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到了乘飞机去东北沈阳中长路局上任的通知，阎妈妈搂住张春燕的脖子，反复叮嘱：“春燕啊，我的好女儿！记住你阎妈妈的话，要多多帮助你的丈夫，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离开他，时时刻刻要为他的安全多操些心，多尽些力。”

　　1946年5月中旬，我们一家乘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东北经济委员会包机飞抵北京西郊机场。临离开重庆时，宋岱代表组织再次嘱咐，希望我到中东路争取担任较高职务，并要有长期作地下工作的思想准备，在东北扎下根后，将会有人和我联系。同时，告诉我，中长路局长王竹亭比较接近党，可以做他的工作，得到一些帮助。还告诉了一些其它可以利用的关系。在北京期间，我与北京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徐冰在北京饭店接头。徐也要求我准备在中长路扎根，主要任务是收集军事运输情报。

　　6月初，我们乘火车到达沈阳，遇到先期到达的新疆“同盟”中的同志张伯中以及其它许多由新疆来东北工作的同志，他们大多已作为接收人员分配在各个不同的部门。我作为接收大员担任了总调度所主任，以后又因情报工作的需要调中长路长春分局车务科任副科长兼中长路长春分局调度所主任，所属辖区正是国民党军队运输调动最繁忙的铁岭到松花江站地段。当时松花江以北即为解放区。

　　在此期间，我曾冒险将由关内到达长春的高崇民的夫人和他们的三个孩子掩护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又转弯抹角地请长春站站长帮忙把他们送上去德惠的列车，又请熟悉的列车长帮助照看，使他们安全地通过封锁线回到哈尔滨。10月底，阎妈妈又带着孩子明光，明复和东东、玲玲到了长春。我把他们接到家中掩护，并且利用关系仔细安排好车辆，交待列车长给予关照，而他自己也上了火车，在一旁暗中监护，亲自送他们到德惠车站，看到他们平安地进入站长室的贵宾通道，才放心地返回长春。

　　我利用有利条件准确地搜集了敌人的军车调动运行情况。11月，我利用当时天寒地冻的气候条件，和国民党军队各个部分倚势乱下命令形成的种种矛盾，在燃煤运输供给方面，制造了许多人为障碍，造成了交通阻塞，成功地阻拦了部队的调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46年冬，我军在德惠一带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国民党积极调兵遣将前往救援。我事先得知情况，把管区各站的好煤都分配给铁路员工作为冬季生活取暖用煤，剩下的大都是含硫量很大，不宜用于烧机车的营城子煤。于是，我便以此为借口，把路局掌握的棚车调往西安运煤。当陈明仁部队要求由四平开出四、五列列车要到德惠一带支持国民党挨打部队时，我向总局报告，沿线的优质煤很少，机车的质量又差，烧不上汽，应当允许从西安开来的煤车优先于军车先行，以便把好煤送到各站。总局调度所与军运指挥部交涉，没有结果。结果五列开出的军车因为煤烧不出汽，被迫停在昌图附近的几个站。这时，我又指挥长春站的调度机车从长春开出去救援，而这些车本身的质量也很差，结果不但没有能救援军车，反而把昌图附近的几个站完全堵塞了。从沈阳开来的特快也在昌图站熄火停车。此时正值严冬，车上的官兵都冻得要死，大大地影响了士气。他们便向铁路工人寻衅，制造事端，整个车站一片乌烟瘴气。

　　1947年元旦，我与长春局牟局长一起由长春到昌图解决阻塞问题，由于受到国民党军的威胁和围攻，牟未敢露面即独自返回。我为了进一步破坏，提出用存放在昌图的枕木点燃熄火的机车，以便解决堵塞问题。但当把堵塞排除时，德惠我军已打完仗胜利返回了。陈明仁的部队只好又返回四平。事后国民党军曾追查过堵车责任，并怀疑到我。但因我有事先向总调度室和军运指挥部请示的记录，说明责任在部队没有听从我的建议，又互相争行，以至发生冲突。问题只好不了了之。

　　不久，我被调往中长路总局行车安全室工作。后来又通过关系到东北行辕经委会交通处第二科当科长。这是一综合东北地区铁路运输情况的调查、统计、综合的机构。各铁路的军运、货运、客运都要按日报来，极利于收集军运情报。

　　但当时地下工作的领导王同安指示我，还是回到中长路好，我便通过王竹亭的关系到沈阳南站当了站长。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主力军都集中在沈阳周围，他们的军事活动主要依靠铁路运输。而铁路向北只能通到四平，向南到锦西、山海关。沈阳车站成了龟缩在沈阳的国民党军运与锦州和关内联系的最主要的车站。坐在沈阳站内即可了解各站情报，探知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况。

　　但是不久，出现了两件意外事件，一件是张伯中的哥哥带患精神病的母亲回解放区，在边界受到化装为我方人员的国民党特务的盘查，不慎说出是要到解放区找党组织，并说出了在沈阳的张伯中，特务机关便通知沈阳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张伯中。但因一时未难于查清，便由我找了一个铺保保外候审，随叫随到。

　　另一件是9、10月间，王同安回哈尔滨汇报工作，回来时带了一部电台，还有一名电报员同行。但在开原时受到国民党53军的检查。王示意电报员离开，他自己用钱和敌人周旋。电报员当即逃回哈尔滨，但王同安还是被捕，不久就叛变了。他告诉敌人他老婆的住址，还说了孩子的名字和生日，便衣特务当即到沈阳按地址去找“王太太”，但引起他妻子陈雪屏的怀疑，便由其他同志出面询问，来人答称受王同安之托，要亲见王太太有要事转达，并说了孩子的名字和生日。根据这个情况，同志们分析一定是王同安出了问题，但当时并未想到王可能叛变。经大家研究，认为虽然处境很危险，但没有接到哈尔滨的通知，不能随意停止活动，而应继续为党工作，但要提高警惕，做好应急准备。这样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两个月。
　　12月底，王竹亭局长听到一些风声，便警告我说话做事要小心，这年头国民党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赶快把家里的书信文件清理一下。第二天王竹亭又派人转告我，有人供出我是共产党，要小心。我即与同志们商量，大家认为，王同安两个月无消息，他不至于会供出大家，至于戴共产党帽子也不是第一次，可能是谁想当站长而造的谣，不至于有大问题。在这紧急时刻，更应坚持，不能被吓跑了，等等再说。

　　又过几天，一位同志赵普林到《和平日报》社与另一位同志赵新亚接头时，碰到赵新亚的弟弟，说哥哥已被捕，家已经被监视。赵普林当即通知陈雪屏和我以及其它可能通知到的同志。我得到通知后，立刻找到陈雪屏要她与自己一起走，但陈说，王同安没有消息，她不愿走。后来她被敌人抓住，也成了叛徒。而那些没有来得及通知到的，以及在长春、吉林、锦西等地工作的同志后来都被捕了。

　　我在劝说陈雪屏逃走无效后立刻到了车站，看看是否有北去的列车。我在车站碰到了沈阳站客车主任李福庭，李以为是站长来检查工作，便紧跟在我身后不断向我汇报。此时正好有一列晚点火车停靠，但很快就要开了。我无法摆脱李福庭，但如贸然上车，必然会引起李的怀疑，只有对李福庭说，自己曾给张伯中作保，现在张伯中跑了，警备司令部向我要人，没法交待，只好逃跑。我又对李福庭说国民党快完了，我想回北满探家去。又说，你的家也在北满，何必在这里干？我在哈尔滨有许多朋友，不如一起走，到那里去，请他们给介绍其他工作。李福庭同意了，说回去取东西就走。我说要走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必须现在就走，那些东西值不了多少钱，就不要了。于是两人一起上了车，坐到三等车厢中。当时因火车晚点，车内乘客很少，车长走来认出了我们，便请我们到软卧车厢，说那里有暖气。我称，路局临时派我们办点事，便去了软卧。车开后，李福庭问我准备怎么走法？我说，先去铁岭，找一个熟人住下再打算。李提议先到开原，那里有一位他的老同事，原是一个地主，他在地方上人头很熟，可以请他帮助把他们送出去，我也知道此人，他曾在新疆公路局当过局长，过去在东北也参加过革命活动，便同意了李的建议。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开原，找到了李的朋友，这位朋友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请我们吃饭。当问及我们跑出来的原因时，我便把李福庭说的话说了一遍。那位朋友问李福庭为什么也要跑，说两个人一起走，遇到敌人盘查，很可能问出漏子来。我同意他的看法，便和李福庭商量，决定李在我走后，再回沈阳，就说是我叫他一起到开原，说铁路局派他们检查工作。后来叫他在车站附近等候，结果久等未来，就不知道我的下落了。

　　这位开原朋友告诉我可以经过老开原城到马三家，再通过威远堡门到解放区去。威远堡门是一个两不管的地方，那里有他的一个表弟是当地有名的地主，有人问，就说是去找他的。当日中午，我就进了老开原城。在出城时，有部队把守，检查行人，我装作办公事的样子，在一旁观看检查，然后问检查人员前面有什么情况？随手将身上带的东北行辕经委会的职员证晃了一下说，那我到前面看看，就这样混出了城。到了马三家又受到哨兵的盘问，我答称是到威远堡门亲戚家，接回娘家看病的老婆的。并故意问那里是否有情况。如果那里进不去，我还要回来。这样消除了哨兵的怀疑，放了行。到了威远堡门，又遇到一个哨所，我主动向他们说明，他已和马三家岗哨说好，是来威远堡门接自己老婆的，不知道前面有什么问题，如果进不去我还得回来，就这样，混过了国民党的最后一个岗哨。

　　当晚，我在那个朋友的表弟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迎着朝阳，大步向解放区迈进。在第一个村子，我遇到了解放军战士，说明自己是东北局社会部派到沈阳做地下工作的，现在经清源县回哈尔滨去。部队保卫人员在了解情况后说，由于部队正在深入敌区的作战行动中，在没有得到哈尔滨社会部的证实前，不能放走。此后我被送往特务排，在零下30度的严寒风雪中，日夜兼行随军行动。此部队是朱瑞领导的炮总，我随军先到了昌图一带，后又横过中长路进军到法库一带，以后又被送到郑家屯的后勤兵站，在那里等候一个多星期后，才接到哈尔滨社会部的复电。后勤部的负责人热情地将我送上了火车，经两昼夜才到哈尔滨。

　　我离开了长春当天，即有国民党特务住到家里监视，企图通过蹲守抓住我或其他同志，直到一个月后才撤走。我走后，张春燕生活十分困难，幸好有当地铁路工人偷偷送钱送粮，暗中保护。在生下第三个孩子后，她终于逃过了敌人的监视，抱着两个月的新生幼儿，背着女儿和大儿子，历经辛苦，涉水渡过齐腰的小河，闯过敌我双方的封锁线到了安东解放区，但是她当时并不知道我在那里，所幸的是她回答安东我方同志的审查时提到她在重庆“阎家老店”住过，她是阎夫人的干女儿。当时阎宝航已担任了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这样经向阎宝航打电话询问，阎宝航给予证实，并告知说，姚艮现在在吉林东北大学。于是张春燕又带着孩子于1948年的中秋节赶到吉林。及至到了东北大学，又答称查无此人，只有一位叫姚冬麦的同志曾在学校呆过，但现在已转到哈尔滨去了。这时张春燕才松了口气，原来学校不知道姚冬麦就是姚艮。当时的校长是诗人李季，当他知道张春燕冒着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地带着三个孩子找组织的事迹时非常感动。热情地招待了张春燕，同时找了马车，派了两个同志送她去火车站。临行前，李季召集全校人员列队向大家说明张春燕的事迹，并以诗人的激情，动情地说，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母亲，正是因为有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妻子对丈夫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就这样，张春燕在同志们的具体安排下，过封锁线、赴安东、绕道吉林到达哈尔滨，找到了我，一家人总算又团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