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到现代以后，能够让全国文坛关注的山西籍作家，较早的当是石评梅女士。石评梅(1902——1929)，山西平定人，原名石汝璧，后来因为她喜爱梅花的纯洁抗寒性格，改名为石评梅。曾用笔名波微、漱雪、冰花、心珠、林娜等。她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就在父亲的教导下读书认字。辛亥革命后，其父到省城太原教书，她亦随行，进入太原女子师范附属小学，一年后考进女师本部就读。她天资聪颖，加上用功，因此学习成绩很好，尤其作文突出。同时，她喜欢音乐、体育，又有组织能力，经常主持各类活动。1919年，北京学生“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波及到太原，石评梅勇敢地参加了太原学生声援北京同学的集会和游行，并且与几位进步同学在校园内贴标语，宣传“五·四”运动精神。校方并不喜欢她这样张扬，准备开除她；只是由于其父亲的关系，才未能实施。

    1920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石评梅从女师毕业了，为了获得更多知识并寻求救国之道，她离开山西赴北京。凭着她的才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是知识渊博且思想进步的许寿裳，他提倡教育的方向是科学与民主，经常聘请京城一些知名的教授和学者到学校做讲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这使得石评梅能够广泛接触各种文化与思想，再加上她勤奋努力，不断加深了文学素养。于是，她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北京的许多重要文学报刊，如《京报副刊》、《晨报副刊》、《语丝》、《文学旬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诗歌、散文、小说、剧本、评论等。她的这些作品思想深刻，格调清新，艺术性强，在京城文学界引起重视，被一些名家称为“才女”。小有名气的石评梅也引起了同乡才子高君宇的注意。高君宇是山西静乐(现属娄烦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社会活动家，并写得一手好文章。石评梅与高君宇在一次山西同乡会上相识，两人都早知其名，因此一见如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虽然高君宇在老家已奉父母之命娶一山村女子为妻，却毫无感情和共同语言；石评梅则跟一位在京城的同乡知识人士相恋着。但是，随着书信来往增多和经常见面倾谈，才女与才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

    三年后，石评梅从女高师毕业，应聘到北京师大附中等中学任教。教书之余，继续写作，并与陆晶清等人合编《京报》的《妇女周刊》，得到鲁迅、邵飘萍、庐隐等名作家、名记者的支持，鲁迅先生曾为该刊专门写了《寡妇主义》一文。同时，与高君宇的情感更为强烈，而且跟原来的恋人解除了恋爱关系，一心一意爱着高君宇。已经是职业革命家的高君宇，四处奔波，发动工人运动，组织学生造反等等。1924年受命南下广州，协助孙中山工作。期间，他给石评梅寄去一枚象牙戒指，表达了相爱之心。次年初，他随孙中山先生到北京，繁重的工作使他病倒，不久即逝世。高、石两位真情相爱之人，终于未能正式结为夫妻，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高君宇的不幸逝世，对于石评梅的打击非常大，她把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话：“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慧星之迅忽”刻在他的墓碑上。这个打击不光是精神上的，而且让她的身体也衰弱了许多。她拖着病体，一面教书，一面编《妇女周刊》，要继续做高君宇未竟的事业，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中。1925年的“五卅”惨案、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的“四·一二”惨案发生后，石评梅都义愤填膺地写下诗文，痛斥制造惨案的军阀。1929年9月，才女石评梅因病去世，年仅27岁。按照她的遗愿，好友们将她葬于北京陶然亭高君宇墓侧。两人生前未能结为连理，死后则永远相伴了。

　　2、石评梅的文学创作综述

　　石评梅作为一位新的女性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所遭受的压迫，她为自己能够摆脱这种束缚而庆幸，同时也为更多的妇女姐妹仍然生活在痛苦中担忧。因此，她的作品大部分是以妇女解放为主题，比如剧作《董二嫂》写了一个农村妇女被家庭摧残至死的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小说《弃妇》、《林楠的日记》等，则是讲述了一个个被男人抛弃的妇女痛苦心灵的故事，表达出她对这些弃妇的同情；另两篇小说《匹马嘶风录》和《偶然来临的贵妇人》，是探讨女子冲出封建家庭走上社会后出路的，前者表现的是献身革命的女英雄，后者刻划的是过着纸醉金迷放荡生活的所谓“贵妇人”形象。

    作为一位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女作家，石评梅对“大团圆”式的传统文学创作方式，非常不满足；因此，她的多数剧本、小说都采用了悲剧写法，特别是在表现青年男女婚姻问题的作品中，更是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氛围。石评梅采用悲剧写法，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她所处的社会背景，正是制造悲剧的时代。那时，中国刚刚推翻了数千年的封建制度，社会形态混乱，军阀割据领地，现代文明意识与封建思想的冲突激烈，所以，社会悲剧、婚姻悲剧、家庭悲剧，屡屡发生，这就决定了她选择题材时不能不以悲剧为主。正如她在《倩女》中借女主人公之口所说：“我们又是在这种新旧嬗变时代，可怜我们便作了制度下的牺牲者。”事实上，她自己的人生与爱情就是一出悲剧。其二，她阅读过不少外国文学名著，多数是悲剧结局；尤其是日本文学理论家厨川白村关于“缺陷之美”的观点，让她非常赞赏，她在《再读〈兰生弟的日记〉》一文中说：“我常想只有缺陷才能构成理想中圆满的希望，只有缺陷才能感到人生旅途中追求的兴味。”她曾明确表示：“我是崇拜悲剧的。”这种文学观念导致她的作品只能是悲剧性的。其三，她有着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善于描写凄婉悲凉的故事，善于挖掘人物的心理特征，善于渲染作品的气氛，这些都适合创作悲剧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