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敌区回到哈尔滨后，和一批同样由敌区归来的青年一起，被送到佳木斯东北大学学习和接受审理。审查结束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公安总处工作。

　　建国后，我被调往北京，先后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俄文秘书、办公厅秘书处编译科科长、编译处处长及公安部首席苏联专家的翻译。

　　1958年我兼任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自己也致力文学创作活动。翻释出版了多部外国文艺书籍。其中有《金星英雄》（苏）、《丰收的故事》（苏）、《基础》（波）和《一年长的故事》（意）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及《山里的春天》和《红色保险箱》等电影剧本。也发表过诗作和其它作品。其中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金星英雄》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一等奖。经我的介绍。在50年代曾风靡全中国，对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及正在进行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民都产生过不小影响。

　　1961年春，我被任命为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为解决困难时期的群众生活问题，在嫩江建设农场。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利用定额加奖励的制度，调动了农场人员的积极性，使得在农场开办的第一年即获得大丰收。

　　十年浩劫期间，罗瑞卿部长被批斗。我先是靠边站，造反派要我交待罗瑞卿如何指使我里通苏修。后来，阎宝航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和儿子明复被关进了秦城监狱，我又因此受到牵连，被逮捕蹲了十年监狱。妻子张春燕也因有俄罗斯血统而被怀疑是苏修特务，被送到“干校”隔离审查。30年代我曾在苏联坐牢和劳动改造。当时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以后在自己的祖国，还会受到更长时间的监禁。两者不同的是，在苏联尽管有高强度的劳动，但还可以和人们接触交往；而这一次没有劳动，却是无指望的与亲人隔绝、与人世隔绝，迫使人陷入精神崩溃。这实在是又一场历史悲剧！所好的是，我在苏联已经历过考验，有着坚强的信念和决心，来度过监禁的十年。

　　“四人帮”倒台后，我被“解放”了，恢复了公安部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在我恢复工作后，曾担任公安部清查委员会主任，尽力地帮助那些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同志，帮助他们落实政策，为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得到很多老同志的赞许。
　　1968年5月阎宝航在秦城监狱被迫害致死，1978年1月党中央正式为阎宝航平反，当我得知阎老的死亡后十分悲痛，帮助阎宝航的子女对阎宝航的遇难经过进行了仔细的调查。

　　离休后，我一直担任公安部咨询委员会主任，力所能及地从事一些社会工作。鉴于我国内国外的两次特殊遭遇，常常引起自己的思考。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但又常感精力不足，但使命感终于驱使已不顾年老体衰，且时有社会活动的困难，常常“秉烛夜书”，终于完成以我传奇生涯为题材的计划中的多部作品中的第一部《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

　　我是在六十年后，以八十高龄完成这部作品的。六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想当年怀着朝圣之情前去参拜的苏联已不复存在。而中国在经过种种人为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已摒弃了那些极左路线，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发展轨道，今天的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前车之鉴仍是人们应当牢记的啊！
　　 
往事的思考

　　最后，让我用一段我常说的话来结束本文：“作为遭受无端迫害的人来说，当然这是很不愉快的事，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死在敌人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人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件憾事。至于我，对这一段时间的经历，我以为还是有所得的。你知道，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接触了成百上千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上至劳改营的各级领导，这些领导也是劳改犯，其中有教授、学者、军官、革命家和政治家；下至一般的囚徒，包括苏联各民族各阶层人在内的囚徒，自然也有许多真正的流氓罪犯、反革命分子。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被当作“阿根特”（间谍）、“施波”（间谍嫌疑）、“施别翁”（奸细）、“坡哥（越境犯）、托派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等的中国囚徒。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热情的革命者，许多人是被我党派去学习革命理论的党的早期干部，他们是在苏联清党和肃反扩大化中，被王明、康生一伙坏家伙诬陷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在那样的劣境下，许多革命者仍然对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例如，我在中亚劳动营结识的范家巽和北极劳动营相识的李正文同志，就是我所尊敬的好同志。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仍热爱生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充满信心。象这样的好同志还有不少。当然也有一些卑鄙的家伙，无事生非，诬陷同志。我们可以充分看到许多人间真善美与假恶丑、高尚与卑鄙、纯真的人性与扭曲的兽性的斗争。这些生活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是一辈子可以享用的。在劳动营中我广泛的接触的是处于社会下层的那些苏联人，除了一部分人确实是罪犯和流氓外，更多的是一些政治犯。尽管许多人是受冤蒙屈的，但他们仍是充满理想和幻想，他们相信未来，他们积极劳动，固然是要填饱肚皮，但也为自己的劳动能为后人造福而欢欣鼓舞。你想，象远东泰阿森林的共青城，那里原是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在短短时间里，就被创造出来。当你亲眼看到那里的森林，那里的大树，那些盘根错节的树根，那里的池沼和灌木丛，怎样在你的手中一点点被铲除，变成街道、变成工厂、变成商店、变成居民区，一句话，变成一个崭新的城市，你会想到劳动的伟大。你不能不承认这种建设的成功，这不能简单的贬为‘犯人劳动’，也不能只是简单地用人道不人道的语言去分析。你不能不承认在这支劳动大军中，有一种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在起作用。也不能不承认，尽管是不自由、常常挨饿的犯人，他们也同样有一种向往真理、为后代幸福生活而牺牲的崇高思想和力量，在指导他们的行动。共同的劳动、共同的劳动成果，使他们绝大多数人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只有在想到自己的委屈时，可能有仇恨、有哀怨和咀咒，但他们在行列中、在伟大的成果面前，却不能不成为自觉的建设者。这正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时代悲壮的喜剧。

　　革命是一场社会的大变革，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绝不象一些教科书中所写的那么单纯。革命会有牺牲。除了在对敌斗争中会死人外，死于自己人手中的也不在少数，这一点历史已经证明，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我的那段经历应当说是不应该发生的事。但是既然已经发生，更重要的便是要汲取经验教训，不让或少让那些不该发生的事重演。比方说，当初在苏联发生过的事，许多竟然在几十年后的中国，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变本加厉地重演，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值得研究了。可以不可以说，这是一种革命中的病患？当然，这和每个革命者特别是领导者的思想水平和道德品格是密切相关的。正因如此，我们有充分理由和权利提出，有必要正视这些历史上不应发生的事，我们的历史家和政治家应当正视历史，要研究发生的根源和克服的方法，从而让这样的事不再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党全民、同心同德地完成我们的革命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