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和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表现出很明显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主要归因于胡适身负自由主义领袖和流亡“政权”同盟者的双重角色，体现出在非常情势下一个老派自由主义者思想意识中“国权”与“人权”的紧张。

　　胡适对于中国政治的言论参与，五四以来，除了抗战期间担任外交工作一度无暇顾及外，几乎没有间断过。他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主要通过创办主持言论刊物来实现。他创办或主持的《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都已为人熟知，有关这些刊物的专门研究亦日见丰富。不过，对于离开大陆之后胡适等人在台湾建立的“最后一个思想据点”《自由中国》，大陆学界研究要少一些①。《自由中国》连续出版十年又十个月;而胡适离世也在该刊结束两年之内，且直接受到该刊关门的影响。所以胡适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胡适全集》未收录者多篇)和活动，实际上很能反映他晚年的主要思想取向和心理状态，值得学界注意。鉴于此，本文准备以胡适在《自由中国》发表的言论为主要素材，解析晚年胡适的思想与角色及其背后的意涵。

　　一、积极与消极：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文字参与

　　《自由中国》1949 年创刊，其时胡适寓居美国;1958 年胡适回到台湾任职，两年后《自由中国》因雷震案封馆。《自由中国》在总共 23 卷中，发表的胡适文章计有 31 篇：

　　1、《<自由中国>的宗旨》，拟于 1949 年 4 月，刊于第 1 卷第 1 期(1949.11.20)。

　　2、《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根据 1941 年 7 月在密歇根大学演讲翻译，刊于第 1 卷第 1 期(1949.11.20)。

　　3、《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作于 1950 年 1 月，刊于第 2 卷第 3 期(1950.2.1)。

　　4、《史达林雄图下的中国》，原刊于美国《外交季刊》1950 年 10月号，同时授权《中央日报》和《自由中国》翻译发表，载第 3 卷第10 期(1950.11.16)。

　　5、《致本社的一封信》，作于 1951 年 8 月，抗议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刊于第 5 卷第 5 期(1951.9.1)。

　　6、《十年来中美关系急趋恶化的原委》，根据 1951 年 4 月在美国哲学会年会上的演讲译出，刊于第 5 卷第 5 期(1951.9.1)。

　　7、《<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会上致词》，刊于第 7 卷第 12 期(1952.12.16)。

　　8、《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1952 年 11 月 30 日应台湾八学术团体之邀所作公开演讲，刊于第 7 卷第 12 期(1952.12.16)。

　　9、《东亚的命运》，新年特刊约稿，刊于第 8 卷第 1 期(1953.1.1)。

　　10、《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1953 年 1月 3 日新竹讲演，刊于第 8 卷第 3 期(1953.2.1)。

　　11、《追念吴稚晖先生》，百号纪念和新年特刊约稿，纪念吴稚晖去世，刊于第 10 卷第 1 期(1954.1.1)。

　　12、《从<到奴役之路>说起——在“自由中国社”欢迎茶会上讲词》，刊于第 10 卷第 6 期(1954.3.16)。

　　1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1954 年 3 月在台湾大学讲演，刊于第 10 卷第 7 期(1954.4.1)。

　　14、《介绍一本最值得读的自传》，新年特刊约稿，刊于第 12 卷第1 期(1955.1.1)。

　　15、《“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纽约读书笔记，刊于第 12 卷第 7 期(1955.4.1)。

　　16、《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关于近作计划(《丁文江的传记》、《论中共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情况，刊于第 14 卷第 8 期(1956.4.16)。

　　17、《丁在君与徐霞客》，《丁文江的传记》第九章，刊于第 14 卷第 9 期(1956.5.1)。

　　18、《丁文江留英纪实》，《丁文江的传记》第四、五章，刊于第 15卷第 5 期(1956.9.1)。

　　19、《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原应《中央日报》之约而写，刊于第 15 卷第 9 期(1956.10.31 祝寿专号)。

　　20、《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1958 年 5 月在“自由中国社”演讲，刊于第 18 卷第 11 期(1958.6.1)。

　　21、《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刊于第 19 卷第 2 期(1958.7.16)。

　　22、《关于言论自由和反共救国会议》，1958 年 12 月 22 日在台北民主朝社讲演，刊于第 20 卷第 1 期(1959.1.1)。

　　23、《林肯一百五十年的生日纪念》，在美国之音举办的林肯纪念庆典上的讲演，刊于第 20 卷第 4 期(1959.2.16)。

　　24、《容忍与自由》，为《自由中国》文祸作于 1959 年 3 月 12 日，刊于第 20 卷第 6 期(1959.3.16)。

　　25、《给本社编辑委员会一封信》，为《自由中国》文祸作于 1959年 3 月 5 日，刊于第 20 卷第 7 期(1959.4.1)

　　26、《论初唐盛唐还没有雕板书》，刊于第 21 卷第 1 期(1959.7.1)。

　　27、《杜威在中国》，根据 1959 年 7 月 16 日在美国夏威夷大学演讲译出，刊于第 21 卷第 4 期(1959.8.16)。

　　28、《记美国医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纳先生》，十年纪念特刊约稿，纪念弗勒斯纳去世，作于 1959 年 11 月 9 日，刊于第 21卷第 10 期(1959.11.16)。

　　29、《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刊于第 21卷第 11 期(1959.12.1)。

　　30、《虚云和尚年谱讨论》，至《中央日报》胡健中和《自由中国》雷震论学函各一通，刊于第 21 卷第 12 期(1959.12.16)。

　　31、《赫尔回忆录序》，序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中译本，刊于第22 卷第 6 期(1960.3.16)。

　　从上述罗列中可得出几项有趣的数据：

　　1、根据体裁分析，总数 31 篇中，宣言 1 篇(1)，演讲辞 12 篇(2、6、7、8、10、12、13、20、22、23、27、29)，时文 11 篇(3、4、9、11、14、15、17、18、19、24、28)，书信 4 篇(5、16、30、25)，书序 2 篇(21、31)，学术论文1 篇(31)。

　　2、根据文字背景分析，31 篇中，主动投寄 4 篇(1、5、24、25)，被动刊载 11 篇(2、7、8、10、12、13、16、20、22、29、30)，应约专稿 7 篇(3、9、11、14、15、26、28)，外用稿寄载 9 篇(4、6、17、18、19、21、23、27、31)。

　　3、根据主旨分析，31 篇中针对共与俄国者 4 篇(1、2、3、4)，针对美国和西方社会者 3 篇(6、8、9)，针对国民党当局者 2 篇(5、19)，针对自由派同人者 8 篇(7、12、15、20、22、24、25、29)，无针对性的学术、追思文字最多，达 14 篇(10、11、13、14、16、17、18、21、23、26、27、28、30、31)。

　　4、根据时段分布，31 篇中，2 篇作于《自由中国》创刊之前(1、2)，发表于该刊创刊号(1949 年);1950-1955 年比较均衡，每年约发表 2 篇(只有 1954年多 1 篇);1956 年后起伏较大，1956 年发表 4 篇，1957 年未见文字发表，1958年 2 篇，1959 年达 9 篇;终刊年 1 篇。1951 年之前主要是反共抗俄文字，1951年开始针对西方世界、国民党当局、自由派同人发言，但文字总量并不多。学术、追思性文字反而比较多，从 1953 年到 1960 年，相对均匀分布。

　　从以上量化分析不难看出，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不够积极的方面。他为《自由中国》确定宗旨，每次回台均到社讲演，每当刊物遭遇政治麻烦时他都出面设法，表明他对该刊起码是有热心、有认同感的。但另一方面，他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与编委会其他成员相比并不多，与该刊政论格调一致的专文为数更少(发表篇数最多的 1959 年，针对国民党当局的政论也阙如)，许多文字并无多少思想性，乃碍于雷震反复约稿的情面勉强而为;思想性的文字大多是演讲辞，属被动发表，显示出他对于该刊的热心和认同感又有其限度。

　　这两点初步观察，乍一看，相互抵触，难以置信。但实际情形确实如此，《自由中国》同人和胡适本人也都谈到这两个方面。

　　“自由中国社”同人对于胡适积极发起《自由中国》的功绩一直倍加赞赏。1950 年《自由中国》社第一次座谈会上，总编辑毛子水致辞说：“胡适之先生从北平出来，想从文化上与共产党斗争，去年三月在上海，后来又在台北，打算除出版丛书及定期刊物外，在上海办一个日报，嗣以京沪沦陷得太快，除丛书早已出版七种外，定期刊物迟到去年十一月才出版《自由中国》半月刊。《自由中国》社想以《自由中国》这个刊物造成一个自由中国运动。”①这既是说明《自由中国》的创刊缘由和过程，也是交代胡适的缔造之功及其意图。《自由中国》出刊十年后，负责人雷震仍在文章中陈述《自由中国》筹备阶段胡适在刊名上的坚持。②正因为胡适是《自由中国》最主要的发起人和精神领袖，刊物创刊时同人一致要求借其名义发行③。

　　《自由中国》刊物上很少看到因其参与太少而不满胡适的文字，但从同人特

　　别是雷震给胡适的信中，却也很能体会到一些抱怨。例如 1949 年 12 月 8 日雷震

　　致胡适：“明年新正，拟出新年特大号，务肯先生惠赐宏文一篇，……先生必须

　　有一长文，本刊在社会上已发生相当号召力，这都是由于先生为发行人之故，如

　　先生专号不来文，不独减低编辑人之勇气，我们对社会不好交代，因此请先生千

　　万千万寄来。”1950 年 3 月 23 日又函：“本社同人希望先生至多二个月来文章一

　　篇，国内人士均希望能读到先生文章。”4 月 18 日函：“顷接各方来函，询问先

　　生何以不写文章，因为大家非常喜欢读到你的文章。”5 月 14 日函重申此点，并

　　表示对这些询问“震实无法回答”。7 月 11 日函：“先生不写文章来，我们实在

　　感觉难以应付也，务盼先生最近写一文章寄来，公私均感。”1951 年 1 月 4 日函：

　　“《自由中国》发行已十四个月，海外销场日增，读者日众，惟一般读者，渴望

　　读到先生文章，弟一再函请，未蒙赐稿，不仅弟个人失望而已也，闻先生在美演

　　讲，至恳将演讲稿寄下(英文亦可，由本社觅人翻译)发表，以馨读者之热望，

　　千万拜恳。”1952 年 4 月 27 日函云：“……尚有一最苦而最无法自解之事，即先

　　生不大为本刊撰稿子，本刊系先生之【为】发起人，大家都希望读到大作。”“本

　　刊先生总是发行人，尽管先生心中有多少不愿意，但是如非先生为发行人，此刊

　　不易支持，请先生念弟等编辑之苦，多多为本刊撰稿子，一年中希望先生写二篇

　　稿子，则要求总不算苛刻吧!”④《自由中国》同人从最先希望胡适经常有文章来

　　发表，到最长两个月一篇，到变成一年之内两篇，其间既能体现对胡适支持本刊

　　的坚执信赖，也包含着一再失望的怨意。

　　胡适本人在几次演讲中也都提及与《自由中国》关系的两个方面。

　　1952年为《自由中国》杂志三周年纪念致词，胡适就讲到他是该刊的发起

　　人之一，“当民国三十八年初，大陆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我到国外去。在没有启

　　程以前，许多朋友们在南京在上海常常谈到国家的问题，想办一种日报或杂志以

　　振起舆论。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定了‘自由中国’这个名字。当时有几位朋友要

　　我写一个简单的宣言。因为那时大家的心里都很乱，时间也匆促，没有机会好好

　　的写。到了三十八年四月六日，上了船以后，在船上才有点时间想想这个问

　　题。……现在每期在《自由中国》印出来的几条宗旨，就是那时我在船上想的。”

　　这段话可视为他对刊物的热心和认同的说明;但同时他又表示：“我很惭愧，这

　　几年担任了一个发行人的虚名，事实上我并没有负责任。我不但没有负发行人的

　　责任，甚至连作文章的责任都没有负。三年当中，我写的文章只有两三篇;这是

　　很惭愧的!”①1958 年演讲《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1959 年《容忍与自由

　　——<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也重申了这两层意思。

　　二、坚守与妥协：《自由中国》里胡适思想性文字的旨趣

　　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自我矛盾的情形不仅表现在参与度上，还表现

　　在思想倾向上。

　　作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殿军，胡适对于自由人权，尤其是言论自由向来十

　　分珍视，曾说“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

　　有诸葛亮”②。这一点，在《自由中国》的文字中也不例外。

　　胡适真正第一篇写给《自由中国》的专文，《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是

　　对 1949 年 5 月 11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的回应，

　　这封信是陈垣在建国初期见闻北京新气象，感觉“朝闻道夕死可矣”后，向老友

　　胡适表达解放区人民有言论自由，呼唤胡适转向人民一边的文字。胡适根据此信

　　为“很漂亮的白话文”(信由弟子刘乃和执笔初稿，以白话文写成)不合陈垣文

　　字习惯等由，判定是受胁迫而为并经“党作家”作伪，不得不能说明“解放区人

　　民有言论自由”，反而说明连陈垣“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并进而引伸到

　　“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的结论。这是在反共话语中申述的“自由”。

　　在当时的台湾言论界，反共抗俄是最大的政治神话，在这种气氛下指责“共

　　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毫不困难，也不一定真能代表一个人对自由的坚持。胡

　　适不仅批评红色地区的“自由”问题，对蓝色地区的“自由”问题也不客气。《自

　　由中国》第 4 卷第 11 期(1951 年 6 月 1 日)发表了一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

　　罪》，批评当局违法牟利胡作非为，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强力反弹和打压，胡适在

　　美国看到《自由中国》变相道歉的文字，特意写信说：“‘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

　　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①让雷震在《自

　　由中国》发文表示严重的抗议。

　　胡适回台参加《自由中国》活动时，更直接鼓励同人争取言论自由，指出：

　　“言论自由，只在宪法上有那一条提到是不够的。言论自由和别的自由一样，还

　　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法律的赋予与宪法的保障是不够的。人人应该把言论

　　自由看作最宝贵的东西，随时随地的努力争取;随时随地的努力维持。”在他看

　　来，无论什么政府，无论什么国家，凡是主管行政部门的，总是不十分愿意有人

　　批评，所以要真正做到言论自由，都得人人随时随地去争取。“我们这班朋友们

　　偶然作一点批评，至少可以养成一种习惯，可以形成一种风气。当政的人起初虽

　　然觉得讨厌，但看惯了，就觉得批评是善意的，不是恶意的。因此;时间长了，

　　言论多了，可以使当局者养成接受批评和容忍批评的习惯;一般人民也可因此而

　　养成了争取自由的习惯。这样，对于国家、社会、政府、人民都有好处。”他希

　　望无论在朝在野的都能了解，“我们”的希望，是在民主自由这一方面。在民主、

　　自由方面的努力增加一分，就是“我们”在“自由世界”的地位抬高一分。为此，

　　在朝的人应该极力培养鼓励合法的反对，合法的批评;在野的人士也应该努力自

　　己负起这个责任，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有这种精神才可以养成民主

　　自由的风气和习惯。这样才可以在自由世界中站一个地位而无惭愧。”②

　　胡适也有文字表现自己做诤臣、诤友的努力。最引起关注的，要算《自由中

　　国》“祝寿专号”上的《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其述说的故事，

　　第一个是艾氏当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时，副校长向他报告说，学校各部门首长都

　　想见校长，谈谈他们的工作，艾氏得知仅学院首长一级就有六十三人时，急忙喊

　　停，表示完全信任他们，无须“糟蹋了他们的宝贵光阴”。第二个故事说的是艾

　　氏当选总统之后，一次正在高尔夫球场打球，白宫突然送一急件请艾森豪威尔批

　　示。总统助理事先拟了两种意见，一种是总统许可，一种是不许可。艾氏看了后，

　　一时拿不定主意，在两种意见上都签了名，另加一句话：“请狄克替我挑一个罢”

　　(狄克是副总统尼克松)，然后继续打球。故事说完，胡适又加一则“后记”来点

　　题。他说这两个故事表示艾森豪威尔真有“做一国元首的风度”，而蒋介石缺少

　　的正是这样的风度。他奉劝蒋介石“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

　　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大势’的

　　元首” ③。这一诤谏，后来引起国民党当局狂风暴雨般的反击。

　　胡适对自由的坚守还包含继续阐发和反思若干既有自由主义观念。在《三百

　　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中，胡适将自由民主与科学文化联系

　　起来，认为没有科学文化，就难以实现人的价值。他引用中国经书中的“天地之

　　性人为贵”，来说明中国在二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承认天地之间“人”最宝贵，但

　　这种思想却没有制度化，仅是一句空话，但是现在人类有了科学文化，人的地位

　　抬高了，就能实现了。所以“历史上三百年来民主自由的思想，同科学工业的文

　　化、工程学的文化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①而在《从<到奴役之路>说起》中，

　　胡适更对他过去长期信持的“平等”迷思进行当众“洗脑”，表示一切计划经济

　　和“社会主义”，都是与自由冲突的“奴役之路”。

　　类似的“洗脑”还有对中国传统思想与自由理念之关系的认识。《中国古代

　　思想史的一个看法》就特别提出几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威权与自由冲突的观念

　　和历史：第一，是老子为代表的无政府的抗议，认为用不着政府，即使有政府也

　　应无为、放任、不干涉，无为而无不为;第二是孔子、孟子一班人提倡的一种自

　　由主义的教育哲学，教育人要有一种人格的尊严，一种使命感，参加政治、参加

　　社会;第三是极权思想，墨家尚同说是没有机会实施的一种极权政治哲学，商鞅

　　的法家思想则成功实行了“极权政治”;第四是汉初运用老子无为的政治哲学将

　　极权国家打倒。“秦是以有为极权而亡;而汉朝以有意的、自觉的实行无为政治，

　　大汉帝国居然能安定四百二十年之久。不但安定了四百二十年，可说二千年来到

　　现在。”②显然，在他看来，中国古代思想中儒家、道家都有自由主义的因素，而

　　正是这些因素成为中国历史延续的动力。

　　先秦诸子虽然内含了一些自由主义因素，毕竟没有直接争自由。胡适有文章

　　进一步指出，类似“不自由毋宁死”的说法，中国历史上也有。900 年前范仲淹

　　所说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就是这样的争自由的名言，比Patrick Henry的

　　名言还要早 740 年。“从中国向来智识份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诤

　　谏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

　　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动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

　　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③这些说法包含“挖掘古典

　　传统资源以与自由民主思想接榫”的味道，与“五四”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

　　值”的“西化”胡适相比，深化不少。

　　可见尽管胡适实际参与《自由中国》事务不算多，但从已发表的文字中，仍

　　然能了解到他对于自由主义的坚守和持续思考。

　　不过，坚守不等于坚执。胡适在《自由中国》争自由、促启蒙的过程中，既

　　有不退让的方面，亦有妥协的表现。妥协的情况，在《自由中国》后期日益激进

　　的情势下尤其明显。

　　第一件表现妥协的事项，是反对《自由中国》碰触 “反攻大陆”问题。1957

　　年 8 月开始，为反击“祝寿专号”出版以来当局对自由派的思想围剿，《自由中

　　国》开辟“今日的问题”政论专栏，系统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以揭穿国民党

　　在台统治遮羞布的《反攻大陆问题》打头炮。该文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局认为已

　　经违反了“国策”，发动官方报刊联合起来加大火力围攻《自由中国》，此外国民

　　党主办的“干部训练班”及国防部总政治部统辖的各军种政工单位，均针对《自

　　由中国》的言论，举办声讨会，口诛笔伐。胡适看到这个严重局面，在面对同人

　　的讲话中，一再表示这个“招牌”性的东西，“我们不可以去碰的”①。

　　第二件，是对自由派同人主张的“反共救国会议”持模糊态度。包括《自由

　　中国》同人在内的自由派人士一直力主召开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反共救国

　　会议”，以制约国民党的独裁，胡适对此很久未发表意见，直到 1958 年底才在一

　　次讲演中表示态度。这个态度仍然是模糊的：他以美国 1787 费城会议为根据，

　　认为几千人或几百人的会议解决不了问题，要开也只能开几十个人的会议，而且

　　不要新闻记者参加，内容不公开，方便充分发表意见。②实际上是不赞成召开。

　　第三件，为“容忍与自由”的论述。《自由中国》一再因言论惹“祸”，胡适

　　每每一方面勉力疏通，一方面转向同人灭火，越来越对同人的激烈批评文字不以

　　为然。“陈怀祺事件”后，胡适接连在《自由中国》发表《容忍与自由》一文和

　　《给本社编辑委员会一封信》，希望同人对当局更加“容忍”和“负责任”。

　　第四件，是对组党问题的态度。胡适原则上赞成“让教育界、青年、知识份

　　子出来组织一个不希望取得政权的‘在野党’”，但认为最好不要用“反对党”这

　　个名词，让当局害怕。③这个立场不仅跟不上雷震的步伐，跟他本人 1948 年自由

　　主义演讲中“容忍反对党”的精神，也不甚合拍。

　　三、自由派与联盟者：角色的困境

　　胡适对待《自由中国》的矛盾情形与其所载言论的两歧性究竟何以出现?或

　　者说一个旗帜鲜明的自由主义者为何会“冷淡”他亲手发起的自由主义刊物和尊

　　他为领袖的自由主义同道?他本人的说法中透露出一些线索，有的已经被学者注

　　意到。

　　例如“发行人”问题。《自由中国》创刊时，同人为了避免党方人士控制，

　　确保刊物由自由派掌握，并争取较多的言论空间，在未经身居美国的胡适许可的

　　情况下，议定以其名义做刊物“发行人”。根据国民党当局法律，刊物发行人要

　　承担法律责任，一个刊物在国内发行而要一个身在国外的人来承担责任，正常情

　　况下当然不合情理，更不符合“言论自由靠自己争取”的原则，所以胡适很快写

　　信向雷震表示不满，直言“我最不高兴的是你用我的名字为‘发行人’。这是作

　　伪，不是发起一个救国运动的好榜样。我想请你老兄考虑，另请一人为发行人。”

　　①回台讲演也作为主要要求之一提出来，希望“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的发行人虚

　　名”，“将来多作点文章，作编辑人中的一个”②。学者注意到这一情况对于胡适

　　的言论参与是有影响的。

　　但是，这一情况所能够解释的最多只是《自由中国》八卷三期(1953 年 2

　　月 1 日)之前。从八卷三期起，发行人变更(先后为编辑委员会、雷震)，雷震

　　次日专程致函胡适告知，并恳切要求“先生前允为本刊多写文章，至希先生实践

　　此言”，因“本刊在名义上虽已变更了发行人，在精神上仍是先生主持的，我们

　　仍是守住《自由中国》的宗旨而行事”③，但实际上，此后胡适来文的数量并没

　　有显著改善。而且，从所载文字思想上的两歧性来看，妥协性的部分大多在 1957

　　年之后，与“发行人”问题更不相干。

　　也有学者注意到《自由中国》言论对象的变化对胡适态度的影响。胡适积极

　　发起《自由中国》时，尚身在上海，国民政府仍控制半壁江山。发起这个言论阵

　　地，意图在于协助国民党当局“戡乱”，在军事战之外进行“文化战”、“思想战”。

　　所以其拟定的《宗旨》，声称要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切实改革

　　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抵抗“极权政治”的扩张，使整个

　　国家成为“自由中国”。显然，“抵抗”共产党的意味要超过“督促”国民党。《自

　　由中国》1949 年 11 月在台湾实际创办时，面对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压

　　力更大，更强化了反共的色彩。不过这个阶段很短，1950 年夏朝鲜战争爆发，

　　美国出手防卫台湾，急遽改变国共军事格杀形势，国民党获得了台湾安全保证，

　　同时也失去了反攻大陆的可能。国民党开始重建威权体制，《自由中国》，也相应

　　地由帮闲“抵抗”共产党为主转向以“督促”国民党为重点。关注这一变化的学

　　者认为，胡适不再担任发行人之后，《自由中国》虽每期照登其手订的《宗旨》，

　　实际宗旨却已经向“反对党”的角色转变，这与他做诤臣、诤友的理念自有差距，

　　所以参与不积极。

　　胡适本人也确曾将《自由中国》与“反对党”联系起来。《自由中国》在“今

　　日的问题”系列社论发表后，曾汇编成册出版，胡适读后即对雷震说：“这是新

　　党的政纲吧”①，雷震未加否认。 ②《自由中国》既然逐渐向“反对党”游移，

　　而胡适不参与党派活动的立场也是一个事实(大陆时期勿论，1949年后自由派

　　三次组党之议——蒋廷黻组织中国自由党、雷震试图动员胡适与张君劢合作组

　　党、雷震结合民社、青年两党及本省籍人士组织强大反对党——胡适都拒不参

　　与)，如此解释胡适的消极和妥协，应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自由中国》从帮

　　闲党到反对党，并不是一天完成的，1952-1956 年这四五年，可以说处在二者

　　之间，何以胡适照样“少写文章”?此说就难以关照。

　　笔者以为，胡适对于《自由中国》的矛盾态度，有着多种因素，包括上述两

　　个因素(以及其他可能的具体因素)，但还有更主要的因素。这就是老一代中国

　　自由主义者的思想特质以及 1949 年后对流亡生活时空环境的把握。

　　经历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尤其是五四启蒙，自由主义实际上成为 20 世纪

　　上半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信仰之一。但由于自由主义在中国所发挥的思想功能

　　主要在于使国家“上轨道”而从根本上挽救国运，不像西方近代市民社会语境下

　　的自由主义那样专注于个人权利，所以给今人的印象是，他们与其说是在宣导自

　　由主义，不如说在提倡理性民族主义，充其量相当于耶尔•\u22612X米尔所说的“自由

　　民族主义”(或译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其显著的特点，是他们的“自由

　　主义言论”的终极目标多指向国家民族权利而非西人所谓个人权利，他们也讲人

　　权，但他们笔下的人权要么服务于国权，要么平衡于国权③。“五四”一代，表面上

　　“个性解放”之声高歌猛进，潜伏于思想深层的却是对于国家民族的忧虑。胡

　　适鼓吹独立人格，就是因为“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

　　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④。胡

　　适曾于国民政府初建时期与罗隆基等掀起人权论战，但随九一八民族危机的爆

　　发，调子越来越低沉下去。直到 1948 年才比较高调地讲争取作为个人权利的自

　　由和作为自由制度保障的民主，并将自由、民主、容忍、渐进改革作为自由主义

　　基本内涵加以阐述。但他之所以此时强调自由权利，说自由之于自由主义正如“赵

　　子龙”之于“长板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连基本的

　　自由都加以否认。胡适曾坦承：“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

　　主义者。我们只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

　　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做她的佞臣损友”①。

　　了解了胡适这一思想惯性，再来看战后台湾所面临的形势和他的角色定位，

　　有两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台湾既是国民党最后的统治区域，也是胡适等退居台湾者认为的“救

　　国”希望所在。

　　胡适正视国民党统治方式问题，但非仅着眼于台湾一地，而更多是着眼于全

　　中国。胡适在针对国民党统治方式的时候，毫不隐讳其自由主义立场，所以不仅

　　心底支持《自由中国》争自由，而且自己利用一切机会发表关于自由民主的意见，

　　曾在立法院欢迎会(1952 年 12 月 4 日)上说：“民主政治最要紧的基础，就是

　　建立合法的批评政府，合法的反对政府，合法的制裁政府的机制。”②还在台北市

　　编辑人协会上强调，言论自由是需要争取的，要把自由看得和空气一样重要。他

　　曾当蒋介石面批评台湾没有言论自由③。但是，他又是将台湾政治放在全中国政

　　治的视角下来把握的。他认为台湾政治上轨道有利于收拾人心“光复”大陆，他

　　也将维持一个起码的反共抗俄的政治存在作为争自由的底线，即争自由以不动摇

　　“政权”为限。

　　《自由中国》发刊不久，他致函雷震，表示几个月前拟的《宗旨》现在已经

　　不够用，“因为那时候中国还保存着三分之二的河山，所以我那四条里，就没有

　　提国家的独立”④，显然他认为“赤化”的大陆，处于“苏俄的控制”之下，失

　　去了国家的自由，需要“政府”去“光复”。也许正因如此，因他的争自由演说

　　引发的国民党党报与《自由中国》之间的一场持续数年的“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

　　大争论⑤，胡适本人反而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他即不能同意党报主张牺牲个人

　　自由以争得国家自由，也不愿打击《自由中国》同人对个人自由的顽强坚持;也

　　正因如此，胡适会对《自由中国》触碰“反攻大陆”问题不以为然，神情严重地

　　告诫同道：“‘反攻大陆’是一个招牌，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希望和象征，不但是台

　　湾一千万人的希望的象征，而且是海外几千万侨胞的希望的象征，还可以说是大

　　陆上几万万同胞的希望的象征。这样一个无数人希望的象征的一个招牌，我们不

　　可以去碰的。我们要知道，凡是有希望象征的招牌，都不应该去碰的。况且，我

　　觉得“反攻大陆”并不是那样的没有希望。”①

　　第二，胡适既是自由主义领袖，也是国民党形式上的联盟者，为其在台维持

　　统治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因失掉人心而失掉整个大陆之后，国民党在台湾孤岛维持一个“政权”的规

　　模，特别需要道义上的支持。内战后期蒋介石托付胡适赴美的主要使命，就是争

　　取美国维持道义支持，曾在信中明言：“此时其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

　　在于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

　　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②美国的道义毕竟不太可靠，而且

　　对内政影响有限。其实国民党充分了解，最方便的道义力量便是胡适本人。蒋介

　　石在大厦将倾之际屡次派专机将胡适从北平“抢救”过来，极尽礼遇，无非因为

　　胡适有代表“道义”的力量。《中央日报》公开说“胡先生这次南来，应该是国

　　家民族存亡之秋以及历史与文化绝续之交，自由主义者起而正视事态并且亟谋有

　　以挽救国运的象征。”③国民党“政权”到了台湾之后，更多的人看到胡适的道义

　　价值，认为“今日出来号召，只有适之先生这块招牌有力量，而实际负担反共抗

　　俄，又非介公则不可”④。

　　对于国民党当局和社会人士的期许，胡适本人也心知肚明，而且也有尽道义

　　的意愿。他动议创办《自由中国》，“督促”当局之旨有之，更主要的却是“支持”

　　当局。1949 年 4 月下旬，胡适到达美国后向新闻界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

　　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⑤他一直以自由主义价值批评当局，但当

　　国民党权势集团不能容忍而指责其为“毒素思想”加以攻击时，仍委曲求全，一

　　笑置之。雷案发生后，胡适不满之余依然没有改变这种“道义”的支持，理由是

　　“因为我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政府垮了，我们到哪

　　儿去?”⑥。

　　胡适的角色既是自由主义领袖，也是国民党形式上的联盟者，而当时国民党

　　的基本性格却是威权主义的。这就使得胡适对进退分寸须有所拿捏。就《自由中

　　国》来说，当初期过于保守时，他励之以自由要“争取”;当后期日趋激烈时，

　　他戒之以“容忍”更重要;而无论前期、中期或后期，他都不愿作第一线的旗手

　　而为一刊物所囿限。他要让自己站在更超越的位置。他坚辞发行人名义，并将此

　　作为抗议国民党的方式(意在表示国民党破坏了合作的起码基础)，写稿也不够

　　主动，应该与这种拿捏有关。他不太热心于国民党所忌讳的“反共救国会议”和

　　“反对党”①，对救援触及“颠覆政府”罪名的雷震似乎“尽力不够”，也可以从

　　中得到解释。

　　论者常常只注意到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领袖，忽略他也是台湾“政权”的一

　　个支撑力量，一个联盟者。胡适在《自由中国》的矛盾态度主要与后者角色有关

　　系(当然这不意味着理念上胡适与《自由中国》同人没有差别和歧见)。正是后

　　者的角色拉开了胡适与《自由中国》同人的距离：胡适着眼于全中国而对逃亡中

　　的国民党当局既护持又批评，《自由中国》同人则越来越站在台湾政治的角度瞄

　　准执政的国民党猛烈批判;胡适的批评是一个联盟者的批评，批评以不决裂为前

　　提，《自由中国》同人则并无联盟的前提，越来越向反对党迈进。这个距离可以

　　从殷海光与胡适的互不认可中得到印证。胡适是《自由中国》的精神领袖，殷海

　　光则是《自由中国》中后期主要的思想代表。殷海光以五四为旗帜开展启蒙，“胡

　　适思想”是他的方向②。但是，殷海光与胡适发生观点的摩擦也很突出。在经历

　　吴国桢事件之争③、“反攻大陆”能否碰之争④、容忍与自由之争⑤、救援雷震的

　　分歧⑥等事件之后，胡适认为殷海光是“书呆子”，殷海光则暗下认为胡适在“倒

　　退”，去世前不久，曾写信对他的学生谈胡适，说胡适虽然曾经是“时代的宠儿”，

　　却“始终跟现实的政治权势纠缠不清，所以难免作权势的工具”，“在我同胡适私

　　人接触时，我的内心立刻产生二人相距千里之感”①，甚至指责胡适是个“大乡

　　愿”②。

　　总之，胡适对《自由中国》的参与情况和在《自由中国》的言论，表现出很

　　明显的矛盾心态，这主要应归因于胡适身负的自由主义领袖和流亡“政府”同盟

　　者双重角色，体现出在“国难”情势下一个老派自由主义者思想意识中“国权”

　　与“人权”的紧张。老一代的自由主义者，在民族危亡的时代揭橥自由主义理想，

　　不可避免地会陷于人权与国权的两难。当政治制度尚处于威权的局面，牺牲国权

　　而成全人权为他们所不忍，牺牲人权而成全国权亦为他们所难受。胡适明知国民

　　党当局专断腐败，但为了“救国”，又不愿意“搞垮”它。他自认地位很特殊，

　　更加自我节制，所以既表达对当局的诤谏，也不断对自由派同人提出警示。然而，

　　这种紧张在朝强野弱的局势下，往往会加剧内心的痛苦。雷震为民主而坐监，实

　　际上也是为胡适服膺的自由主义价值而坐监，这个巨大刺激，使胡适陷入极度精

　　神苦闷之中，心脏病屡次复发，1962 年 2 月 24 日，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代大

　　师胡适终于在一次激动的演讲中猝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