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用在学问

　　学佛以修证为本，学问原是第二门头。然而佛法的本质，可以不是学问，而终于不能没有佛法的学问。因为从佛的教化来说，要适应人类的知识与兴趣，表达为人类的语言文字。从学佛来说，要了解为什么学佛，应怎样学佛，佛法到底是什么。离开意识知解，佛法是不可能出现于世间的。从佛法的久住人间来说，学问更为重要!毘尼中说：佛法久住，是因为佛广说经法。广说，就是语言文字，就是通过「闻思」去修学。起初，佛法只展转传诵;为了保持延续，所以进行结集编次，成为一部一部的。有了一定文句，一定部类的经与律，就要有人去持诵不忘(起初还是口诵的文字，没有记录)。专门持诵契经的，是「持经者」(多闻者，持法者);持诵毘尼的，是「持律者」。要保存从古传来的，不只是忆持不忘，还要理解，要适应，于是有「持经者集经，持律者抉择律」。经法的意义很深，要论究、要阐明、要分别抉择，于是从「持法者」而发展为「持阿毘达磨论者」，论师也出现了。没有经师、律师(并不是持戒，传戒)、论师，对经与律的学问，从事忆持研究工作，佛法怎能开展广大，流传到现在呢?佛法传入中国，高僧传也有「义解」、「传译」等门。佛法(经与律)的条理化、理论化，是佛法住世所不可缺少的部门。这不是每人所能做的，但确是要有人去做的。

　　现在的时代，不是古印度，也与隋、唐及宋、明等时代不同。然而为了佛法住世，要有致力于佛法的学问者，还与古代一样。如受过佛教教育，于佛学有某种程度的理解，而发愿献身心于学问(不是说不要修行、兴福，而是说重心在此)的，应怎样使学问更充实、更深刻、更有利于佛教呢?以读经、阅藏为职业，有这份福报的人是难得的，切莫死心眼的在这条险径中去打主意!真正能于学问不断进益的，还是要「学用结合」，也就是「教学相长」。简单的说：如受过佛教教育，而想于佛学有更好造诣的，惟有从事佛教的教化工作，去求「教学相长」 !

　　从事佛教的教化事业，可以分为二类：一、以社会信众为对象的教化;二、以僧众为对象的教化。以社会信众为对象的教化，那就是演讲、宏法、讲经(从前是讲给僧众听的)、广播。不仅口头说法，更以文字教化，那就是办刊物、写(通俗教化的)文章，为经典作通俗解释等。我的性格与能力，不大适宜于这方面，但从不低估这一对外教化的意义与价值。这一工作，对宏法者自身，学问是会不断进步的。面对现实的佛教环境，要适应信众。怎样能启发信心，使信众对佛法有较好的正确理解，而不致神佛不分，迷信乱说;怎样引导信众去进修，阅读研究;怎样答复信众的疑难与问题。假定是真心于佛法的通俗宏化，使人回邪向正，于三宝中得大利益，那在对外宏法的努力中，不能不(甚至是被迫)作自我进修。忙中偷闲，甚至是车中、舟中，都会去阅览参考佛书。对某些理论，某些问题，也一定会去寻求适当的答案。虽然，有时会被讥为「现买现卖」，其实讲多了、写多了，佛法也就会更明白。佛法的许多理论，许多问题，也会贯通起来。所以，如真心于宏法，为信众着想，为佛教着想而努力的，佛学的理解，一定会深广起来。古代的讲经(论)法师，越讲越好，终于以某些经论为主，形成佛学一大流，这可以充分证明这一论题。这一类的边教边学，教学相长，我曾称之为动中用功。虽不能专心于经论，作深彻精密的研究，成为学者，但是非常实用的(信众所不需要的，不会发展起来)，活泼有力的。从广大普遍的利益来说，有很高的价值。古代譬喻师的通俗教化，比精严的论师们，并不逊色。

　　以僧伽为对象的教化，从前是讲经法师。从前的讲经，是讲给僧众听的。想学法师的僧青年，追随法师，到处听经，复小座(复讲)。听久了，也就分化一方，成为法师了。这种僧伽(重学问)的教育，不够理想，尤其是熟读熟背，照本宣扬，(义学)难有进步的希望。但确乎也维系了佛法的义学，不致完全中断。到了近代，虚大师首倡以僧众为主的(武院与汉院，都兼收少数在家青年)佛学院，渐成风气。受过相当佛教教育，而有志于深造的，那末从事于佛学的教学，教学相长，是唯一的途径了!佛学的高深造就，不能寄望于法师(或教授)的口头或讲稿的。在学院学习，初级的，只能得到佛学的一般知识;高级的，也只能对某部门的佛学，获得一些研究的方针与线索(这正是老师最宝贵的启示与引导)，学得学问的工具与治学方法。就是去日本佛教大学，或者修完博士学分，光荣归来，也还是这样。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学问，进一步而有所页献的学问，还等待开始。想凭借已有的学力，不断增进而有更高的造就，最好也还是教学相长。

　　在教学相长中，要讲、要写作、要互相讨论。自己在学院修学时，似乎都懂了，考也考得好。可是等到自己去讲时，就会感觉到自己的理解不够，自己也不满意。对某一经论，某一学科，参考一番，讲说一番，不但精熟得多，也会深刻一层，这就是进益了!如要写讲义，那就更好!平时依赖口才、技巧，囫囵过去，等到要写出来，或者公开发表，多少有些责任感，会特别留意。这一来，就会感觉到：虽然讲得头头是道，写出来却不免问题多多：组织不好，根据不足，意义不明确，理由不充分。总之，理解不够，了解错误──学力不足处，就会显露出来。知道不足，参考、修正、补充，学问也就进一步了。虽然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如能认真的话，也许老师的进步，比学生更多!说到讨论，古代佛教是经常以问答的方式，而进行法义之研讨的。论辩的风气(因明学等，都从这里发展出来)，也曾经传来中国，如晋代的「支许」对论。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不但自己不离经论，也不离修学的环境。师友之间不妨作口头的讨论(或是集体讨论)，或以文字来作法义的商榷。这对于学问的进步，最为有力!因为辩论一经展开，为了某一问题，一定会竭尽自己的一切所能，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形下，自己知识的潜在力量，会意外的集中发挥出来。没有想到的，也想到了;没有贯通的，也贯通了。由于对方的评论，会认识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论法，不同的意见。对受批评的自己来说，真是极丰硕的收获。学问的进步，在乎自己，但也要有学问的自由气氛，自由环境(思想的专制与垄断，是学问进步的唯一敌人)。那末，师友间的口头讨论，文字的商榷，都是有利于学术风气之培养的。不过，法义的商讨，要「虚心」，有接受别人批评的雅量。要「真诚」，有接受别人意见的勇气。切勿以自己为真理的代表;自己决不能错，错了也不能认帐。如这样，那就缺乏了讨论的根本条件，不讨论最好。时代的病态深极了!社会上的学者，起初是各人发表意见;继而互相批评;进而人身攻讦，戴上帽子;进而涉讼法院。好在现在中国佛教，说不上法义的讨论(有的是权利与人事的恩怨)，所以也耳目清净得多!不过，澄静无波，对僧伽学问的进步，是有碍的。正如冰封雪冻，枯寂的草木不生，生气毫无，那还能有百花竞放的壮观吗?

　　无论是对信众宏法，对僧伽教学，所以能促进学问的进步，是因为表现了出来──讲了出来、写了出来。表现出来，就会引起反应，或者受到赞美，或者受到批评，这就是策导自己向上的良好动力。或者欢喜人的赞叹，怕别人批评，那是私欲与浅见作怪。其实，受到赞叹，是对自己的一种同情的鼓励;受到批评，是对自己的一种有益的鞭策。鼓励、鞭策，一顺一逆的增上缘，会激发自己的精进;修正自己，充实自己，不断的向前迈进。有的人向学有心，终日不离书本。可是既不愿讲，又不肯写，一年又一年。修行吗?并不曾专心禅慧。学问吗?也不知进益多少，为何而学。如终于如此，那也就终于如此而已!不走向教学相长的正道，那末想于学问有所成就，有所贡献，也就太难了!

　　从事对信众宏法，对僧众教学，「教学相长」，「学以致用」，是能使自己的所学，日有增进的方便。真能向这一方向去做，当不会有所学无用的感觉了。但或者以为：向信众宏法吗?讲呢，没有人请。写作呢，编辑者不要。这么说来，大有无从着手之苦。其实，这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错误想法!以宣讲来说，如一定要环岛布教，国外宏法，那当然机会不多。如非大座讲经就不讲，没有人归依就不感兴趣，那根本就颠倒了。任何事，都是由微而着的。如有向信众宏法的热心，那里不是宏法的地方?尤其是住在什么地方──大寺或小院，总是有信众往来的。随机随缘，即使五句十句，偶为赞扬佛道，也可使人得益。渐渐引起了信众的兴趣，就可以从开示，到定期布教，或短期讲经。把这种工作，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对师长，对同道，不憍不慢，一定能为寺院同人所欢迎。因为这对寺院，是有利益而不是有障碍的。从前印度佛教的开展，得力于布萨──每月六次。布萨日(对内的事，这里不谈)，信众们来了，就为信众们说法(不一定要长篇大论)：说三归、五戒;或者授八关斋戒。这就是定期布教，信众们从事宗教的精神生活。等到佛教衰落了，定期的念佛会，消灾会，以及佛菩萨的纪念法会，只是礼拜，敲打唱念一番，再则吃一顿素斋回去。佛教而对信众不教，那就难怪佛教日渐衰落了!佛教而希望复兴，一定要摄受信众;摄受信众，要从寺院的定期布教做起。以现阶段来说，如向这一方向进行，那就是寺多人才少了!还会所学无用处吗?至于环岛宏法之类，是巡回布教，是少数大德的事，一定要得到当地寺院的合作。巡回布教，只是对各地方的佛教，临时奋起与鼓励一番。真正的摄受信众，日常教化，还是要靠当地寺僧(尼)的努力!这是最平实，最有效的向信众宏法，而自己也能因而日有进益的办法。至于写作，一方面要练习写作，一方面要能适应现实佛教的需要。如在这一方面，能下一番功夫，做到文义通顺，而所写的合乎信众与佛教的需要。那末，现在的佛教刊物，都在闹稿荒，文稿那里会没有人要呢?

　　至于向僧众讲学，为一异常重要的事，希望有人为此而发心。过去中国佛教，开大座的讲经法师(也是教育法师的)，长江一带，本来不少。但这些不足以适应现代教学的。经抗战动乱，早就衰落了。虚大师门下，于义学而深尝的，并不太多。问题是;虚大师的提倡佛学，原是以应用宏法，整顿僧伽制度为重的。专精义学或潜心著作，对狂风骇浪般的中国佛教，不免有急惊风与慢郎中之感。文绉绉，酸溜溜的佛教秀才，能有何用?所以提倡佛学，或派人去国外留学，都着重于如何革新佛教，联系国际佛教。而当时的佛教界，清末以来，一直在惊风骇浪中过日子;这是现在一般佛教青年，所难于理解或想象的。佛教界需要人才，需要应付社会，维持寺院的人才，不是深通佛学的人才。于是从佛学院出来的，或在佛学院任教一期二期的，有机缘的都受记了，当家做住持了(没有因缘的，多数在僧海中消失了)。佛学院的修学与任教，与过去住宝华，住金山，可说异曲同工，都是受记作住持的过程而已。在这种情形下，佛学院一直办下去，一直不能产生人才──佛学的人才。佛学院师资的品质，无法提高，而且会找不到老师。这种情形，现在的台湾佛教界，显然是更严重了!

　　于佛学曾有某种程度修学的，如能发心在学院教学，不必问学院办理得怎样，只要自己肯于此用力。「业精于专」，自会于佛法深入起来。自己的理解深了，深入才能浅出，才容易使人理解，学的人也就容易进步了。近十年来，去日本留学的人不少。在日本，主持寺院的，主要是大学毕业。这是一般的佛教;佛学人才，并不是这些人。日本过去与佛教的关系很深，能珍惜与日本精神深切相关的佛教文化。所以修学硕士、博士学分的，多数人不离于学。有从事一般教育而附带研究的;一部分人，从助教起，始终与佛学不相离。十年、廿年，就各部门而各为深入的研究，虽不免零乱，而到底学有专长，人才辈出。这都以所学为基础，从服务于教学，教学相长，久久而后有成就的。现代的学问，不能依赖个人的天才，而有赖于多数人的努力。尊重别人，接受别人的研究成果，而自己更进一步。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向这一方向走，人才也就充实而提高起来。这些学者，对一般的佛教活动，没有太多的影响，但影响还是很大的。力量生于信仰，信仰来于思想(这就非有信仰与思想的学问不可)，如真能于佛学深入，融集佛学的精英而发皇起来，凭借佛教固有的信仰潜力，其前途是难以估量的。面对现代佛教的师资缺乏，佛学院的陈陈相因，不能提高品质，觉得从教学相长中造就师资，实为唯一可由的途径!现在中国佛教，固然没有日本那种学术环境，但未尝不能从教学相长中，去自修深造。对佛学而有法喜，有兴趣的，尤其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何不选择这一方针，以发挥自己，贡献佛教呢!

　　「业精于勤」，「业精于专」，佛学也是不能例外的。中国佛教界，一向不重视学，得不到鼓励，还可能受到摧残。于佛学而有兴趣的，也就很难贯彻始终，毕生为佛学而献其身心。特别是现代台湾，摄受信众，宏法宣讲，打佛七，传戒，参加佛教会，作佛教的国际活动：似乎佛教的人才，非这样不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成为这一型态的人才，即使于法义积有基础，也很难再有进步了!有的重视对信众宏法，通俗布教，觉得这样才是办法。于是对佛学理论(实际上是一般的)，讥之为「天书」。可是事实终是事实，等到要办佛学院、研究院，甚至想办大学，就会发现问题──师资缺乏。于是乎僧伽教育，请居士来主持;请几位居士来担任课目。怎么说，怎么宣传，是另一回事;师资缺乏，或师资的内容不坚强，却是事实。留学，虽然说缓不济急，仍不失为补救的好办法。问题还在大家有一番认识，要专、要久，为教学而奉献身心，从教学相长中，不断提高品质。否则，也还只是有利于宣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