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7日晚十点左右，北大学友张玉安教授来信息告知:我们尊敬的良师益友，印尼华人潘仲元先生不幸仙逝，并将于28日举行葬礼。噩耗传来，令人伤心不已，立即打开电脑，发送唁电。本来很想当即写点东西，但年龄不饶人，不能熬夜。今天是2010年6月29日，济南的气温今夏以来首次高于体温达到37度。连日来的高温搞得我休息不好，头晕眼花，躺着都不舒服。但我最终还是坐到了电脑前，马上就写。本应是在昨天写的，因为昨天是潘先生下葬的日子，但碍于身体没能如愿，也很对不起他。

        对潘先生 的全面评价，我写不出来，毕竟相处较短。我以为印尼华人作家，也是我们的朋友，“千岛日报”编辑沈伟真老师在网上写的文章评价的十分到位 。我只能写一些 自己经历的一些事，说说自己的印象感受，一是表达自己对潘先生的深切怀念，二来也是给他老人家壮行。

        15年前的1995 10月，我们夫妇被借到驻印尼使馆领事部工作，我任一等秘书，分管侨务。潘先生是印尼知名华人企业家。他和大使，参赞等使馆领导交往很深，是使馆的好朋友座上客 。但他对我们这些秘书们也非常尊重，只要北大印尼语的梁立基，黄深方和孔远志等老师来印尼，他都把我们这些北大的印尼语学生叫来聚聚，边吃边聊。 

         1999年底，潘先生完成了历史性的一件大事，就是他邀请并资助了北大印尼语张玉安教授 实现了印尼的处女行。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于：张教授在中国一流的北京大学从事印尼语教学30年，竟没能踏上印尼的国土，这无论是对他所从事的教学还是对他本人，都是一种极大地缺憾。对于邀请来访事宜，由于潘先生没有时间亲自去办，就全权委托我来办，我当时正使馆商务处工作。当张教授 终于实现了访问印尼的 夙愿时，他叫上我，还叫来张教授的得意门生，使馆商务处三秘郝伟  ，一同去机场迎接。

          2000年4月底，我的夫人回北京参加母亲的葬礼后，当时潘先生正巧也在北京，他热情的邀请我夫人一路同行返回雅加达。夫人奔丧心情不好，一路上一直得到潘先生的安慰和照顾，在广州转机时还安排夫人吃饭，逛公园；他坐一等舱，还把飞机发的拖鞋亲自送到普通舱给我夫人用。据夫人讲，在首都机场，一位年青的工作人员态度生冷，潘先生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你和我讲话时应看着我。你这样的服务不仅仅是不尊重乘客，更是不尊重老人，也给国家丢脸.......。”他们乘坐的飞机到达雅加达时天已很晚，我带一辆面包车去接机。不知何故，来接潘先生的车就是联系不上了，我请他坐我们的面包车先送他回家。开始他不同意，经再三恳求他才同意，还一再感谢。这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帮潘先生做了点事。

               2001年9月底，印尼华裔总会组团来济南参加经贸洽谈会。潘先生作为领导之一随团来济，我去机场迎接。这次组团过程我在离任前在雅加达时就参与了，因此，济南主办方请我参与协助接待。当时，印尼华裔总会刚成立不久，内部的领导关系还没有理顺，“座次未排好”，有些不和谐苗头。对名利，潘先生不但自己看得很淡，还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做团结工作，使得大家都能顾全大局，将访问变得很顺利。这次来济南，潘先生还送给我他写的两本书：“印尼现状及其展望”（2000年9月）；“潜藏于亚洲华人的经济动力”（2001年9月）。印尼华人印刷出版界精英，印尼唯一的华文书店老板杨兆骥先生曾这样评价潘先生：“他是一位企业家，同时又是语言文学大师，还是社会活动家......，真的是难能可贵呀！”

        2005年8月13日，北大东南亚研究所教授一行人访问印尼，潘先生在印尼ATMAJAYA大学精心安排了一次两国的文化教育界同行专家见面研讨会，同时还请到了平时难以请到的几位政府卸任部长和权威。在研讨会即将开始的时候，他发现不但中国大使没有来出席，连文化参赞也没有来，使馆甚至连个代表也没有派来。对此，潘先生很不高兴，并当场发了火。他认为这是一次两国文化交流，增进互相了解的绝好机会，但中方却很不重视。这不但令他失望，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我当时正在印尼雅加达作企业代表，也在现场。我很了解使馆的情况，但我也帮不了什麽。这个活动事先他与使馆文化处的一位一秘进行了沟通。但他可能不知，自90年两国复交以来，已有5位中国大使先后来印尼任职，使馆的情况肯定也会因之而变。再说，大使参赞的活动安排不是秘书们所能左右的，哪一项活动重要性及出席与否也不是下级说了算。也可能是那天使馆领导有更重要的活动，也可能是因其他活动已经早有安排.......不得而知。那是我见到的潘先生唯一的一次发脾气。我知道他的好意，他那是恨铁不成钢啊！

          这是我和潘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由于潘先生是北京大学的顾问，他也有机会去北京。但由于我们家住济南，见面机会不易.......。

          潘仲元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