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东斌是康庄镇于林村人，今年40岁。1997年从聊城农校（现聊城大学农学院）果树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康庄镇政府任职，先后在镇文化站、信访办、人大等部门任职，担任副科级干部已经超过5年。

临清市是县级市，由聊城市代管，市委书记、市长均为处级，马东斌虽然未曾担任过实权部门一把手，但在这个山东省西北部的小城，“副科级”依然代表着某种稀缺的、令人艳羡的地位。

这种地位在银行贷款上得到体现。

一家当地商业银行信贷部门的工作人员易恒（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企业从银行贷款主要有三种形式，担保、抵押、信用。在实际操作层面，信用免担保这种形式一般是针对实力比较雄厚的大型企业，比如央企。而普通企业如果信用层级不够，则需要采取抵押或者担保的方式。如果采取担保模式，贷款企业需要找担保方，可以是普通企业，也可以是专门的担保公司。

2014年12月，主营活羊养殖和销售的天脉公司有贷款需求，实际控制人温长刚希望由盛祥公司提供担保，向沪农商村镇银行贷款200万，盛祥公司要求了一系列反担保措施，包括抵押物和反担保人。

盛祥公司在其要求贷款企业提供的制式《反担保承诺函》上明确表示，“反担保承诺人必须为副科级（包括副科级）以上干部。”

温长刚告诉新京报记者，担保公司要求两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做反担保人“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此外，盛祥还要来公司考察，调研公司的情况，还需提供抵押物等。

对此，盛祥公司负责人闫志友说，当时的确有副科级干部做反担保人这个要求，目的是“落实反担保人有固定收入”，为了“防范风险，确保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后来反担保人的范围扩大到了其他有固定收入的人群，比如电力部门职工、教师医生等。

但至少在温长刚贷款时，两个副科级以上干部还是硬性条件。为此，温长刚找到了马东斌。

二人都是康庄镇于林村人，也是旧识。

不过，当温长刚找上门时，马东斌最初并不情愿。马东斌的父亲马金友说，当时儿子曾提及此事，担心万一温长刚还不起钱，要承担责任。他就给儿子出了个主意——“把名字签错”。在这位老农朴素的想法中，名字对不上，儿子就不用承担责任了。

或许是父亲的建议起了作用，马东斌在签署反担保承诺函时，把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签成了“滨”。后来，他还ps了身份证复印件，把身份证号和名字最后一个字都改了。

温长刚没看出来，拿着反担保承诺函走了。后来，他又找了康庄镇分管经济工作的副科级干部沈培慧，外加自己和3位亲属，一共6位反担保人，并把公司的牛棚、冷库抵押给盛祥公司。最终，盛祥公司同意进行担保，此后银行贷款审批也通过了。

易恒说，要求贷款企业找反担保人是担保公司的行为。作为银行方来讲，主要考虑企业本身的资质，以及是否有担保公司愿意提供担保，至于是否还有反担保人，对银行批贷影响不大。“担保企业让借款人怎么提供反担保措施，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去追究的。”

一个插曲是，温长刚说，当时让马东斌签署的是一份空白的反担保承诺函，贷款数额等都是后来填上去的。

康庄镇镇长林玉恒告诉新京报记者，马东斌之所以愿意签署一份空白反担保函，自然绝非二人有交情这么简单。事发后镇上调查发现，完成这一笔反担保手续，马东斌前后共收取温长刚8万元。

新京报记者获知，温长刚也曾在接受调查时，向警方透露，自己先后给过马东斌8万元，都是现金。

不仅如此，除了天脉公司，马东斌还给另外4家有贷款需求的企业做过反担保，分别收取好处费几千元到一万元不等。

一位熟悉当地官场的企业主透露，在临清市16个乡镇和办事处，充当反担保人的副科级干部并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