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正平:心系祖国造福澳门的“地下澳督”
◇晶报记者 余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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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的百年风云变迁,绕不过柯正平,有人说,他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澳门当代史。1943年,柯正平踏上澳门,从最开始的“地下”工作,到发动澳门社团在澳升起五星红旗,比广州早一个多月,后来一手创办澳门首家中资机构南光公司、澳门南通银行、澳门中国旅行社,又参与中葡澳门问题谈判、《基本法》起草和制订,筹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现政权顺利交接……凡澳门的重大事件都有柯正平的身影,他也被澳门居民尊称为“地下澳督”。
□柯正平大事年表
1911年:4月出生在广东海丰。
1929年:前往香港经商。
1938年:在香港组织东江回乡服务团。
1941年:香港沦陷后参加抗日游击队。
1943年:在澳门开办诚益行、新中行。
1949年:任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
1958年:兼任南通银行董事长。
1958年:创办《澳门日报》任董事长。
1961年:创办澳门中国旅行社,任董事长。
1986年:6月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参加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谈判。
1987年:9月新华通讯社澳门分社成立后任该社顾问,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93年:9月起任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名誉会长。
1998年:5月起任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1999年:4月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
2005年:9月30日在澳门病逝,享年94岁。
作为原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柯正平参与澳门当代史上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同时,澳门的“传统爱国爱澳基层社团组织”、“传统爱国爱澳工商业社团组织”等,大大小小不胜枚举的政治社团、学术团体,也是柯正平创建或推动的。
从海丰走出的柯氏兄弟
海丰,这块红色土地,是中国革命史中一个永远铭记的地方。中国的农民运动就在这里轰轰烈烈的掀起,其势排山倒海,摧枯拉朽,不可阻挡!
1911年4月,一个男孩在海丰县城的一户普通人家里出生了,这是柯家的第四个孩子,父亲给他取名柯正平。柯姓在广东海丰属小姓,柯家以开染铺为生。柯正平的大哥、二哥早亡,三哥柯麟1900年出生,是中国杰出的“地下工作者”及“红色医生”,反映柯麟一生的电视剧《风雨中国心——柯麟医生》曾在央视热播。
柯正平曾回忆说,正是在三哥的影响下,他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0年,柯麟在海丰中学毕业后,为摆脱父母操办的旧婚姻,决定离开家乡,到广州广东公医大学求学,临走前,柯正平偷偷从父亲的床底下拿走200元大洋给他作为远走高飞的盘缠。1927年,柯麟随“南昌起义”队伍回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负责救护伤员。大革命失败后,柯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中央特科工作,从此拉开长达25年的潜伏生涯。
当年,革命之火呈燎原之势,柯正平初中毕业后,便在广东海丰县参加工农革命军。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哥哥柯麟让柯正平回海丰找彭湃,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赤卫队,配合红军跟敌人斗争,也打了不少胜仗。1929年,柯正平辗转来到香港,一边学着做生意了,一边从事爱国进步活动。
在香港,柯正平开了一家柯记烟丝店,烟丝从海丰运来,薄利多销,生意兴旺,更重要的是,做生意可以掩护身份。
1929年彭湃在上海牺牲后,哥哥柯麟奉命来到香港,计划一边开药店坐诊营生,一边创造条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由于开药店没有任何经费,筹钱迫在眉睫,柯正平将自己的烟丝店以3000元的价格出手,柯正平的父亲得知后,卖了祖传的染铺,换了几千块银元提供支持。
“南华药房”既是公开的药店,又是党中央在香港的单线联络点。1935年,为了到澳门照料叶挺将军,柯麟举家移居澳门开辟新的“隐蔽战线”,药店交给柯正平负责。
抗日战争爆发后,柯正平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当时的东江纵队提供后勤服务。他参加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香港办事处的工作,协助海外华侨回乡参加抗战,并按照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指示,将“保卫中国大同盟”捐赠给八路军的物资由香港运往内地。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柯正平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活跃在抗日前线,一大批来不及从香港撤退的干部和进步文化人士,在柯正平等人的帮助下取道澳门转移。
澳门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1943年初,柯正平受命辗转来到澳门。从此,他的一生与澳门紧紧地捆在一起。
在澳门,柯麟利用镜湖医院慈善会这一机构,广交各界朋友,特别是与何贤、马万祺、林炳炎等经济界实力人物成为至交,得到他们的支持。叶剑英、张云逸、廖承志、李一氓、阳翰笙等到澳门都曾在此落脚。而柯正平则“潜伏”在澳门商界,柯氏兄弟两人在澳门的地下工作是“各司其职”。
柯正平的女儿柯琼回忆说,父亲柯正平性格热情外向,伯父柯麟则内敛稳重。在地下工作期间,他们两人所属领导不同,伯父柯麟对自己的工作守口如瓶二十多年,以至热心的弟弟对他反复试探,甚至产生误会。
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为支援北方解放区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柯正平、柯麟兄弟二人与马万祺组建中共在澳门公开合法的商贸公司——新中行。新中行当年代理的是英商屈臣氏药品、饮料、洋酒。香港沦陷时,中共广东东江纵队拯救了屈臣氏高层负责人,战后,这位英国人特以此表示感谢。由于新中行以合法的进出口商行作掩护,成为中共一个新的工作据点。
1948年,周恩来、陈毅相继派遣朱慎修、苏树德等同志来到澳门,在柯氏兄弟和马万祺的全力支持下,开辟了一条从山东、苏北解放区至澳门的海上秘密航线,将解放区的大豆、花生、中药材等土特产运抵港澳,再购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布匹、纸张、仪器设备、大小五金器材。航线开通后,供求两旺,运输繁忙,有力地支援了北方解放区的经济重建工作。
1949年新中国成立,柯正平发动澳门的社团在澳门升起五星红旗,时间比广州升起五星红旗还要早一个多月。
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有关柯正平史料非常罕见,更别说有个人传记流传世间。
“父亲是个保密性很强的人,他在澳门工作几十年,大大小小的事件都参加过,而且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他几乎只字未提。作为子女知道的很多事情,都是现在已公开、见诸报端的内容,其余也是一无所知。”柯正平的女儿柯琼回忆说。
创立南光支援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国开始对中国实行“封锁”。为支持解放海南岛和广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指示柯正平和柯麟在澳门成立贸易机构——南光贸易有限公司,公司公开注册时间为1950年5月,后来澳葡当局承认为中国在澳门的代表机构。
创办初期,柯正平以5万元起家,条件十分艰苦,公司只有七八个人,两三张办公桌,借用新马路新中行的阁楼,开始了南光公司不平凡的创业历程。
澳门南光集团的史料记载,当时南光公司所肩负的政治经济任务繁重,最开始的任务就是为迎接全国最后解放,支援解放区人民所急需的物资,包括粮油、煤炭、盐等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资。
虽然叫南光贸易公司,但大部分工作是做货物转运,并不直接做贸易。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货物转运量比香港还要多,而且很多香港货物也要从澳门转运,成为抵达中国内地的一条重要转运线。
由于需要转运的物资比较多,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在货运量急剧增加的情况下,南光公司自建的码头、仓库放不下,就放在临时租借的仓库内,在那些紧张繁重的日日夜夜里,柯正平带领员工昼夜工作,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南光公司作为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代理,到上世纪60年代,柯正平又大力宣传“爱祖国,用国货”,当时澳门粮油食品、土畜产品等大部分货源主要来自祖国,随着制衣和建筑业的发展,纺织面料、建筑材料也大部分从祖国组织货源。
这样不仅打开了澳门市场,繁荣了市民生活,也大大提高了南光的知名度。南光公司在逐步打开局面的同时,也为解决澳门广大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做出了不懈努力,不断扩大了南光的影响力。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营,南光公司逐渐从单一的贸易公司成长为一个多元化经营的集团公司,并且成为内地产品出口澳门的最大供应商和代理商,在为国家建设引进技术和资金、进出口急需物资、开拓出口市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联手霍英东打破美国“禁运”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美国宣布自1950年12月3日起,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出口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凡是士兵可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中国。
不过,由于葡萄牙政府对朝鲜战争持观望态度,澳葡当局也没把“禁运”太当回事,澳门也成为打破美英“禁运”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叶剑英指示加快南光公司的发展,公司很快由原来40多人发展到70多人。尽管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共在澳门有组织的活动逐步半公开化,但南光公司为内地收购及运送“禁运”物资的过程,仍采取单线联系、各管一段的秘密工作方式。
具体来说就是,每个人负责一部分工作,接收货物的是一批人,运输的是另一批人,负责联络搞情报的又是一部分人,他们之间相互保密。
接收物资的办法,一是用小船从大船上卸货;二是在仓库直接接货。运输则由专人和专门的船只运到广州,有解放军的武装力量参加运输护航,以对抗蒋介石的海军及海盗。南光公司的船有特殊标志,有特殊记号,如挂什么样的旗有规定,因此南光公司的船进入广州是通行无阻的。
1950年下半年的一天,霍英东获悉澳门许多家公司正在大量收购汽油、煤油、柴油以及五金、麻包等物资,便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于是和几个朋友合伙,开始用一条帆船往澳门运输柴油。由于当时南光公司出的价格比其他商行高,霍英东就选择了与该公司合作。随着运送“禁运”物资的次数增多,且信誉良好,他逐渐成为南光公司的重要供货人。
柯正平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虽然未曾与霍英东先生直接见面,但他记得霍英东是他们信得过的重要供货人。
被澳门居民尊为“地下澳督”
作为原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柯正平参与澳门当代史上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
1945年澳门同胞“光复回归祖国运动”,1947年“澳葡和中国渔船事件”“澳葡打死单车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颁布工会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的“澳门各界为粤省灾民赈灾捐款运动”等等,全部有柯正平领导或参与。
1953年“澳葡驱逐国民党势力出澳门”是柯正平运筹帷幄的成绩;1955年澳葡企图借“澳门开埠400年纪念活动”宣布澳门改称“葡萄牙澳门省”,是柯正平领导澳人举行大规模抗争行动,使之不能得逞。
澳门三面环海,却是个淡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地区,水荒一直威胁着澳门同胞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末,柯正平与当时澳门自来水公司负责人之一、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及澳门著名爱国人士马万祺一起商量,决定以中华总商会的名义致函广东省人民政府请求援助,终于促成珠海竹仙洞水库及银坑水库向澳门供水工程的胜利完成,解决了澳门食水供应问题。
1963年的“中澳边界划定谈判”,柯正平是参与决定者;1966的澳门爆发著名的“一二·三运动”,柯正平是运动的真正领导者;1967年,澳葡向中共无条件妥协后,是柯正平主导澳门的善后稳定工作。
末代澳葡总督韦奇立将军,1993年曾对葡萄牙总统说,在澳门,只要是涉及社会民生稍大点儿的政策,都必须先与柯正平先生通传知会,否则无法贯彻施行,柯正平的“地下澳督”之称不胫而走。
除创办企业外,澳门 “传统爱国爱澳基层社团组织”——街坊总会、工会联合会、妇女联合会、中华教育总会等,澳门的“传统爱国爱澳工商业社团组织”——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镜湖慈善基金会等,澳门的大大小小不胜枚举的政治社团、学术团体、工商咨询组织等,也是柯正平创建或推动的。
在澳门回归祖国历程中,他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在1986年中葡正式谈判中,中方官方代表团名单中第一名团员就是柯正平,经过三轮谈判,中葡两国于1987年3月26日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柯正平在场见证此历史时刻;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参与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制订和宣传工作;在任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期间,为筹建特区、实现澳门政权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倾注了大量心血。
心系祖国淡泊名利
在澳门,马万祺、何贤等澳门商业巨贾的影响力很大,柯正平在澳门商界同样声名显赫。
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60年代初,柯正平先后主持创办南通银行、澳门中国旅行社,它们和南光公司成为澳门最早的三家中资公司,时至今日仍对澳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不过,他创办的商号都无条件转让给国家。
南通银行开办初期,不过是一家小银号,行址仅数十平方米,职工20余人,只能经营存款、汇款和小额贷款等一般银行业务,运作中困难很多。作为董事长的柯正平多方奔走呼吁,终于换来澳门同胞的理解,纷纷以到南通银行储蓄的实际行动来支持爱国银行开办。时至1987年,南通银行全行职工共670人,分行共有15间,总资产约100多亿元。
为适应澳门主权回归的需要,澳门南通银行全部资产无偿转让予中国银行,并于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门南通银行改名为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中葡两国签订联合声明,及后在1995年澳门政府通过法律授权中国银行可发行澳门钞票地位。
柯正平创办实业,为澳门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积极为内地的经济发展“牵线搭桥”。为推动广东基础建设发展,1981年,柯正平多次与广东省长刘田夫同志磋商,决定与广东省人民政府合作,参与投资兴建广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桥。为此成立了澳门联合发展公司,向广东方面投资港币1.5亿元,柯正平被推举为董事长。1984年11月,4座大桥全部竣工,令全长137.6公里的广珠公路畅通无阻,不仅促进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繁荣与腾飞,同时也在全国创立了“集资建桥、过桥收费、以桥养桥”的范例。
柯正平育有二子二女,但他创造的财富、地位并没代代相传。“父亲从小对孩子也特别严厉,我和妹妹从来都没有什么特权,父亲有配车的,小时候遇到刮风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亲不肯,呵斥说这是国家配给的车,是用来开展工作的。”柯正平的女儿柯琼透露,她二哥一直在做一名义务兵,大哥也只是在农村当干部,都没受到特别照顾,她自己毕业后曾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后来辞职出来。
“利万物而不争”,正是柯正平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心系祖国的一举一动也受到国家的肯定,他是第二届至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也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他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84年春节,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在中山温泉宾馆听取他和有关人士汇报澳门工作;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再次接见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江泽民总书记与他亲切握手。2003年,柯正平获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的大莲花荣誉勋章。
2005年9月30日,柯正平在澳门逝世,享年94岁,近百位前任和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发唁电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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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