收敛了对中国人的嚣张气势。
　　几天后，这群“泽克”又由北冰洋航线的客货两用海轮运送，经七八级大浪，三四天的航程抵达北冰洋沿岸伯绍尔河入海处的纳里扬马尔港。在休息一天加燃料和水后继续航行到沃尔库塔城，再送到瓦尔士特集中营。这个北极之城居住着爱斯基摩人和高米人，靠驯鹿和爬犁作交通工具。在那里我当了矿工，深入地下挖煤。先是当推车工，后来又当镐工，每天限定开挖2平方米面积的煤层，而对深度没有严格要求。最初我们组每天只能完成50％的任务，后来我仔细观察了矿层性质及工作条件，在一位老华侨矿工的帮助下，对工具形状作了改进，大大超过了工作定额。此经验在全矿推广，我被评为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获得了食品奖励，可以吃到肉、咸鱼及米饭，此后的待遇得到较大改善。

　　10月，根据得到的减刑期，我的刑期将满，需在冰封到来以来离开北极圈。我和一批俄国犯人，被装上内河拖船沿着伯绍尔河南行，乘了三四天船以后登岸，由两名战士押送，沿着一条废弃的公路路基，经过大森林和高米人的村落，一直向南走。此时已是大雪迷漫，气温低达零下三、四十度，我们历尽饥饿寒冷，行进了约一个月到达伯绍尔集中营设在齐必由城的劳动营。我被送到一个打石场劳动，等待释放。

　　 11月，劳动营通知说，苏维埃政权决定，凡是属于第58条罪行，即反革命罪行的人，减刑一律无效。必须再劳动一年。因此我又被送到伯绍尔公路工地修路。当时已是严冬，冰天雪地，住在帆布帐篷里，饥饿寒冷，工作条件十分恶劣。开春后，由于表面雪地化成一片泥浆，下面仍是冻土，汽车马车都无法通行，犯人的面包也得由人到很远的面包房去背运，劳动更加艰苦。

　　所幸的是，这时洗衣房需要人员，而这种工作当时都由中国“泽克”承担，我也因此被调往洗衣房工作。当时劳动营的犯人和士兵一样，不给个人发服装，而是在每周洗洗澡时，用脏衣服换取干净衣服，由洗衣工集中洗净，供下次替换。我同时负责洗衣和烧澡堂，既是洗衣工，又是锅炉工。

　　1936年5月，我又被调回齐必由城内的劳动营，仍然分配到洗衣房工作。在这里遇到许多担任炊事员、理发员、洗衣工、锅炉工的中国人。由于洗衣房工作相对轻松，我经常阅读报纸和一些俄罗斯经典著作，一位同室俄罗斯罪犯，原真理报记者诺维科夫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9月25日，刑期满时又获得通知，凡是触犯刑法第58条的政治犯均缓期释放。这使我感到十分失望，但也只好从长计议。于是每天在认真地完成一天的工作定额之后，再接受一些“贵族犯人”，即在劳动队中担任技术员、工程师、会计师、监工员等的特殊犯人的洗衣任务，洗一件可以得到几十戈比的收入，我将这些钱积攒起来以备将来需用。通过这种方式总共积累了约100卢布。

　　几年来在劳动营中，我经历多次九死一生的灾难。1933年11月，我带领筑路队在冰封的黑龙江江面修筑冰路，以供由伯力到共青城的运输车队通行，气温常常低到零下35度。每当冰路为雪暴所封阻时，筑路队必须及时前往清路和救援。一次我奉命带领劳动队冒着零下40多度的的严寒和雪暴的肆虐，为一支阻滞在暴风雪中的建设者车队开辟雪路。在完成工作任务返回驻地途中，由于过度的劳累和饥饿，我在队伍后面摔倒后，被暴雪深埋，在绝望无助之中，猛然清醒，凭着要回到祖国的信念和求生的欲望，以顽强的毅力爬出雪堆，等爬近屋前被同伴救起时，已几乎完全冻僵，直到三天过后才活转过来。还有一次，我在北极劳动营当矿工，深入地下上百米采挖煤矿时，矿井突然冒水，我和几位中国“泽克”埋在地下九天才被营救出来。此外，在劳动营和押解转递过程中，还常常会发生俄国流氓抢劫和殴打中国人的事。此时，也不止一次地冒着生命危险，拼死去和他们打斗，以维护“基代岳茨”的利益和尊严。这一切总算过去了，万幸地活着出来了。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和记得那些葬身异国的同胞呢？

　　我被释放后，没有按一些人的建议留在苏联工作和生活。祖国还在灾难中，我要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斗争。获得自由后，我准备去心目中的圣城莫斯科完成“朝圣”。但是根据苏联当时的法律，作为一个由劳动营中释放出来的外国“泽克”，是不允许住在莫斯科的。于是我办理了去离莫斯科100多公里的小雅罗斯拉夫尔城的通行证。到小雅罗斯拉夫尔城民警局登了记，然后前往莫斯科“朝圣”和办理回中国的护照和签证。在莫斯科，一位在北极劳动营认识的、开洗衣房的中国人徐文焕收留了我。我一边帮这位同胞干活，一边办回国手续，终于在40多天后，拿到了回国的签证。我告别了同胞，踏上了回归之路。

　　1938年4月，我乘火车抵达边境。在出关时，我再次受到苏联边防人员满怀敌意的盘查和嘲讽，仍然被当作了间谍，只不过是劳改了五年三个月，如今被释放了而己。这段经历使我终身难忘。只有在二十年后，得到苏联政府的平反证明时，才算讨回了公道。

　　从1932年9月25日到苏联，11月2日被诱捕判刑劳改，到1938年2月宣布释放，4月离开苏联，总共在苏联关押劳改了5年3个月，在苏联历时5年5个月。时光流逝，当初我是一个20岁的青年，如今已经是26岁了。几年的磨难，使我也经受到人生难得的锻炼。终于离开了六年前期往朝圣的国家，回归到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