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先生的大弟子郑向前在一段时间里关系密切。有一次，一起吃饭，酒酣耳热的时候，郑向前摆谱了。他说：“我出身名门……”

同饮者讥之曰：“狗屁，你那个黄土高坡的破窑洞，能出几个‘食肉者’。”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的先生是谁，林冠夫！”

是的，林冠夫，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在《红楼梦》版本研究方面，饮誉海内外。

郑向前继续说：“这也罢了，对于海外那些‘假洋鬼子’的高度评价，我先生只说一句话，‘不过是和尚远去好念经而已’。实际上，对于六朝唐宋文学，对于佛与道，先生的功力，先生的见解，几乎不为外人所知。那都是‘红楼’惹的祸，是《红楼梦》的成就，把他的其他方面给遮蔽了。”

这话不确，我当场就批驳了郑向前，并举例说明：在林先生的《红楼梦纵横谈》“序言”里，王朝闻就说过：由于著者熟悉传统的诗词，给他的论断提供了独特的依据，并形成了论点的特殊意义，因而与那些烦琐考证有了本质的区别。这种考释显示着研究工作者的个性和勇气。

郑向前愣了一下，说：“噢，那也只是王朝闻这些圈内的人，外人不知。嗳，诸位，你们知道我先生的先生是谁吗？”

“知道，刘大杰。给毛泽东写文学史的。”

“你们还有不知道的，”郑向前洋洋自得，如背家谱，“刘先生的先生是黄侃黄季刚，而季刚先生的先生，也是鲁迅的先生，大名鼎鼎的革命家章太炎。”

我知道，向前是在开玩笑。但从他的玩笑里，我发现了学术的师承。师承是好的，它使我们的中华学术得以赓续绵延。然而，更为难得的是，有师承而无门户之见。

1992年至1994年，我在北京广播学院念书。两年时间，很多个周末，我都跑到先生那里。在似乎不经意的聊天中，先生把有关佛学知识、特别是禅宗文化，传授给我。有一次，谈慧能，谈到他的“机锋对仗”和“不能说破”，我也忍不住与先生谈起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先生说：“这很像啊。”是的，我也觉得像。但过了不久，先生递给我一本铃木大拙的《通往禅学之路》，说：“还是有不同，是猫与老虎的不同。同属猫科，可见了人，一个温顺媚态，一个则怒目金刚。就好像同是土豆，农人饭桌上的土豆饼与‘麦当劳’的薯条，判然有别啊！”

……

先生在复旦十年，在朱东润和刘大杰的门下主攻六朝和唐宋文学。但他后来因何转向“红楼”，似乎不曾谈及。在那个史无前例、空然浩劫的时代，整个中国文化界都噤若寒蝉。先生似乎说起过“干校”的生活，在瑟瑟寒风中，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不幸的种种。他说：“文化人整起文化人来，更狠毒。”他同情那些弱小的被害者，只是对于自己的不幸，片言未及。他以一个蔼然长者宽厚的微笑，将既往轻轻抹去。

有这样一则寓言，叫《梨树的遭遇》。说一个老头冬天砍门前梨枝为薪，年复一年，果实渐稀，老头懊悔不已，但到下个冬天断薪时又依然故我。最后作者写道：也许有人会责怪梨树，你为什么冬天不结果呢？

这篇寓言很著名，写在上世纪50年代。《梨树的遭遇》后来还成为一本寓言集的书名，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译成多国文字。但是你绝对想不到，这竟然是先生中学时的作品。

从另一个角度，这不也反映了先生的某种想法吗？哪怕冬天，我也要结出累累的硕果。

但是，结出果实就能够避趋祸福了吗？不一定。我曾以玩笑的口吻跟先生调侃道：“实际上那个老头很恶毒，即便梨树冬天结果，但他吃完果实，仍要砍树。”

先生很感慨甚至痛心，他说：“在那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往往被人们视为神圣的文化殿堂的地方，竟然也是名利场、是非地啊！”

我以为然。

本世纪初，在温州开了一个所谓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来了很多名家。我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被邀请。原本，我没有发言资格，但温州一位搞民俗的老者说了一通离题千里的话，我实在忍不住，便主动要求谈谈。我说为什么要研究《红楼梦》，因为它是一部不朽的小说。而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今天和明天的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学习这部小说。那么，我们的研究首先就要还原到“小说到底是什么”这个题目上来。我谈了很多，也很杂，我还从现代神学的角度，以《红楼梦》为例，试图解释不朽小说不朽的根源。然而，发言结束，全场一片静寂，我竟听不到一声哪怕是礼节性的鼓掌。

那一次，先生没来。我问他为什么不来，并且是在家乡。他没有说清楚，他似乎是编个理由搪塞过去了。我而且告诉他我发言的事，强调说听不到一声掌响。他哑然失笑，一句话都不讲。

对于学术界的种种，先生其实显得特别无所谓。他曾以自嘲的口吻谈及自己，说自己是个迂阔中带疏狂的书生，有书可读，其他什么都不在乎；一杯在手，即可胡说八道一通。

这当然是夫子自道。

先生曾与我说起这样一个故事：在他老家，有个人以捉鳖为生，且精于此道。但每天只捉一只，有人劝他：“你为什么不多捉几只？”

“干嘛？”

“多捉多赚钱啊！”

“赚钱干嘛？”

“赚钱还不是好事，有钱才能过上好日子。”劝者显然生气了，“你看你，一个人，也没有老婆，没有孩子……”

“我这样的日子难道就不好吗？”

……

我和先生都是山里人。我们的家乡，地少，人多，且旱涝频仍，生计极为艰难。百姓因此现实趋利，讲求事功。但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并向水一样流到外面、接受先进文明洗礼的人们，却往往富有超越感。他们如山一样，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精神信念，自己的心灵家园。他们几乎都是很纯粹的读书人。苏步青是这样，夏鼐、夏承焘是这样，唐湜、林斤澜是这样……真的，真的不只有林冠夫一个人，在他的前前后后，我可以列出一串很长的名字。这就好像双层的公共汽车，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迥然不同。下层的生存大众唯实利是从，而上层的文化精英则极目远眺，为人类的美好而凝眸。

冠夫先生常常说：“我是一个堂吉诃德。我真的有点像那个与风车作决斗的过时了的骑士。”

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

    ……

不久前，他回到家乡，一头的白发。是的，先生也已到了“随心所欲不违规”的年龄了。而我，远看近视，近看老花。似乎，有情的一切都将老去。但是，楠溪江的水仍在流淌，以不知疲倦的脚步，经瓯江流到天边。我常常想，那流到大海里的水，还是原来的那滴水吗？

[①] 2002年，在温州，我与汪晖先生就这个问题有过一次深谈。汪先生说：“1988年，你假如把这个观点发表了，我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可能成为朋友。”实际上，在90年代，我读了他的《反抗绝望》后，我就觉得，人类的心灵，是可以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