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落叶飘零的时候了，莱茵河畔的秋天，有一种凋零的诗意的美。接到范用先生从北京寄来的“迁贴”，说他“搬到城南，住进高楼，”而他住了四十五年的“北牌坊胡同那个小院，将不复存在”，我心里顿生说不出的惆怅，那逝去的往昔岁月，范用先生那名流荟萃，满是书香花影的书房，一一涌现在眼前。
　　
　　是1985年的夏天，我从南京大学毕业，来到北京，走进《读书》编辑部——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的大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了范用先生和他的“书房”。那时三联书店和人民出版社还没有分家，范用先生是什么“官衔”，我不知道，后来也没有问过他，只知道楼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尊称范用先生“老板”。老板很忙，我们常常见到他在出版社走廊里匆匆走过，难得有时间和我们这些小编辑说话。可是每逢杂志发稿那天，老板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煮起了咖啡，当我们工作完毕，他就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里去喝一杯咖啡。也许是因为老板亲手创办了《读书》杂志，组建了《读书》编辑部的缘故吧，对《读书》的编辑，老板是有点偏爱的。
　　
　　1986年，范用先生离休了，可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我们的“老板”。每个月发稿那天，我们照样到老板那儿喝咖啡，只是不在他的办公室了，而是在他家的书房里。
　　
　　范用先生的书房是长方形的，沿墙是一排高高的玻璃门的木头书架，一直伸到天花板，在靠门不远的地方，有一张方木桌，旁边放着几张木椅子。在房间的一角，挂着一盆绿色的吊兰，绿色温柔，婀娜多姿，低垂到暗红色的木头地板上。朝着院外的那面墙上有个很大的钢窗，窗外的白丁香，在夏天长得很茂盛，掩映在绿色的纱窗上，使整个房间平添朦胧的深绿色调。如果是冬天，在堆满书的茶几上，放着一盆水仙，娉婷娇柔地开着，那淡淡的清香，隐隐约约地漂浮在书房里。书房里没有华美的吊灯，没有昂贵的沙发，几件木头家具都是简单的，朴素的，可是整个书房予人精致高雅的感觉。我们常开玩笑说，范用先生的书房有《读书》杂志的风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读书》杂志因袭了范用先生书房的风格。
　　
　　记得我第一次走进范用先生的书房，就不胜惊叹，觉得书房像个艺术迷宫，里面无一物不精，无一物不美。记得书房四壁挂着画家朋友送给他的字画，有李一氓先生的字，启功先生画的竹子，郁风女士画的富春江，上有黄苗子先生的题字，印象最深的是一幅韩美林画的狐狸，活灵活现，可爱俏皮。从墙上默默地又是极机灵地打量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印象中还有黄永玉先生的—幅画，上面画着一个宽袍大袖的士人，左手挟着一摞书，右手摇着一把纸扇，上题“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挠公卿”，看了让人忍俊不禁。范用先生一生从事出版事业，书房里的书多，他人也慷慨，向他借书，他是来者不拒。可是，切记要按时归还，不然，就像柳苏先生写的，“他跟在后面追得要命”，而且，不怕你跑到天涯海角。我曾经从他那儿借过一本董桥的散文集，后来不知道又给谁借走了，他是一直追着我要，从北京要到科隆，他每次来信，从来不忘要书。
　　
　　黄永玉先生画上还有一句题词，说“挟书又扇扇想是喝多了”，实在有趣。说到酒，范用先生是喜欢的，但是从来不多喝。我那时对他酒柜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酒瓶特别感兴趣，觉得这些酒瓶子的造型很好玩，有的优美，有的古朴，有的奇特，个个都称得上是工艺品，不知范用先生如何搜寻到的，想必是那些文人画家朋友给他从天南海北找来的吧。我那时就求他，酒喝完，能不能把瓶子给我。他答应是答应了，可是几年过去了，他一个酒瓶都没有给我，直到我离开北京时，他那些酒还是原封不动地站在柜子里。
　　
　　范用先生的书房，在大陆、香港、台湾三地都很有名。有出版界、文化界的朋友到北京，都要到范用先生的书房里坐一坐。香港、台湾的文人雅士到北京，更是把到范用先生的书房里喝一杯咖啡看作荣幸的事，如风度翩翩的台湾云门舞蹈的林怀民先生，温文儒雅、现在香港编《明报月刊》的潘耀明先生。有一次，台湾《中国时报》的记者季季女士到北京，在《读书》编辑部里给范用先生打电话，用她那软软的好听的国语说，她无论如何也要去看看范用先生的书房。她说，台湾、香港的文人都说，没有到过范用先生的书房，就是没有到过北京啊。
　　
　　范用先生的那些老朋友，如今都是范用先生书房的常客。比如丁聪先生，他那爽朗的笑声，时常在这间书房里响起，他是自从《读书》创刊就给《读书》设计版式，《读书》每期都有他的漫画；比如冯亦代先生，他是最早被范用先生请来编《读书》的，多少年来一直给《读书》写“西窗译事”；比如柳苏先生，他那时旅居京城，正在给《读书》谈香港文坛，建议“你一定要读董桥”；比如吴祖光先生，他总是那样和蔼可亲，是范用先生多年的老朋友了。在书房的葱茏绿意中，我们有幸见到黄裳先生，他多年来给《读书》写“书林一枝”，见到文坛前辈柯灵先生，他在《读书》上的那篇《遥寄张爱玲》打动过多少读者的心；在书房的那张方桌旁，我们有幸聆听过黄宗江先生的妙语如珠，品尝过名家王世襄先生的烹饪艺术，等等，等等，范用先生书房里的座上客，是可以编一本中国文坛的“名人录”的。我们这些编辑们，坐在书丛中，喝着浓浓的哥伦比亚咖啡，听着文坛名流的高谈阔论，深感在范用先生的手下当编辑真是太幸福了，不用东奔西走，就在他的书房里，半本《读书》就能“搞定”了。
　　
　　那时我们常常下午去范用先生的书房喝咖啡，有时中午也去他的书房，用北京人话说，去那儿“蹭饭”。当时我们的工作条件很艰苦，吃午饭成了一个问题。我们几个编辑以“金香”的名义在《读书》上写“新书录”，有了稿费就一起去街头的小店吃饭。遇上有作者来，就请他和我们一起去小店。稿费用完了，就在办公室煮方便面吃。有时既没有稿费又没有方便面，我们就给范用先生打电话，然后就骑着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了他那绿树成荫、丁香盛开的院子。范用先生拿出女婿从德国带回来的小型摇面机做馄饨皮，很快就给我们端来一碗碗鲜美的小馄饨，清清的汤，上面漂浮着细细的紫菜丝、榨菜丝和碧绿的葱花，香味扑鼻，是我至今吃过的最美味的馄饨。吃完馄饨，照例是喝咖啡，谈《读书》。
　　
　　范用先生是出版的行家里手，对我们这些入门不久的编辑，他是谆谆教导，诲人不倦，有时不仅耳提面命，还亲自动手。每一期《读书》的清样，范用先生总是很认真地审阅，发现有什么问题，他会立即给我们打电话。有一年年底，我们几个编辑商量着要给《读书》的封面作些变化，议论了好久也没有拿出主意。范用先生知道了，亲自设计，很快就拿出了设计图稿，打电话叫我们去他家取。当我们在他的书房里见到范用先生给《读书》一年十二期做的封面，既有变化，又保留原来的风格，简单、大方，不由喜出望外，我们这些笨学生，是多么地感谢范用先生啊。
　　
　　我离开北京已久，过去的往事，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忘，那对故乡、亲人和师友们的怀念之情，却也是“浓得化不开”呢。最想的是，又坐在范用先生那诗意盎然、高朋满座的书房喝咖啡，没有了丁香在窗上摇曳的花影，当然是很遗憾的，但就像范用先生“迁贴”上说的，“却是在高处看落日，别有一番感受”呢。
　　
　　附记：这篇文章是几年前在科隆接到范用先生的“迁贴”后写的。我去年回国，旅居上海，又是一个落叶纷飞的时候，惊闻范用先生的老伴丁阿姨不幸去世，十分悲痛。想起当年我们在范用先生家常来常往时，丁阿姨对我们总是那么和蔼可亲，爱护有加，并且总是那么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范用先生那优雅整洁的书房，有着丁阿姨多少辛勤的劳动在里面啊。我一直想着有机会到北京去看望范用先生和丁阿姨的，可是没想到再也见不到丁阿姨了。谨以此文表示我对丁阿姨的悼念，并遥祝范用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