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还是去了，但我已记不清与冠夫先生最初相见的情形。毕竟，都快二十年了。或者原本就非常平淡，一次寻常的见面，能留下什么呢？

倒是，林冠夫的那个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一个大教授，家居竟然那么小，那么简陋。书柜是旧的。书桌是旧的。藤椅看起来摇摇欲坠。以至于梁上君子光顾，不胜懊丧。事后先生还开玩笑说：“幸尔有每年按规定买下的国库券，聊可散场，否则，有劳他白辛苦一趟，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千万别以为，君子固穷，读书人就应当挨饥受饿，以为艰苦的物质生活，反倒砥砺了知识阶级的精神意志，使他们的道德生命得以完美或超升。

那是屁话！

谁不想过好日子，谁不想吃好穿好住好行好。身体的享受，是所有灵长类生命共同的天性欲求。知识分子也是人，同样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并且，对于苦难或幸福的体验，知识者也许更敏感，更细致，也更加深切。

不错，孔子的确表扬过“箪食瓢饮”。但他自己就做不到。一旦条件许可，就立马“食不厌精”起来。或者退一步说，就算颜回真的身在陋巷“不改其乐”，然而千载百代，如颜子者，几希？！以一个仁者理想化的道德高标去要求千千万万普通的知识大众，这是我们这个讲究德性伦理的族群最虚伪的一面，最阴毒的一招，是满口仁义道德的“高尚一刀”。

吃人！鲁迅说。

我常常想，我们这个号称文化之邦的泱泱大国，尊重过知识吗？自隋唐以降，尊重的更是当官和将要当官的进士或举人？重视过教育吗？当然重视。老师起早摸黑，更是逼着学生起早摸黑。一次，一位老师要求我儿子把考卷抄十次，并训斥我说：“我那么辛苦，你儿子还那么不用功。”我说是的，儿子的确不争气，你更是辛辛苦苦在害人。

以同样的教育标准，同样的教育工艺，生产出同样的教育产品，这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吗？

我们民族集体的认知精神呢？

每一个个体生命本然的品性、独立的判断力、清明的批判意识、潜在的创造力量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呢？

冠夫先生不止一次谈及：读西游，越看越觉得孙悟空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觉得自己有本领了，就可以争取到精神自由，不是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实际上，你纵然学会七十二变，学会一个筋斗翻到一万八千里，但是，你能翻出如来的掌心吗？

照例，戴着紧箍咒，助和尚取经去！

谈到这些，先生往往是举着烟，不吸，望着北京东郊灰濛濛的天空，沉默良久。

烟灰悄然自落。

“更为不幸的是，”先生说，“读书人更是赶着、抢着、拼着老命去争“取经”这份好活。不是说，‘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吗？只有争不到的时候，才有‘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鸣’。实际上，他们本身就是这种观念和体制的‘助纣者’。”

我曾问过先生：东方的“士”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我们的中土文明有过那种“对自我灵魂血淋淋的拷问、在苦难的深渊里呼告上帝、接受道成肉身者苦弱的默启、并以肉身成道的舍却走向十字架上的真”这样的知识阶级吗？先生想想说：大概没有，因为以食为天、讲究实用理性的民族，很难诞生这种西圣式的人物。

窃以为，有另类的，至少有两位鹤立者：曹雪芹。鲁迅。

那时候，我在社科院文学所的主要课题是：近、现代中国文艺思潮的转型与流变。因此，鲁迅便成了我关注的重点。对于做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我追问的核心是人不能成为人的叹息和人应当成为人的呐喊。

也许是出于好意，文学所的一位博导让我去听听他的课，我很感激。我是谁啊，一个专科毕业的中学语文教员。能和博士们坐在一起，我不免有份胆怯。博导的课有点特色，他总是先让学生挨个谈自己的读书体会，然后再一一进行点评。但他始终没有叫我谈谈，他把我放在一个旁听的位置上。

好几个星期过去，他终于看出我跃跃欲试的样子，就指指我说：“今天你也谈谈吧，你也听了好几节课了，对于鲁迅你有什么想法？”我感到突然。说实在的，我还没梳理好我的思路呢！于是就突然冒出一句：“我想请教的是，《野草》时代的鲁迅为什么不自 杀……”

哄堂大笑。博士也包括他们的导师。很久，博导也意识到这样的笑有点过了，已经影响到对一个人起码的尊重了，才努力打住。为免去我的尴尬，他一边擦着眼角的笑泪，一边乐呵呵地说：“啊，啊，你这个问题很怪，你不妨再解释解释。”

我当然不再解释，我默默地站起来，扭头离开。到门口的时候，丢下一句话：“我不想解释，因为你们也听不懂我的话。”

我知道他们没有读懂鲁迅，但是，这样做，显然失礼了。

我十分懊悔，心情很是抑郁。于是，带着鲁迅为什么不自 杀的问题，我再次拜访了冠夫先生。

再也没有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份拘谨、腼腆和陌生感了，我好像千万次地来过，好像到了自己的家。就象一个孩子，我把自己的委屈、愤懑、懊悔连带着这个疑问全向先生倾诉了。

先生说：“这有什么，太正常了，就好像吃曹雪芹饭的人不一定明白《红楼梦》，研究鲁迅的人也未必读懂《野草》。看起来这很荒唐，实际上，在目前的学术界，这样的南郭先生绝非寥寥。”

我谈到，在明、暗之间，在绝望之后，《野草》时代的鲁迅为什么没有成为伍沃夫、茨威格们，没有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也许，这跟他的东方情感有关，跟他的“创作，总根于爱”有关，跟他的“前面虽然是坟，但总还顾念身后的那些野百合、野蔷薇”有关，跟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关。鲁迅没有绝望，他是不会绝望的。《野草》之后，他如匕首的杂文，实际上，是不会绝望的鲁迅在与绝望的鲁迅做斗争……[①]

先生当然不从事鲁迅研究，但他听了我的这番话，喟然叹道：“也许先驱者的心都是相通的。曹雪芹不也同样有过这样的绝望吗？鲁迅评价《红楼梦》说‘悲凉云雾，遍被华林’，鲁迅是很懂曹雪芹的。”谈到这里，他似乎突然发现什么，眼睛一亮，说：“嗨，你为什么不把鲁迅同曹雪芹连在一起考虑考虑？他们之间一定会有某种联系的。”

1989年4月23日，我把近两万字的《痴呆与疯狂——从贾宝玉到狂人》的论稿交给先生。当时，我只想得到先生真正的批评，还不敢去想这篇习作的出路。然而，1990年第二期的《红楼梦学刊》，竟将如此稚嫩的文字发表了。我感到惊诧，打电话给先生，感谢的话竟一句都说不出来。先生却在那头哈哈笑着，说：“还有五百块稿费，聊备无米之炊。”天知道，我那时候的月薪才只有79块5毛。

后来，在一些公众场合，先生多次提及：我与凡平，时隔十年，在同样的刊物，相同的位置，发表过同是关于贾宝玉思想的文字。我的《毁僧谤道与悬崖撒手》，放在红学刊第二篇，首篇作者是当时的文化部长茅盾；而摆在凡平前面的，则是王蒙部长……

是的，我与先生，还有很多的相同。譬如，我们都是喝楠溪的水长大的，都是最小的独子，都有很多的姐姐和一个无忧的童年，而后来的道路，也大抵坎坷。

但是，我只想对先生说：楠溪的水是不同的，小源的清澈与下游的浑浊分明犹若泾渭，那是“濯我缨”与“濯我足”的不同啊！

以后，在近20年的读书生活中，我只言未及“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