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母亲
撰文/ 长庆
母亲自幼生长在一个环境优裕的家庭,我外祖父是医名不错的中医,所以能夠从咸宁乡下(汀泗桥镇)闯进三十年代的大武汉。母亲和父亲成亲,彼此都出自医家是一个因素。母亲是长女,下面有一个弟弟。外祖父极疼爱她,取名珍宝。母亲虽然娇生惯养,但并不因此不明事理,倒是养成了敢于反抗的性格。外祖父应该说比较封建,大约想把母亲养在深闺,而母亲则是想到外面去。在乡下给她缠足时她就坚决不干,一次次缠上又被她一次次解开,只得作罢。到了武汉后,母亲要去上女子职业学校,真正到外面去抛头露面,外祖父不允,但母亲坚决要去,甚至闹翻了,母亲连“珍宝”的名字都不要了,自己改名“志坚”,此后母亲就一直用的这个名字。母亲在女子职业学校便更有机会接触当时的一些新思想,参加过当时反军阀的集会,后来她80多岁时有天她还跟我们唱起当时反军阀的一首歌子。
外祖父进城后,外祖母仍留乡下,外祖父依旧习娶了一房姨太太,母亲非常不高兴,终于有天口角起来把姨太太推倒在地捶了一顿。不过这只是母亲性格的一面,另一面她又是不计前嫌的。1959年母亲帶着我们从江西回故土后,她又主动去探望了那姨太太——因为她毕竟陪伴外祖父生活了许多年的。
母亲非常精明。她怎么和外祖父顶撞外祖父还是疼爱她的原因,除了亲情之外,就是母亲的精明。三十年代的社会,诈骗绑架的事不少(可叹如今也是如此了)。外祖父医术好收入不错,也就难免有人打主意。一天母亲偶然站在凉台上看见从巷口进来一个外祖父的熟人,那人见母亲在凉台上就踅进一个门里不见了。没过一会有个人来找外祖父,说外祖父的熟人有事请外祖父去一下。外祖父准备去,但母亲觉得不对头:刚才还看见那人了,他自己为什么不来?遂将所见告诉外祖父,外祖父就不去了,马上把有关人找来问,原来是想把外祖父骗去然后扣押,要家里拿钱去赎。外祖父感叹道:哎呀今天是我姑娘救了我一命。
母亲的精明在婚后的漫长岁月里就变为了一种多愁善感,因为种种不测袭击着这个小家庭。父亲家道中落,自身又无谋生之技,我大哥大姐已经出世,日子怎么过?父亲比母亲小一岁,母亲仿佛是姐姐,忧虑和担子便更多的压在她身上。在父亲未由亲戚介绍去江西谋事之前,母亲是靠在职业学校学的编织毛衣的手艺挣点钱维持生活。母亲是享过福的,但面对生活的变故,妻子、母亲的责任使她表现出能伸能曲和坚毅和顽强。离开故土到异乡后,母亲挑起哺育六个孩子的家务重担,舍弃了自己的一切愿望和理想。母亲在那座小城里,是不多的有文化的见过世面的妇女,有过几次参加工作的机会,但为了哺育儿女,都舍弃了。当我读到米兰·昆徳拉小说中的这样一句话:“一个母亲是人格化了的牺牲。”我便想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她就是“牺牲”这个词的化身。在父亲遭受厄运的二十余年里,除了政治的压力之外,经济困窘的实际重担是更多地压在母亲身上。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母亲六十多岁了还去街办工厂干修理汽车水箱的活儿。以前并未干过这活,但生活逼得去做,后来竟也干得很好。她非常注意和周围人搞好关糸,以她的智慧,在政治压力与这个家庭之间,筑起一层人情的弹性,多少减轻着一些痛苦。
在很长一些年月里,我们家是没有钟的,邻居也没有钟,人们早上都是听着外面的市声起床。父亲被“监督劳动”后因为每天要提前到厂,要先打扫完毕厂里的厕所和澡堂不敢躭误,母亲咬咬牙买了一个钟,但买不起带铃的。每到早上五点来钟,母亲便不敢再睡着了,候着时间喊父亲起床。这个鈡用坏后终于买了个带铃的。这两个钟是为父亲“监督劳动”而买的,我们称之为“劳改钟”,以记永久。
母亲是84岁去世的。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她除了年轻时过了些好日子外,基本上再没有过什么好日子。父亲“改正”后,工资分文未补,做儿女的经济狀况在很长时间里也没有缓过气来。母亲为儿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却没能享上儿女一天福,这是叫我们永远抱愧而又永远无法弥补的,唯有永远的痛苦颤动在心中。
写于20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