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的秋天，我们主要在交城和清徐县的边山地区及公路沿线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方便工作，这里在当时称交东县。

    大约在九月底，肖政委领着我们这支部队在清徐县高白的西北方向行军时，遇到了一群从太原出来扫荡的日本鬼子，他们好象是有准备的冲着我们来得。

    我们有肖政委的一个警卫连，鬼子也有一百多人，算是旗鼓相当，是个遭遇战。

    九月的天气已经有了寒意，那一天又刮着大风，敌我在行军途中都没有发现对方，等到发现时敌人已经到了眼前，双方都是大吃一惊，刚一接触就交上火。两军是激烈博半，如犬牙交错，一进一退。双方都是一边打一边拼命地往高处跑，强占制高点。分别占领了两个山头后，才正式摆开了打仗的阵势，只听见各种火器都开了火，日本人的小钢炮打的很猛，我们的土炮也不示弱，由于风太大，能见度很差，估计双方伤亡都不是很大。战斗持续了有一个多钟头。双方谁也没有撤离的意思，但都没有敢发起冲锋。阵地上黄土、风沙、火药是交织在一起，呛的人连眼也睁不开。

    这里正打的难分难解，来了晋绥八分区的一位科长，不知道他急急忙忙地和肖政委说了些什么，估计是有什么重要事情，要不然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出现。战场上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他一边说一边就动手干上了。只见他忙着反击了对方几枪，就开始给机关枪的弹匣子压子弹，装的很利索，一看就是老行家，一会一匣子，一会一匣子，突然，他负伤了，血流的很厉害。肖政委要我给他包扎好，赶快把他送到一个安全地方去。

    我脱了军装，在衬衣上撕了几块布条，七裹八裹地给他做了简单的战场急救包扎，背起他走时，我还问他疼不疼？怕不怕我的脊背压迫？能不能坚持住？他神志清楚，表示要予以很好的配合，能坚持住。

    吕梁山里地无三尺平，没有一步好走的路，在这样一个狂风怒吼、风沙迷漫的深秋，我一个人背着他，一只手提着枪，一只手反背到后面照护着他，既要照顾伤员的伤口、又要担负警戒任务，心里还要着急他的伤势，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头上冒着热气，浑身的衣服都湿透了，我大口大口的喘息着，足足赶了好几里地，总算走到一个村庄。

    把他背进一个安全的老乡家里，我也累的差不多了。这里刚把他放下，我就一头栽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老乡们千呼万唤地好不容易把我从鬼门关叫醒过来，我只觉得天旋地转，喝了老乡喂的几汤匙水以后，歇了一会，觉得精神稍好一些。就是胸口憋闷，大口大口的喘息。

    老乡们重新为他洗了伤口，上药包扎，服药后，他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为了给我们驱风挡寒、充饥解渴，老乡把自己千辛万苦攒下舍不得吃的鸡蛋，给我们每人做了一个荷包蛋。科长他受了伤需要补充，他先吃了一个，锅里还给我剩一个。我胸中憋闷的是咽不下去，圪蹴在那里“咳、咳”地咳个不停，他躺在炕头见我难受的吃不下去，说他还能吃，还想吃。唉！我救人就救到底吧，索性就让他吃去好了！

    怪不得人人都说毛主席英明伟大，那时候他老人家在延安的窑洞里指导中国革命，日理万计，有多少大事需要他决策。但是就连这些区区小事他也知道，就告诉“我们都是来之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里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我救了的这位朋友？是个科长？可能他工作一直很忙，没顾得上看书，还不知道毛主席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算了，也许过几天他就知道了。

    我一连串剧烈的咳嗽，竟然咳出好几口血和痰来。胸脯当时是舒服了一点，可是我却由于这一次长距离、超负荷的奔跑，引发了肺部的毛病。当时的环境条件都很差，去哪看病呢？就这样挺着吧。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几十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位科长的模样和他受伤的部位，也不知道他后来康复的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我只想问一声：“八分区那位科长，你还好吧？”

    我有时候也想，或许他后来升成为一个大干部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件事情，要是能找到肖政委就能说清楚的。可惜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打听到肖政委他的情况。

    到了十一月份，二十一团派人来找他的后方人员归队，我找到了肖政委说明情况，肖政委对前来接我归队的人说：“回去给你们首长说，年轻人干的不错”。这大概就等于我们今天的工作鉴定和介绍信了吧。

    临别时，肖政委指着我对其他人说：“这家伙就是命大，我是该把他留下”。肖政委，是我直接接触过的一位级别较高的首长，他了解我，也信任我。可惜在当时的我还不知道中国以后发生的变化和一些人情世故，只懂得服从命令按时归队。在岚县的界河口，回到了我的侦察连，我被提升为排长。

    一次在岚县南沟安排送情报时，班长给我汇报，说他们班两个侦察员发生了争执，原因是一个磕睡的睡意正浓、一个说不不轮到他送，都不想起床。嘿！我刚当了个排长你们就不听话，这还了得！我过去照着屁股就每人给了两脚，我说：“你们他妈的都不起，老子今天就枪毙了你们。明天让执法处把老子正法了也是啦”。

    两个战士一见我真的出了火，都爬起来要走。我看了看都是磕睡模糊怪可怜的，一种怜惜之情油然而生，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很辛苦，就让他们多睡一会吧，我自己送去。结果就高一脚、低一脚的摸黑走着，走着走着不知怎样就跌到一个山药蛋窖里晕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分，我醒过来了，等醒来以后才开始回想，我是去送情报的呀！怎么躺倒在这里了呢？这是什么地方呢？能感觉到自己身上疼。想扭扭身子也不容易，连动也动不了。伸手摸摸四周都很湿，睁开眼睛看看好像是在一个窖里。

    山西北部的山药蛋窖是又深又大，喊叫人来救我吧？外面明显有日本兵叫唤的噪音，那必然要招来杀身之祸。不喊吧？又有谁知道我在这里呢？那不困死也要饿死呀！

    不好！猛然间想起前几天，有晋绥军区的一个侦察员也是跌到山药蛋窖里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事，我掏出了两颗手榴弹，准备万一就同归于尽吧。

    山药蛋窖里的土墙上放着一个破碗，大概是点灯熬油用过的，又黑又脏，我慢慢地把它取过来，用手榴弹的铁壳轻轻地把它敲烂，又用敲碎的瓷片在墙角刨了一个坑，把身上带的所有的情报材料埋进去。又用手榴弹轻轻夯实，抜拉平。脑子里想的是老子就是死了情报也不能丢了，我做了最坏的打算。

    我身体不能动，也不敢动，人们都说生山药蛋有毒，不能吃。可我却是多亏了窖里的这几个山药蛋，没有觉得不好吃。一连啃了几个生山药蛋，身上来了点精神，手里有块碎瓷片，我就在山药窖里的土壁上刻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八路军二十一团侦察连排长王树于今日牺牲在此！后面署了年月日。

    这材料也藏了、饭也吃了、遗言也写了、该做的我都做了。行了！我心里平静的很。就等着献身吧！

    等啊！等啊！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我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就这样悄悄地在山药蛋窖里躺了一天一夜，这一天一夜，是烦人的漫长，又是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躁动与不安。

    一直到第二天听到外面没有什么动静，看到窖口的一线亮光，忍着痛我才吃力地爬了出来。我爬在窖口上左顾右盼了老半天，看到有一个老乡走过来，我压低嗓门悄悄地喊住他一打听，知道鬼子已经走了。我们的几个战士正在找我，才把我抬回界河口。

    那两个给我踢过的战士一见我回来，伤成这样子，抱住我“呜、呜”地就哭：“排长，都怪我们不好，把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说：“哭什么？有什么好哭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胸脯又憋又疼难受的就又说不上来了。

    我的肺部本来已经因为上次背着人长途奔跑引发了毛病，再加上跌到山药蛋窖里的这一跌，这两次给我的肺部留下了终身的病根。

    以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搞深翻土地时我又一次累的吐了血，到县人民医院x光照相时：肺部有陈旧性毛病，已经钙化。

    医生给我解释：“你这肺部以前受过伤，可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钙化了。钙化，你懂吗？”

    我懂？我不仅是懂，而且我还知道这就是那两次给我留下的毛病。

    伤还没有好利索，部队又开始“端炮楼、拔据点”

    岢岚至五寨的路上，山不算高，尽是土丘。每隔三五里就修着日本鬼子的一个炮楼。钢筋水泥，十分坚固。专门对付我们。

    这里有个村子叫南唐，村头上修的那个碉堡很大，里面住着鬼子的一个小队。连长要我去侦察，晚间好行动。

    我以前赶过几天马车，对牲口的套路略知一二，近一两个月，我就一直化装成一个卖炭的炭贩子，到敌人控制的地方进行侦察活动。这天，接受了连长的安排。赶着老乡的一辆小马车，拉了一车炭我就去了南唐村。路很熟，我已去过两次。村里的老乡都管我叫卖炭的人。

    这是距离公路很近的一个村子，又遇集，街上很热闹。大白天小日本兵就在街上摇晃着。

    那一天想来是该成事，买炭的那人是个酒鬼。我这里刚给他把炭卸完，他酒菜就准备好了。此人爱说，越喝越说，越说越拍。他对我说碉堡里他也去过，那里的几个人不赖，他和队长也惯。他还说能领我去认认，交个朋友。我喝了几盅酒，酒劲上来了，说认认就认认。结果是他真的把我领进有护河的碉堡里去了。

    不知道日本兵的纪律是怎样规定的，反正那一次他是把我领进去了，并且少说也坐了有把个钟头。碉堡里我侦察的是一清二楚。

    这个日本小队长好像叫城板，不知哪两个字，他长得也还斯文，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东北话。看不出是个日本人来。他不是白痴、傻瓜蛋，而是很奸诈、狡猾。绕着圈子地和我问长问短，我清楚，他对我并不放心。我这几年侦察兵没有白当，巧妙地应对着他，没露出半点破绽。

    那酒鬼一口一声我是他兄弟，他还对城板小队长说碉堡里如果用炭就给他说，他保证让我这位朋友给碉堡里拉来好炭。临走时我们还约定下次遇集再喝。这次侦察任务完成的是很出色，连长很满意。

    我这个打入敌人内部侦察的故事到此也就结束，至于后来我们为什么没有攻打这个碉堡，那是领导们决定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郝世成，山西省军区太谷休干所正军级离休干部。我的老战友。他很关心我晚年的生活，还专门为我找县人武部领导，要求他们关照我。

    前几年，他常来平遥我家里看看我，我们几个人喝着酒闲聊起来提到了这件事，他还不住地对人在夸：“王树，杨子荣式的侦察英雄”。他这一说不要紧，给我的儿子他们都听见了。哈哈！我老子还真不简单！还有这么一段光荣历史呢？后来我儿子他们在给我写回忆录时就根据这个故事做了加工，又演绎出了一段我们攻进了敌人这个碉堡，我和城板是如何斗争，还说我胳膊上负了伤等情节。哎！孩子们都是好心，可我觉得还是照实说它吧。一是一，二是二么！我的胳膊上确实是让日本鬼子打了一枪，不管那不是这一次负的伤，那是在睦联坡的事了。

    至于说我是杨子荣式的英雄？那我更是从来想都不敢这么想的，只能算老战友对我的一种褒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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