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朋友，我的兄长般的朋友江晓天同志走了。就在10月7日，重阳节的早上。他的老伴李茹送他去医院，走出门，在公寓电梯的轮椅上睡着了，永远地睡着了。

　　他走得很突然，但很从容。他在病中留下遗言：他走后，丧事从简，不要麻烦组织和亲友，让他一个人静悄悄地走向远方。他嘱咐：把他的骨灰撒向大海，让他同女儿——1975年在南海舰队牺牲的烈士靳虹为伴。李茹平静地讲述着晓天的最后时光，让朋友们动容，肃然起敬。

　　晓天走了，甚至连骨灰都不留下。但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友谊。他的为人和为文，他一生淡泊名利，成为吾辈的典范。

　　今天的读者，包括文艺圈子里许多人，不认识江晓天，甚至不知道江晓天的名字。但是经历过上个世纪下半叶文坛风雨的人们，几乎都熟知江晓天，知道他作为一个出色的编辑家和评论家所作出的贡献。晓天1941年15岁参加革命，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历任小学教员、华中建设大学教育干事、《青年文化报》主编、《山东青年报》副总编。全国解放后，在团中央工作，后来出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他作为一个职业编辑、编辑室主任，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经他之手编辑和审批的许多书稿，成为红色文艺经典，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人们当会记得在读者中影响深远的“三红一创”——《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这些长篇经典，都是经过江晓天之手，走向读者，走向全国，走向一代又一代人群的。晓天在做文艺编辑工作时，乐意扶持新人，全心全意地为他人做嫁衣裳。许多后来成为名人的作家，如茹志鹃、陈登科、鲁彦周等等的第一部作品，都是经江晓天的扶持而面世的。

　　江晓天很有见地，但大多数情况是“述而不作”。他对文艺创作有许多很好的见解，但却很少写文章，很少对作家、对文艺创作指手画脚。他常常为作家出主意，成为作家的“军师”。有人说，姚雪垠背后有一个“军师”，那就是江晓天。上世纪60年代，姚雪垠刚摘掉“右派”帽子，着手写作《李自成》。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政治氛围和社会氛围中，姚雪垠要出版大部头作品是有相当难度的。江晓天为姚雪垠出主意，要他写信给毛主席，汇报自己的创作计划。江晓天通过可靠渠道把信呈给毛主席，果然得到主席的批示。稍后，江晓天代表编辑部到武汉，把“最高指示”告诉姚雪垠，姚激动不已。姚雪垠在“文革”中避免了各种干扰，潜心创作，这里面有江晓天的一份功劳。此事已传为佳话。

　　江晓天具有文艺评论家的勇气和素养。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中央书记处任命为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兼文联研究室主任。他同冯牧同志一起，率领他们的团队——研究室的同志们一起奋斗。我记得有丁宁、刘锡诚、郑伯农、刘梦溪、李兴叶、李树声、丁道希等同志，为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披荆斩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当时在人民日报社工作，记得晓天率领的团队，常常为人民日报撰写“本报评论员”、“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批判“极左”思潮，扶植新生力量。我正是在那一段时期相识晓天，相知晓天，而成为莫逆之交的。

　　作为一个评论家，晓天对作家满腔热情。许多作家寄书给他，请他批评指正，请他写文章。他总是花许多时间去阅读作品，他读得很认真，很仔细，甚至对作品许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他对作家对作品提出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从不“大而化之”。他对作家充满热情。就在前几年，安徽作家鲁彦周邀他去参加研讨会，多年不出行的他，还是带着病体，同永旺同志等一起长途跋涉去安徽。他赴会是没有任何酬劳的，同时下“有偿评论”之风大相径庭。

　　晓天淡泊名利，但同文艺界的朋友，特别是评论界的朋友有着很真诚的友谊。自从光年、荒煤、冯牧、达成、洁民走了之后，晓天身体不佳，走不动了，但他仍然十分关心文艺，关心文艺界，关心评论。有时，我们在协和医院碰见，他总是问起文艺界朋友们的近况，问见过朱寨吗，他身体如何?问同上海有联系吗?徐中玉、钱谷融、王元化、李子云情况如何?言谈中，吐露出他对朋友们的关切。去年秋天，北京评论界的部分老朋友，永旺、顾骧、锡诚、阎纲、丹晨、西来、秦晋和我等十余人到晓天家里探望，他十分高兴，带着病体，由李茹推着轮椅，陪我们去旁边的小饭馆吃饭。并且相约，到明年秋天再聚会。没有想到，就在大家期望相聚的日子，晓天静悄悄地走了。他生前有约，已难实现，我们只好到八宝山为他送行了。昨闻噩耗，作诗一首，送晓天远行：

　　晓色天光出徽州，江南热土少年游。

　　三红一创业绩在，淡泊平生范吾俦。

　　我们会来到他的身边，再道一声：晓天大哥走好，到天国那边去安息吧!

　　缪俊杰

　　2008-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