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天的一天，我们驻地从吕梁山里来了工卫旅的一个团，说是要到祁县益晋公司抢夺一些布匹，给八路军做今年的冬装。要我们武装队配合。

    吃过晚饭，可能也就是九点来钟，我们就向祁县出发了，从文水县的南胡家堡到祁县县城也就是二十来里。那天夜里特别黑，路旁长满了高梁。战士们排着队，一路上静悄悄地，只听见嗖嗖的脚步声。不多一会儿，就到了祁县的城北，看见益晋布厂的围墙已经扒开了一个口子。这时候队伍好象有些乱，厂里没有电，黑呼呼的。

    不知道是不是被布厂方面发现，我听到还打了几枪。不时地传来几声乱七八糟的叫唤声，因为领导没有安排准备战斗的命令，所以，一切都是按原来布置的进行。

    这次抢布战斗很成功，好象没有牺牲一个人，就缴获了大量的布匹，解决了部队以后几年的服装供应问题。我虽然仅仅是个新兵，但也能感觉到这是一场里应外合的战斗。总感觉到布厂内有自己人在配合我们的行动。

    一个当兵的，领导安排干啥就是干啥，不必多问。来扛布就是扛布，我进了仓库搬起布匹扛着扭头就走。

    祁县到文水的南胡家堡路上，马车拉的，推车推的，肩膀扛的，人流不断。少说也有两三千人。

    武装队的炊事员也来了，平遥县长寿村人。身大力不亏，他一个人就扛着足有十匹洋布。从山里来的部队领导还表扬了他，要我们向他学习，说：“你们看这个同志，他那扛了有多少？大伙都要向这个同志学习，多扛几匹布，今年冬天就有棉衣穿了”。

    就是这个刚受到表扬的炊事员，人家胆子也大,半夜路过长寿村时,居然把十匹洋布全放到老乡家里给他藏了,出来不知又从那个车上搬了几匹，回去就交了差。只有我跟他相跟着，就我们两个人知道，他要我给他保密，我做到了。几十年守口如瓶。

    以后部队进山时，他也进山了。在又一次偷卖连队的咸盐时，技术上出了问题，露馅了，似乎是没有怎么处理他，把他撵走就算了。

    再后来我退伍回地方后，在平遥街上还碰到过他一次，他称我是老战友，在城里西街上的一个国营饭店设宴招待了我。他一面喝着酒，一面向别人吹嘘：“我们都是三八式老八路”、“提着脑袋闹革命来的人”、“是出生入死的老战友”。

    他以为我还不知道是我们部队把他撵走的。拍着胸膛对我说他后来在日本宪兵队给日本人做饭，是做地下工作的。他还说：“那一年冒着生命危险在日本宪兵队偷了一支手枪和十发子弹，给咱们部队送去，哼！他们才给了我一担小米则，真他娘的不够意思。咱们就不给他干啦”。

    就因为这用枪和子弹换来的那一担小米，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他从汾阳西山顾了个牲口驮着小米往回走，到汾河渡口时，小米让人家抢了，被日本人收买了的便衣汉奸特务说他私通八路，绑上往城里宪兵队送他，多亏那小子还机灵一不留神才跑脱。

    他跟饭店的人很熟悉，两只脚踩在櫈子上，借着酒疯，海阔天空地瞎吹着，吹的是天花乱坠，说的是有板有眼。连那饭店的大师傅也跟着称道他，指着他对小服务员说：“看见了吧，那边坐的那两个人，过去都是八路军，那要不是没文化，嗐！现在都到中央当大官了，还能坐在咱们这小饭馆吃饭？”
    我耳朵听着他在吹牛，表面上却瞎应付着，心里是亮堂的多了：笑话！你这也叫提着脑袋闹革命？你是一天到晚在想着法子偷东西，走到哪你就偷到哪。共产党的你敢偷、国民党的你敢偷、日本人的你也敢偷，就不怕日本人把你逮住死拉死拉地？

    他说的很快，我的嘴巴子总是赶不上他，跟着瞎哼、哼。他还问我现在干什么，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又羡慕地对我说：“人家你闹对了，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革命了一场”。

    隔了一会他又埋怨我说那次偷布如果能鳔住的话，咱们两个人拉上一马车，只要咱们不说，谁也不会知道。那一晚上咱们就成了财主了。

    真是胆大妄为，恶习未改。

    天快亮的时候，工卫旅的部队就撤回山里。又过了几天，由我们武装队掩护，靠当地的老百姓把这些布匹运往山里。途经文水开栅镇时，武装队先将开栅镇包围，以应付特殊情况的发生。

    这里我想说几句与本书无关的另一件事：

    一九九零年春天，山西文水县发生了一起制造和贩卖假酒致死人命的大案，时年，我那位当过炊事员的老战友已经快七十岁了，在祁文公路上开着一个小饭馆，和他儿子一块经营着，凑乎还可以过去。不知怎么把他也牵扯进去了。据说，他也倒卖了一些假酒，数量不是很多，没有直接毒死人命，可也受到一个多月的拘役、审查。还罚了不少款，究竟是怎么会事，我没有细问过。

    反正，我觉得他这人本事是有一点，脑瓜子也会算计，可就是靠不住，算来算去净做些算住自己的事。

    刚入伍我们部队主要就活动在文水县的云周西村一带。说是武装队，实际上是为山里的八路军扩军征兵的一个办事机构，我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催公粮、宣传抗日，还要管抽大烟和老汉打老婆的事。

    记得我们在操场操练立正、稍息、齐步走的时候，屁股后面总跟着云周西村的一群小孩，他们扛着木头棒子、红缨枪，在模仿着大人的样子。就叫儿童团吧，我想，后来成为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女英雄刘胡兰也肯定在那些儿童团里。那一年她大概也就是七、八岁吧。

    一九三八冬天，武装队因人少就主动撤进山里，训练了一个来月，计划还要回到平川活动，但随着敌人的兵力增加，给武装队的单独活动带来很多困难，这样，我们这支武装就奉命在交城的西社村正式编入了八路军工卫旅。

    最初，我好象是被分配到二十一团，几营几连？我可记不清了。我们那个连长大概是叫孙一奇，营长就不知道是谁了。反正我是当战士。

    正式编入工卫旅后的事间不长，我们就在汾阳的一条公路两旁和日本人打了一仗。这也是我当兵后正二八经地打的第一战。

    晚上，我第一次参战，跟着那些老兵往前走时，已经能听到汾阳罗城方向打枪的声音，说实话，心里多少还有些紧张。现在可和在云周西村那会当兵不一样了，是刀对刀、枪对枪的真打。

    那一天我们的大部队在打汾阳罗城，让我们埋伏在公路两旁，打从汾阳出来增援罗城的敌人。在夜幕渐渐降临时，我们兵分两路，神不知鬼不觉地迂回到张花村。我们设埋伏的那个地方好象是个三叉路口，南北一条是汾阳到文水的大路，朝西还有一条进山的小路。

    人们眼睛睁的大大地，连大气也不敢出，就静悄悄地等着，战士们间隔距离不过二尺，福儿就在我身边，当兵以后，部队有规定，一律改称大名，他叫陈树福。他用脚轻轻地踢我，凑近耳朵问我：“怎么样，怕不怕？”我心跳的加快，分明是紧张，口里却不愿意说出来。硬着头皮撑出：“不怕”！

    潜伏了一晚上，鬼子没有行动，天快亮时。我们以为就没戏了，人们开始有些麻痹，揉揉眼睛，伸伸胳膊舒舒腰，妈的，好困！白折腾了一晚上。就在这时，汾阳的敌人乘车出动了，模模糊糊地没法数，可能有二百多吧，鬼子们一心想的是増援罗城，压根就没想到我们敢在这个时候，在他们占据的县城附近设置埋伏，一个心眼就知道往前赶，看着鬼子越来越近，我们觉得时机已到，各种火力一起开火，可把那些兔崽子们给打美了。

    出发打仗前，看见老兵们用的都是“六五”式步枪，羡慕的就不行。我和陈树福每人都给了一条旧枪，大概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七九”烂板枪，有枪没子弹的“晋阳”造，打一枪压一颗子弹，还算不错，有的战士只有几颗手榴弹，这一仗打下来，其它的不说，我怎么也的装备装备。

    打伏击战就是这样，三下五去二，解决了问题就赶快撤。因为这里距离汾阳县城太近，北面还有个任洋村也驻扎着日本鬼子，万一他们两头增兵夹攻我们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的首长在喊叫着：“撤！”我盘算着，撤？不行。就这样撤？那我不是白忙乎一晚上了吗？我的捞点便宜，这便宜就在眼前呀！垂手可得。我对陈树福说：“看见了没有，那边土圪塄下那几个死鬼手里肯定有枪，你给我看着点，我去拢过狗的来”。还没等他答话，我已经猫腰跳了过去，爬到死人身上摘了两支步枪，低着头还想取子弹，陈树福也过来了，说北面的敌人过来了，他口里催着我快走，手却也在摸鬼子身上的子弹。

    没打死的那些鬼子已经组织反击我们，一个老兵厉声地叫喊我们的名字，让赶快撤，日本人的枪打起来“咯儿、咯儿”的还有音乐，子弹在我们头顶上乱飞，幸好没有碰着。

    等我们追上撤退的部队时，一个首长说：“你们两个这样可不行啊！我喊叫了半天叫撤，你们不撤，大家都在掩护你们，快走！”又赶了一段，大伙都觉得到了安全的地方，才顺了口气，坐下歇息。

    前后左右看了看，有了新枪的不止我们两个，还有三、四个人也有了。刚才批评我们的那位首长，过来看了看我们的枪，说是好枪，我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干部，那一天，听说我们的一个营长负了伤。他可能是营里的个副营长吧。他说缴获的两条枪给你们两个留一条，另一条归三班使用。

    给就给吧，没有办法。

    我们缴获的那两支枪是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枪膛上带着铁盖，颜色有点发蓝，拉一拉枪栓，“嚓啦嚓啦”地直响。好听也很好看。从那一天开始，我和陈树福就轮流背着它，那感觉就可以和我们今天骑着摩托车和骑自行车的人相比，就是不一样。那一仗我们打的不错，少说敌人也死了有百二八十个。

    以后，我曾细细的想过这个问题，打仗这事情，不论是新兵老兵，临战前都免不了有些紧张。等到双方接了火真的打上了，反而倒不觉得怕了，看到我们还有几个战士负了伤，那就更火了。

    一个当兵的，第一仗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打胜了，勇气、胆量就增加。打败了，也许就草鸡、稀松、吓破胆。

    出发前，陈树福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块红布条条让我悄悄地装上，别啃声。什么意思？我心里清楚。枪子那玩艺可是不长眼啊！

    在罗城路上打增援的这场战斗中，我们也伤亡了十几个战友。和我一起在云周西村参加过训练，来之介休县北贾村的一个青年，头一次参战不幸就负伤，头部和臀部都带着伤，流着血，在撤离战场抬着他返回的途中光荣牺牲了。按照领导的吩咐，在一个山坡上掏了个洞埋葬了他，身下只垫的块木板。

    一场大战刚刚结束，我们部队正急急忙忙地往山里撤，领导决定留下我们三几个人做善后处理。我们几个人对于打仗死人这类事情都没有经历过，埋葬他以后，只是在山坡的土壁上划了个符号，写了几个字，前后也就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匆匆往深山里追赶大部队了。

    这件事过去二十年多年以后，大概是一九五九年的一天，有三、四个骑着自行车的年轻人突然来到我工作的单位，一进门就“扑嗵、扑嗵”地全给我跪下，声泪俱下地对我哭诉着，说他们是介休北贾村人，是罗城战斗中牺牲了的我那位战友的亲属，想清楚一下亲人牺牲的经过，还想要找到烈士遗体埋葬的具体地方。

    我那个办公室本来就很小，他们这么一跪更挤得满满的。他们这一跪一哭，我眼里的泪水也是忍不住“哗、哗”地就往外流，赶快扶他们起来，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竭尽所知的一些情况给他们说了，比三比四地给他们说那个战友埋葬的情况。但是怎么也给他们说不清楚那位战友埋葬的具体地方。

    那一仗，我们是从文水县的深山赶到张花村打埋伏的，我只能估计我们从深山里走了有二、三十里路，战斗结束后，是不是原路返回我都记不清了，那位战友就埋葬在我们返回的路上，大约有十来里地的一个山坡上。当年在土坡上做的文字记号，经过这二十多年的风吹雨打和人为的变迁，肯定是早就无影无踪了。

    一个二十来岁的新兵，我根本就说不清楚我们是从哪儿出发的？途中路经哪些地方？叫什么村庄？山上到处都是坡，我怎么能记得把他埋葬在哪个坡上呢？

    我对死者的亲人深表歉意，并为此而深深感到愧对战友。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打听到我参加了掩埋那位烈士的？烈士的亲属带着忧伤、带着失望、带着无比沉重的心情走了。

    也许从那个时期开始、或者说从更早他们就已经踏上了一条寻找亲人遗体的路程，几经周折，纵然使出浑身的解数，科学的、传统的、迷信的各种各样的办法都用尽，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二年，尽管是希望渺茫。这些忠厚善良的后代，仍然不畏疲倦、不屈不挠地寻找着烈士的遗体。

    他们还断断续续地来找过我几次，我为他们的精神所折服，和他们一起去过一趟，再一次经历了那莽莽吕梁山。然而，带来的只有是更多的破费和瞎忙碌。还去哪儿再找呢？记不清是哪一位先人说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褁尸还？”这样的一句话，是呀！历经世代沧桑，中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哪一块土地不是烈士鲜血染红的？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那个年代里，为了祖国解放而英勇奋斗，他们没有模范和功臣的称号，甚至于连名字都来不及记下来，就悄悄地倒下的无名英雄，又何止成千上万呢？

    介休北贾村我的这位战友就是这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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