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 文/

 父亲生于1913年，死于1993年，夠80岁。如果不是他的乐观的性情和力求自由的生活方式，我想他所经受的磨难不会让他活得这么久。

    父亲生于名医世家，生活条件是优裕的，因而也就贪玩、爱吃，却没能很好继承祖宗的医朮。祖父死后，家道中落，父亲无谋生之技；加之日本人的飞机轰炸武汉，人心惶惶，一个在景德镇的亲戚给父亲在那里找了个差事，于是父母亲带着三四岁的我大哥大姐离开故土去到异乡。当然父亲也并非只有去异乡一条路，中医世家总还是有些社会关系，曾请动了一个在洋行管事的某先生帮父亲在洋行找点事做。父亲应约到了那里，某先生拿过“八行书”箋就写字条，其时问了父亲一句会不会英文，父亲不会英文，非常羞愧，便拦住某先生：“哎呀你家快莫写快莫写，叫你家为难。”那位请动某先生的熟人在我母亲面前抱怨父亲：“好容易说动了某先生写字条，哪有像杨先生这样还拦住不叫写的，会英文有会英文的事，不会英文有不会英文的事嘛。”所以最后父亲去异乡，是有一定的性格因素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后来的生活道路和命运。所谓性格即命运，我想这话对于父亲是贴切的。    

    景德镇当时是个小镇，属浮梁县管辖。父亲在那里当个职员，到48年时，我二哥二姐，我和妹妹，都相继出世，一家八口。那时国民党执政，父亲信仰三民主义，参加了国民党，但始终是一名普通党员。49年春，景德镇解放，父亲由于熟悉业务，在部门里仍然受到重视，从部队来接管的新局长对他很器重，他的心情也很好，决心跟上新时代，跟着人民政府。后来父亲调到另一个县城。三反运动中一个冤案把父亲关进牢里半年，后来澄清了，父亲回到原单位。但到1958年时，各单位精简人员，上山下乡。谁愿意被精简呢？父亲那时45岁，年富力强正干事，家里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儿女，自然也不愿被精简。但总得有人精简。于是挑有“历史污点”的人，父亲是国民党员，就在其中了。另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父亲得罪了局长。局长的老婆也在局里做事，但业务不熟，但要评模范，并且要提股长。父亲说：“她业务都不熟，怎么还能评模范呢？”当然局长老婆还是评了模范，也提了股长，而父亲就得被精简了。

    父亲被精简后闷闷不乐了好几天，最后一拍腿：回武汉去！离开故土二十年了。当初为谋生离开故土，如今又为谋生回故土。回故土总归是件高兴的事。故土上还有他晚辈的亲戚在那里当着一个部门的领导，这个部门正是管就业的。父亲高高兴兴的回到了故土，一片亲情沐浴之后，提到就业问题，也许是那时的领导的确清亷，也许是失业的人太多解决不过来，父亲的就业问题没解决，精简时发的一点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一日翻开本市报纸，上登着一“成绩”：本市实现“街无闲户，户无闲人”。父亲心想我都闲了半年了，据他所知还有不少人也找不到事做，“成绩”有假。于是父亲一封信寄到登“成绩”的报社，因为已受夹磨，所以还是谨慎一点，署的是假名。但半个月后，他和另外一些人都被安排工作了。政府听取意见改进工作了，父亲感到很高兴。他到一个区办工厂当会计，工作是负责的。1959年开始搞城市人民公社，他和大家一样也高高兴兴，决心跟着党昂首阔步前进。前几年我清理父亲的遗物，还发现他有一篇当时参加厂里联欢演出写的快板，高高兴兴歌颂党。但没过多久大家就开始饿肚子了，父亲是从小爱吃的，意见就比别人更大。不久他得了浮肿，医生开条子给他去买黄豆，他跑遍了粮店也没买着黄豆。想到那次向上边写信解决了工作问题，于是又向上边写信反映吃的问题，但这回没什么动静，还是没黄豆，还是吃不饱，再写信，还是没动静，再写信……开始有牢骚话了，如““盘古开天到如今，没听说吃饭用秤称”等等，牢骚话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父亲被铐走了。半个月后放回来时被戴上“帽子”，从会计岗位上扒下来，工资由42元降到24元，到油漆班“监督劳动”。不是那种一边走动一边刷漆的活，而是成天弯着腰站在漆池前将铁铸件涂上漆。父亲被“监督劳动”了13年，背是在那个期间驼的，高血压病也是那个时候上身的。如果父亲不是乐观的人，也许早就完了。父亲有两大嗜好，一是吃，二是看戏。年轻时因为家境富裕他大约是吃过不少好东西的，后来经济条件不允许不可能吃什么好的东西，但在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內他还是找些好吃的，当然都是些小吃。武汉三镇哪家的什么小吃好他是清清楚楚的。父亲京、汉、楚、越、话剧、歌剧都爱看，每隔一两天就要看一回戏的，但因经济能力只能买三级票，他总是尽量去早些买三级票中较靠前些的位子。即使在旅途中他也要找戏看的，从江西回故土时在鄱阳、九江等地转船时，他也要在当地找戏看，以致多用了些时日。父亲还有个习惯，每次看戏都要索取戏单并保存起来。他被铐走的时候，公安人员顺便在家里抄查了一下，结果从他枕头下抄出戏单200余张，由此认定他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写进了给他戴帽子的刑事处分决定里。

    1978年父亲已65岁了，不得不退休了，厂里人总还是了解他的，一致签名打报告到上面给他摘帽子，否则他连退休的资格都没有。总算批准摘了帽子，也就是说承认你改造好了，以后再不称你是坏人了，但是不承认你本来就不是坏人。父亲的“改正”是在9年之后的1987年。那是由于父亲的一次次申诉、上访的結果。他觉得自己是无罪的，并且不愿意把这个“尾巴”留给子女。因为在这个国度，一个人的命运就是一家人的命运。

    我在年少气盛时因为承受的夹磨而怨恨过父亲。随着年岁的增大，对生活认识的加深，我完全理解了父亲，因为社会各种人群的不同命运其实是由一个时代所决定的，而一个人群中的个人命运的些微差别才是由性格所决定的。

    我早想写下这篇文字，现在终于写下了，将它献给父亲的在天之灵。

                                                                                                                         写20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