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我带着儿子由哈密乘车去兰州。打听去重庆或延安的门路。正在这时，我看到了在苏联北极劳动营中结识的革命挚友李正文用笔名岳光在报上发表的文章，才知道李正文也被释放回国，并已参加了党的工作，于是便设法和李正文取得联系，谈了自己回国后的情况和迫切找党的心情。不久接到了李正文的信。李正文在信中告诉我，在重庆有一位革命长者、东北人阎宝航。宝航同志在重庆的家被人们称作是“每个东北革命青年的家”。许多东北青年在那里得到热情的接待，找到党的组织，走向革命道路。李正文建议我带着全家去重庆“阎家老店”，他说阎宝航和他的夫人不但会热情地接待我们，还会帮助和党中央驻重庆办事处及周恩来副主席取得联系。

　　接到这封信，我高兴极了，但也产生一些顾虑。阎宝航这个名字我是很熟悉的，因为早在1931年，阎宝航等人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时，就在东北人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此时如果真象李正文的建议那样，四口之家一起到素昧生平的“阎家老店”去，将会给阎家造成很大的麻烦，怎么好意思让阎家同时供养四口人呢？

　　于是，我还是狠心地留下了妻子和女儿，带着儿子踏上了去重庆之路。我们日夜兼程，经过十多天的汽车颠簸，终于到达了重庆新村17号的“阎家老店”。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阎家老店”的大门时，受到了阎宝航和夫人高素桐的热情接待。原来李正文事先已经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他们已知道我一家四口将要来投奔他们的“阎家老店”，所以当他们看到只有两个人，并且得知我为了革命事业，把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都留在了新疆时，严厉地批评了我。阎夫人对我说：“你怎么可以把老婆和儿女抛下不管呢？难道革命不需要妇女孩子吗？你这是为什么呢？……从东北老家出来抗日救国和干革命的，都是我们‘阎家老店’的亲友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你千万不该这样做啊！”阎宝航也批评了我，说这样做法的确不妥。尽管一见面，就受到了阎宝航夫妇的批评，但我的内心却感到了无限的温暖，深深感受到了同志之间的真正友爱和骨肉亲情般的关怀。

　　当晚，阎宝航和我进行了长谈，我向阎宝航谈到重庆来的目的是要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取得联系，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向党汇报新疆一些自发的地下革命组织情况，并请求得到党的领导；二是请党组织设法救助身陷新疆监狱里的一些革命同志；三是，请求党考虑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我激动地向阎宝航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说到自己1932年至1938年在苏联劳动营中所受到的磨难，正是由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我才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回到组织的怀抱是自己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大事。阎宝航同志静听了我的叙述后，对我历经坎坷十分同情和理解，他对我说：“我为你的苦难遭遇不只是要表示同情，而是更要为你庆幸，你这是受到了千锤百炼的冶炼。一个从饥饿、苦役、屈辱、死亡的漫长的路上走过来的人，一定会成为最坚强的人，一个最忠诚的革命者、最可信赖的好同志！我相信你今后遇到再大的困难，只要你回忆起这些已往的灾难，就会毫不踌躇地冲向前去！”宝航同志的一番话使我十分激动，离开组织那么多年来，这是第一次听到党内同志的肺腑之言，初来乍到时的一些不安的心情顿时消退许多。

　　阎宝航在听了我的陈述后，建议我尽快给周恩来同志写出书面汇报。当夜，我掩奈不住激动的心情，不顾旅途的疲劳立即动笔，思绪如潮水般涌来，一下子就写了50多页，复看之后还补充了两页纲要，连夜腾抄清楚。第二天吃早饭时，我就把报告交给了阎宝航。阎宝航非常理解我的急迫心情，他劝慰说：“我非常理解你这种急迫的心情，你有那么多话要向党说。不过，你要注意身体，要准备承担工作重担呢。好好休息吧，我现在就送给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那里办事是从来不拖拉的，你静等好消息吧！”

　　但是我并没有休息，我想到昨天刚到重庆时，听到一群青年学生在气愤地议论报纸上的一篇署名文章，那篇文章对坚持在东北的抗日联军进行诬陷诽谤，把抗日英雄杨靖宇、周保中、李延禄等说成是红胡子，这引起了我的愤怒，我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的控诉》。后来这篇文章因为正符合当时形势的需要，很快便在《新华日报》上整版刊登了。

　　中午时分，阎宝航回来了，他高兴地对我说：“恩来同志虽然工作很忙，但立即看了你写的材料。他说他要派人和你详细谈谈。让我先转告你，关于你在苏联的遭遇，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我们有好多同志到苏联学习，遭到这种不幸的误解。他们外部受到帝国主义的夹攻，内部又有灾荒饥饿和叛乱，再加上敌人的挑拨离间，自己心中无数，结果就发生这种亲痛仇快的事情……”这番话使我如释重负，心头感到一阵温暖。

　　下午，恩来同志的秘书宋岱（宋黎）同志来了，他对我说：“恩来同志叫我来看望你，并让我转告你，从全国形势看，我们在东北、华北、华东的成败是关键，新疆现在是鞭长莫及。组织希望你和那些流落在新疆的爱国青年能回到东北去工作。你在信中提到的那些曾在新疆学院、新疆军校受到党的教育的革命青年，应当尽可能在目前接收东北的关键时刻，设法到那里去工作。组织希望你借助东北的关系回到那里去做地下工作，要有长期干地下工作的思想，准备干上十年、二十年，直到革命胜利。党决定承认和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你努力干吧！关于新疆狱中的同志，你信中说你与他们有联系，最好先弄一个名单来，我们一定设法营救！”

　　我对于这么快就和党联系上，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关系，并得到周恩来同志关于工作安排的指示十分高兴，表示一定要按党的指示尽快去东北。宋岱同志又转过话头说：“你就一个人带着一个小男孩去东北敌区工作，行吗？”阎妈妈这时就说：“关于这个问题恩来同志已经有指示，他说，现在要把姚艮安排到东北去工作，孩子妈妈有俄罗斯血统，一个单身男人带着一个有外国相貌的孩子，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带着妻子孩子，那是最好的掩护！应当把老婆孩子接来一起去东北。”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阎宝航催促我往新疆发电报，让妻子带着女儿尽早去兰州，阎宝航又给兰州的朋友发电报，请他们帮助母女俩买机票飞到重庆。这样，在周恩来同志及众人的关怀下，分别了两个星期后，张春燕就带着女儿也来到了重庆。张春燕和孩子的到来使阎夫人非常高兴。她不停地和张春燕亲切地交谈，安慰他们，并让他们不要见外，她认张春燕做了她的干女儿。张春燕非常激动地叫了声阎妈妈，并给敬了礼。从此，姚艮的四口之家和阎家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

　　当时，阎夫人已有明诗、明英、明光、明复四个孩子，还有一些老乡，一家有八、九口人，再加上我一家，为了维持这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此阎妈妈想了很多办法，每到星期五、六就捡出一些衣服、字画、家具交给由延安归来的大女儿明诗去卖，而明诗不但要帮助妈妈料理家务，照顾弟妹，还要照看自己新生的儿子，伺候生病的丈夫，此外，还要常为东北救亡总会的事，协助父亲到处奔走。为了能多少帮点忙，在这段时期我便主动承担卖东西的任务，常常和明诗在附近街道摆摊卖书画和衣服等。《一个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的控诉》在《新华日报》刊登后，报社给了50元稿费，我交给了阎妈妈，阎妈妈当时坚决不要，后来虽然勉强收下，不久又还给了我，说是节省下来给孙儿孙女的。

　　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间，我参加了阎宝航组织的一些进步活动，临时担任了阎宝航的秘书。在一次“阎家老店”召开的座谈会上，我遇到了双城同乡、国民政府检察院的委员王冠吾先生，不想王先生竟是我的姑父，他是在我离开家乡双城后和姑妈姚玉霞结婚的。王冠吾在国民党内有很好的关系，他是重庆国民参政会主席、国民党元老莫德惠的亲戚和至交。当阎宝航同志和宋黎同志得知我有这样的社会关系时，鼓励我和王冠吾家多多接触，并通过他请曾任中东铁路督办的莫德惠介绍去中东铁路工作。当莫德惠见到我时，知道是好友姚介忱的侄儿，概然应允，因为他的朋友张家鳌是东北行辕经委会主任兼中长铁路理事长。不过他认为中长路沿线战事非常紧张，很少有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去那里工作，所以建议我跟他们一起到上海、南京去，到那里帮我找一个接收工作，静观时局的变化。但在我的执意坚持之下，莫德惠为我向张家鳌写了推荐信。这样我的工作定了下来。

　　1946年4月8日，叶挺、王若飞因飞机失事牺牲，重庆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我随阎宝航参加追悼会回家后，阎宝航和我进行了彻夜长谈，阎宝航以长者和亲人的态度，亲切而诚恳地谈到自己追寻真理的历程。教导我“为了做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必须向社会学习，向历史学习，向工农学习，向前人留下的哲学、伦理、社会、财经著作学习。”告诫我“真理只能从学习和实践两个方面得到！”使我受到了终身的教益。阎宝航还告诉我，他即将按照党的建议到南京、上海去。

　　在阎宝航飞往南京的前几天，我陪同他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阎宝航在招待会上大谈和平、民主、团结、进步。会后，我把这些讲话进行整理，由阎宝航修改后于次日在重庆出版的民主刊物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