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看见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校服，背着崭新的书包,系着红领巾高高兴兴地向学校走去；每当我看到那些年轻的男女骑着摩托车，开着小车，打着手机，哼着流行小调在马路上兜来兜去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发出一阵阵的感叹：＂多好啊！孩子们，你们能生活在今天是多么的幸福啊！＂那无限的感慨就不断地涌上心头．

    我属小龙，从小父亲就给我腊月二十五过生日。

    就这样过啊，过啊，一直过了几十年以后，有一年的一天，我在县城里开会，每个人都填一张个人简历表。表填好以后，县里的一个干部看了看却很认真地对我说：“啊呀！老王，你这个人命好，毛主席属小龙你也属小龙，他老人家是二十五日的生日，你是二十六日的生日，刚差一天。咳！你没听人家说过吗，腊月小龙头，不是帝王也是侯”。

    我不很经意这位干部的相命说。可是到了后来去韶山瞻仰毛主席的旧居时，却不知道为什么找了一位韶山老人问起毛主席的生日，究竟是公历的十二月二十六日、还是旧历的腊月二十六？不知是湖南老乡没听懂我的话，还是我没听懂他的话。他只是一个劲的在嚷：“么子吆？龙历、龙历”。

    湖南老乡讲的什么意思我没闹清楚，坐上从韶山回家的火车，心里却有点洋洋得意、飘飘然了。迷糊着眼睛就想开心思了：嗯，也许还会有那么一天，要应了城里那位相命干部的那一说，说不准哪一天时来运转，我还真要有个王公侯爵的当当，唉，管它呢！那一年我已经五十七岁了，家境才刚见好转，就美得想了这么多，真是的，现在想起来觉得真有点好笑。

    又过了好几年，一直到我六十多岁以后。我的一位婶婶才对我说：“你是正月初一的生日，正月的蛇不好，命太硬，所以才给你改成腊月二十五过生日”。我想了想，本地是有忌讳“正蛇二鼠三月牛”这一说，怪不得城里那位相命干部的话一直不显灵，这正月和腊月就差远了么。差就让它差去吧，什么命不命的，好活歹活我也一辈子了。一辈子，哎呸！我那叫什么样的一辈子呀！

    我小的时候，和现在可不一样，那还叫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纷乱的社会。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经常在开仗，伪村公所的人不断地来家里摊粮派款，各种苛捐杂税压在人民头上，老百姓连腰也伸不直。

    我的祖上不知哪一辈也许还有些本事，置买了很大的一所院落，还给我的爷爷起了一个良贵的名字，就是到了我父亲他们那一辈也是秉仁义礼智信叫着。听起来是很有些文化。

    到了我有记忆的时候，家境已经衰败下来。几经拍卖，原来的一所大院也变成一个小院子了。

    父亲、三叔和我三个人就生活在这祖上留下的三间破烂房子的小院里。院里的一切都是破旧倒塌的，院门、院墙、厕所没有一样是完整的。只有一棵不大的槐树长的却很精神。经常还招来几只喜鹊“喳、喳”地叫上几声，都说喜鹊叫是好事到，可是一连叫了好多年家境还是不见好转。三叔这人心眼好，脾气也不赖，经常指着槐树对我说：“侄儿，你就快些长吧，等你长到树杈这么高，三叔教你赶马车，咱们父子也好翻翻身。”

    村里有个小学，我只上了几天，家里就没钱供我再上了，我也不爱上．每天就跟着一帮杀猪宰羊的屠户给人家帮忙，挣上一顿饭，啃上几块骨头，有时遇上个好主，还能给家里拿点下水，就这样过着。

    到我十七岁那年，进城在一家杂货店当了跑堂的小伙计，干了三个月，没给开一文钱。

    “龙生龙，凤生凤，斑鸠养的谷谷种”。杂货店的老掌柜是个吝啬鬼，他那十几岁的儿子也是个守财奴，到第四个月下来，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没给我一分钱。他们父子俩还给我解释：跑堂的小伙计就是赶口磨衣裳，意思就是只管我吃饭，其它就什么也不管了。

    赶口磨衣裳？说了你们的话啦？原来答应的一个月还给我一升小米子也是赶口磨衣裳？一怒之下，我跑到新南堡村拉上我的好朋友福儿进城，把那个小财东打了一顿，气是出了，小米子没要上，饭碗子也堕了。堕就堕去吧，反正我也不准备做跑堂的这营生了。

    半年后，又到汾阳县的北关园给人家织土布，这些土财主一个比一个难侍候，也没干多长时间就又跑了回来。

    村里的三、五个年轻人是经常凑到一块天南海北地胡侃神拍，我的这几个朋友中有的叫木头塞塞、神拍六日、雀（QIAO）日，还有的叫石塌天。一天，他们说起到太原当兵不错，吃的、穿的都很牛气。说话的时候谁也不在意，可到我耳朵里就动了心，过了三、五天，我没有对他们说，就一个人步跑着要去太原当兵，走洪善、祁县到太谷后住在一家车马店，碰巧遇到我们一个村里的几个在太原做买卖的好心人，他们对我说：“啊呀！孩儿，太原的兵要往外地开，一开出去就不知道牛年马年才能回来，要当兵可不敢去太原当啊！”

    我听了这几位老乡的话，第二天，就和他们一起相跟着返回了家，重新操起旧业，就这样又一年过去了。

    第二年，日本人就侵占了太原，那是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的十一月，日本人沿同蒲铁路线直下，榆次、太谷、祁县日本人是不战而得。

    到这一年的十一月九日，日本军队川岸师团石井四郎的部队就开始攻打平遥，国民党驻扎在平遥的中央军是高桂滋的部队，虽然他们做了坚决的抵抗，但终究因为增援无望，坚持了三个月，也就是一九三八年的正月十四，日本兵炸塌了平遥城上东门南段的城墙，平遥城也丢失了。

    第二天就是正月十五，传统的元宵节。平遥城里再也不是向过去那样的红火。只有三五只纸糊的灯笼，在这寒冷的冬天露出一点幽暗的烛光，任凭西北风呼呼地吹打着。糊在灯笼上的红纱也被这寒风撕破，发出咝、咝的声音，仿佛在向人们倾诉着这痛苦和不幸。日本兵把进攻平遥受到阻挠的恼怒、仇恨一起洒向无辜的平民百姓，侵入了平遥的日本兵疯狂地在城郊附近烧杀抢掠，对上东门附近的居民更是施行了血腥屠杀。

    我们村附近有个村子叫候郭。受日本兵的欺负更是厉害。候郭村有个侯老汉多年来一直在兰州一带做皮毛生意，听说很是赚了几个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竟敢带着两个妻侄女，兴冲冲地跑回老家来过个年。

    侯郭村里住满了日本兵，老汉回到村里后一看这架势不好，就把两个妻侄女安顿在喂牲口的草棚里，每听见门外有响动，就把草堆扒开，让俩女孩钻进去。有意躲避日本兵的骚扰。

    这一天，侯老汉又小心翼翼的将谷草盖好，一转身，一群日本兵象鬼一样地蹑手蹑脚地过来了。日本兵看到穿戴整齐的侯老汉在草棚前发抖，走过去劈劈就是两个耳光，口里叽哩咕噜骂了几句，顺手夺走侯老汉的金镏子、玉石烟埚后，本来转身就要走。这时，躲进草堆的俩个妻侄女憋得实在是喘不上气来，想露出头来透透风，这一露头不要紧，恰给日本人看见，老汉一着急，就发楞怔。片刻，要想让俩孩子再躲进去已经来不及了。侯老汉就要用自己的身子遮挡孩子，突然，野蛮的日本兵就开枪了，侯老汉挣了一挣，捂着胸口前的一大滩血躺下再也起不来了。两个姑娘被疯狂的日本兵从草堆里抓起来拖走了……

    平遥县城丢失，那些过去威风凛凛的县太爷，此刻也不知到逃到哪儿去了？城里城外整天是鸡犬不宁，人哭马叫。南门外、阎良庄等村庄的父老乡亲、妇女儿童不断地遭受枪杀，这座素以商贾名扬天下的古城霎时狼烟四起、人心慌慌。

    这一件件、一桩桩受欺侮、遭凌辱的事不断传进我的耳朵。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国破家完、民族危亡这些大道理，但是仇恨日本侵略者无辜杀害父老乡亲、欺男霸女、抢劫财物的心理非常强烈。

    我的家乡南政，在平遥县城北五里。旧军占据县城时就经常到村里来骚扰，日本人一来，把我本来就很贫穷的家庭变的更加困难了。我们父子三人尽管每天使气卖力的受着，可家里还是那老样子。这个窝囊罪哪一天才能算熬到头呢？

    那一年我已经不算小了，经常听人们说：文水的云周西村附近有共产党、八路军，于是这年春天的三月初一，邻近的五里庄正在赶庙会唱戏，二十岁的我就和村里的三丁日、福儿三个人一起拿定主意，徒步向北行了二十多里，到宋家堡要过汾河投奔八路。

    这年是个虎年，正月打的春。三月的汾河结冰早已消了，但是找遍附近不见一条渡船。那是盘踞在文水城里的敌人怕人们私渡，沿河都收走了。几十里的河道，只有一两个渡口，盘查的还很严。

    三丁日年龄大几岁，心眼也多：“要再找不到船，我就不去了，啊！”三个人沿着汾河找船走到王家庄村后时，他果然就返回去了。福儿问我说还走不走？我说由你。于是倆人又走到宋家堡。太阳已经落山了。

    我的姑姑就在这个村里，姑姑知道我一天没有吃饭，也知道我想当兵的心事，赶紧张罗着做东西给我们吃。姑夫却搭拉着个脸一句话也不说。家乡里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姨夫、姑夫、舅舅的老婆，是不亲的三个亲戚。那是有些道理的。姑姑在这里唠唠叨叨地打劝着要我住下，哪儿也不要去，明天就跟着你姑夫种地去。姑夫他却低着头是一声也不啃。吧达吧达地抽着他的旱烟，抽上几口就没火了，装上、点着继续再抽。头也不抬，眼也不斜，正眼连看也不看我一眼。

    姑姑疼我是个没娘的孩子。可又没办法收留我，匆忙中在村里请来一个半神，说要给我算命，那神汉拉着我的手，左相右看了好半天才说：“这孩子有难，出路在北”。他用红纸给我们每人画了一个阴阳五行八褂图，要我们收好，还对我倆说七七四十九天不敢丢了。

    许多年以后我还能记得那个神汉，也常常想起他，也许他是真的有灵，也许是看破了我的心事，也许还是个地下共产党。

    不管怎样，总算给姑姑宽了点心。她哭着给了我们几个玉茭面窝窝，踮着小脚送我们到村口。还是不停地在哭，她哭我也哭，都说离别时是有千言万语的嘱托，可她却哭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姑姑还是没有说一句话，一句也没有。她哭着、走着、走着、哭着回家去了。

    夜、更黑了，天、更冷了。我挽起了裤腿，就要渡河，还不到河心，浑身就冻得哆嗦开了，牙禁不住的要打，身上禁不住的在抖，那个冷呀，真是厉害。真有点招架不住。

    汾河两岸没有人守候，一晚上只过来一队巡逻岗哨。沿汾河渡口横拉着一根粗蔴绳，那是摆渡的梢公做缆绳使用的。我们俩就抓住这根缆绳，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淌过这快要淹没到脖子上冰凉的河水。

    越走越深、越走越冷，欲返也不能。两个人互相拉扯着上了对岸，浑身上下都冻成硬梆梆地，抖一抖冰漓碴还直响，不远处有个村庄，好不容易才找到个人家给开了门，人家一见我们这两个怪物，是高低不让进门。给了个火，俩人在野外搂了一堆茅柴点着，烟熏火燎了半天，那一夜，总算没冻死。

    到了后半夜,在文水县的门世村找到了八路军的一个武装队,队长姓苗,方山县人。他安排了五、六个人七审八审的审问了我们半天，问我们是哪个村里的？认得张三某人不？这张三某人长的有多高？什么样子？这人在村里干些什么？他们还担心我们是坏人派来的探子，天快亮时，才给了一老碗米汤和两个黑面馒头，吃的真香，吃完饭就换了衣服。从此就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活，这是一支由八路军晋绥抗日根据地工卫旅派出的武装，全队约有一百多人。

    兵就这样当了，至于我走以后家里还发生过其它什么事情没有，那我就不管它了。

    六十年之后，在三丁日晚年的时候，他一个人经常在家里呆呆地坐着。我有时过去看看他，还买过几次豆腐干、饼干一类的食品和他一块吃吃。闲聊起来，他说了几件事，使我深受感动。

    他说我们当兵走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就听人家说，头天晚上在汾河滩里打死了两个偷渡过河的人，直把他吓的快要死了。硬是撑着胆子过去看了看不是我们，他才放了心。回到村里，就悄悄地告诉了我父亲，结果是叫我父亲好一顿臭骂，头上还挨了一刮。

    父亲是属于老实巴交的那种老农民，在村东种着二亩西瓜，想来这人走败运时是“马倒连鞍转,嘴眼一起歪”。那一年因为我当兵出走家里本来就不平静，可巧就在那时候有个偷吃西瓜的人被父亲抓住打了几下。打的正上火，父亲又问那偷瓜的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偷瓜的禁不住打只好照实说：“花堡则的，叫阎锡山”。

    你说这个偷瓜的人也是，他叫什么名字不好，偏偏他就和山西省行政长官阎锡山的名字一样。父亲顺口就说了句：“阎锡山？你以为说成阎锡山祖爷们就不敢打你了？告给你，我打的就是你阎锡山”。

    这句话，既不是针对阎长官，也不存在什么政治意识，纯粹是一种巧合。谁会想到这偷西瓜的小子还有点头脑，挺会钻空子。他挨打后就一赌气跑到村公所，将父亲说“打的就是你阎锡山”这句话添油加醋地报告了伪村公所的几个人。

    伪村公所的人本来就对我父亲没好感，一直在怀疑他的儿子跑出去是当了八路军的兵，二罪归一，不问清红皂白就罚了父亲三百斤西瓜，还算是给了面子。

    忠厚实在的父亲啊！你可知道，阎锡山是什么人？那是你能随便打的人吗？你看看偷西瓜的这小子损不损？

    三丁日他还对我说，伪村公所也找过他的麻烦，怀疑是他把我送到八路军队伍里去了，他硬是没有说，人家可把他捣砸美了，饿了一天还冻了一晚上。多亏王家庄有个亲戚来出面担保，才把他放了回来。

    真是的，这个中国革命呀，牵动着多少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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