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正平之女：父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澳门当代史
2009-12-09 09:07   南方都市报   

柯琼与父亲柯正平。

　　人物简介

　　柯正平(1911—2005)，又名柯平，广东海丰人。曾任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南通银行董事长、澳门中国旅行社董事长、新华社香港分社顾问、南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新华社澳门分社顾问等。在澳门回归历程中，先后担任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谈判中方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

　　柯琼，柯正平之女，1955年出生于澳门。

　　小时候，我们什么也不懂，每次见陌生人就叫叔叔阿姨。后来晓得这些人很多都是当时乃至今天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马万祺叔叔和何贤伯伯经常到家里见父亲，三人又一块做生意，都是很好的朋友。父亲在澳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具体当时每一个重大事情怎样处理，他本人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但他从未跟我们说过。我想那些事情一定很精彩。　　　　　　　　　　　　　　　　　　　　　　　　　　——— 柯琼

　　澳门百年风云变迁，绕不过柯正平。

　　柯老是澳门爱国事业的元老、原澳门南光公司总经理、新华社澳门分社顾问。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未必知道柯正平的事迹。但在澳门社会里，他享有不亚于“何马崔”三大家族的名望。

　　从1943年到澳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柯正平开始了在澳门跌宕的岁月。此后，他创办南光公司及澳门南通银行、澳门中国旅行社等，为解放海南和抗美援朝、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推动港澳爱国商人回内地投资捐资等作出重要贡献。在澳门回归历程中，他参与中葡澳门问题谈判、《基本法》起草和制订，筹建澳门特区、实现政权顺利交接，是澳门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被媒体誉为“生平如史书”。

　　2003年，柯正平获授大莲花荣誉勋章。2005年，94岁的柯老逝世，近百位前任和现任的国家领导人发唁电悼念。

　　“很多人都说我父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澳门当代史。”在澳门回归十周年前夕，柯正平之女、澳门中华慈善基金会董事会主席柯琼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独家专访，首度向媒体敞开心扉，追忆柯正平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突破封锁为国家运送物资

　　南都：有人说，提起澳门的当代史，总会讲柯正平先生。

　　柯琼：(笑)是有这个说法：写澳门的60年，总是离不开我父亲的60年，所有澳门大小事件都有他在那里，他好像就成为历史的主角。

　　南都：印象中，父亲的工作会有危险吗？比如说新中国成立前后。

　　柯琼：新中国成立之初，澳门鱼龙混杂，红黑白各种道上的人都有———国民党、本地土匪、黑社会还有遗留日本鬼子。还有美国英国的搞事分子、从内地撤出的有钱工商界。澳门是一潭浑水，局势很混乱。当时父亲的司机都是带枪的。

　　南都：史书说，澳门局势逐渐稳定的过程里，南光公司有很大作用。你的记忆里有这些事情吗？

　　柯琼：父亲参与创办南光公司，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南光。他主持南光的那段时间，在支持祖国建设和抗美援朝方面都发挥了很大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贸易封锁和经济制裁。如果没有澳门这个窗口，药品等很多物资很难运到国内。父亲那时就为这些事情忙碌。

　　马万祺、何贤和父亲是朋友

　　南都：在你的记忆里，那时柯老有多忙？

　　柯琼：在我们子女眼里，父亲是一个典型“工作狂”，一天24个小时似乎都在工作，我们全家一块吃饭，经常有人敲门拜访。然后父亲就会和对方到书房里谈事情，接着就出去，一家人连顿完整的饭都很少一起吃过。

　　当我记得父亲还要经常跑到广州开会，过5、6个渡口，跑广州要花一天时间。我小时候经常看父亲跑广州，非常辛苦的，那时候他已经有50岁了。

　　南都：家里面事情很少由父亲来处理？

　　柯琼：我们除了有时候一起吃饭，基本上没有与父母单独相处的时间和机会。我们从小学就读寄宿学校，很早就独立了。而即便是在家里，每天都有很多人上门，经常直接在家里开会，白天开会，晚上也开会。

　　父亲也很好客，有人登门，经常都会请来一起吃饭。小时候，我们什么也不懂，每次见陌生人就叫叔叔阿姨。后来晓得这些人很多都是当时乃至今天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看着我们长大的。

　　南都：好像何贤、马万祺等人，在你小时候他们也会来做客？

　　柯琼：太多了。马万祺叔叔和何贤伯伯经常到家里见父亲，三人又一块做生意，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都很爱国，为新中国成立出力不少。马万祺叔叔还会经常把自己的孩子带过来一起玩，马家的小孩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大家从小都很熟。

　　父亲总是处在一种高压状态

　　南都：柯老在澳门60余年，参加诸多大事。子女们知道的多吗？

　　柯琼：父亲在澳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具体当时每一个重大事情怎样处理，他本人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但他从未跟我们说过。老实话，我们对于父亲的具体工作知之甚少，除了一些目前已公开的内容，其余几乎一无所知。我想那些事情一定很精彩。

　　南都：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父亲工作上不同寻常的地方？

　　柯琼：我和父亲最早就住在现在的内港那边，后来搬到新马路，然后又搬到南光大厦。小时候，我和妹妹放假经常会到父亲的公司去玩。有时是我自己跑过去，有时是他带我过去。因为年纪太小，父亲每天究竟在忙什么，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我当时唯一感到不同寻常的地方是父亲总是处在一种高压状态。首先是忙，他从来没有不工作，休息的时候，没有。一天到晚来找他的人很多，他总是在不断地开会。感觉似乎他总是处在要决定很多重要事情，既小心又需要决断的状态。

　　南都：你个人有没有经历这些大事和危险？

　　柯琼：有。上世纪60年代澳门发生“12·3事件”，澳葡政府对华人发动暴行。当时何贤、马万祺和我父亲等爱国人士都在呼吁华人社会团结，谴责澳葡、平息事件。我后来总结，除了1949年前后，这是父亲工作的第二个紧张时期。当时局势异常紧张，很多年轻人，比如我当时都不敢出街，大家会躲起来。

　回归之前黑社会丢炸弹搞事

　　南都：你提到第二个紧张时期，后来还有吗？

　　柯琼：后一个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搞改革开发，生活开始稳定了，方方面面都好了。澳门很多爱国人士都提起要筹备澳门回归的工作，父亲也在其中。1999年回归，但准备工作从10年前就开始了。从谈判到交接，我们中方的准备和葡方的准备，商谈了很多次。

　　南都：这里面会有紧张和危险？

　　柯琼：在谈判准备初期还好点，当时澳门基本法尚未出台。但到差不多到回归前四五年的时间是最紧张的。当时黑社会分子开始搞事———又是丢炸弹，又是开枪。当时国外很多媒体报道说澳门很危险，澳门是不设防的城市。弄得局势紧张，虽然我们身在澳门并未感觉到任何危险，但在有些外人的眼光里就是觉得很恐怖。

　　南都：澳门人记忆里的紧张一直到回归后？

　　柯琼：回归之后赌场赌牌怎么分配，当时很多人都想分一杯羹。在1999年前后，这是许多爱国爱澳人士要考虑的问题，像父亲这样的人都会紧张。但回归后很快就好了，何厚铧当选特首，赌牌也分了，社会也稳定了。其实在回归前，父亲年纪已经很大，基本上退休了，在新华社澳门分社做过顾问。

　　最佩服父亲不讲别人的是非

　　南都：父亲退休后的生活状况怎样？

　　柯琼：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定期都要回家聚会，陪老人聊聊天。他闲下来，每天都看一下电视，特别爱看的电视剧都是以前的战争片，现代戏他从来不看。感觉他经常会沉浸在以前的日子和回忆中。父亲晚上有时睡不着，会跟我们讲起自己过去的事情。他会感叹当年参军打日本鬼子，但后来澳门的很多大事却鲜有提起。

　　南都：有媒体评论柯老一生低调谦虚，只留工作标榜史册。在儿女的生活记忆中，他是怎样一个人？

　　柯琼：父亲性格严谨，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做什么事都斩钉截铁，没有一点婆婆妈妈，很男人的一种形象。而作为父亲，他对我们几个子女是很严厉的，特别是对我们做人方面，要求比一般家庭严格得多。

　　南都：现在想起来，什么印象最深？

　　柯琼：我最佩服父亲的，是他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讲别人的是非。这一点，我们学了一辈子还在学的(笑)。他一直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给我们灌输一个道理：自己做什么事就要做好，别人怎么对待自己的不要理会。

　　父母曾参与创办一些社团

　　南都：柯老生前对澳门回归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现在你怎么看待这十年？

　　柯琼：比起回归前，澳门回归这十年变化很大。这个弹丸之地支柱产业是博彩，事实上回归后真正从事到博彩业的并不绝对，大多数澳门人还是靠自力更生做事的。我觉得澳门还是不错的。管理也做得非常好，很多社团会做事情。

　　南都：好像父亲当年创办的一些社团？

　　柯琼：父亲当年有参与创办工联，还有母亲参与创办的妇联，在1949年前后解决了华人社会的很多问题。后来的爱国爱澳社团越来越多，分工也越来越细。比如澳门社团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分工细。

　　你是卖鱼的有卖鱼的工会，你是卖猪肉的有卖猪肉的工会。还有其他专业的团体，有学术的团体，有文化、艺术的团体。如果你工作有什么问题，不用急，你的工会会找你；太太生病了？妇联会找上门；街坊会发现你几天没出门，也会来问寒问暖。好多小事情就在社团下面解决。

　　南都：这个社团管理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柯琼：对，这个传统很有澳门特色。我一直认为澳门是有前途的。

　　采写：本报记者 蒋乐进 杨亮 实习生　黄恒

　　摄影：本报记者　梁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