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蒙塔尔对巴萨内部和加泰罗尼亚内部不同派系的应对，而马德里中央政府能够施加的压力，远比约迪·普约尔大。跟廖德特（他说自己当了8年巴萨主席，从未感受到来自马德里的压力）等前任主席一样，蒙塔尔对佛朗哥政权态度温和，他两次向佛朗哥颁发奖章，第一次是为了感谢国家体育委员会资助巴萨修建场馆，在场的胡安·基奇有双重身份：坚定的佛朗哥派，同时在巴萨管理层任职超过十年。

　　佛朗哥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蒙塔尔的举动跟同事形成对比，当时他正和几位高管一起开会，一位看门人突然走进会场，严肃宣布：“先生们，元首死了。”空气在那一刻凝固了。在场的老罗塞尔回忆说：“是两种反应，一些人说，‘咱们打开卡瓦酒庆祝吧！’还有些人默默地待在那，吓得要命，其中一位董事说自己不舒服，然后就回家了，可怜的家伙，好像这个消息让他的胃开始不消停。”

　　会议结束后，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留了下来，他们注意到蒙塔尔经常用的那个房间里有座佛朗哥半身像，蒙塔尔一离开，格拉纳多斯就搬来一张椅子，站到上面取下塑像，朝老罗塞尔扔了过去。后者回忆说：“我躲到一边，别让它砸中我的脑袋，塑像掉在地上，摔成一堆碎片。以前我还以为是青铜的，可它是石膏的，所以我说：‘我真欠操，我们还以为它那么结实，总也坏不了，可现在只剩下一堆碎石膏，别的啥都不是’……过了一会又来了帮兴高采烈的球迷，我们把一些挂起来的佛朗哥相片交给了他们。然后我们建议摘下球场里的一块标语，这条标语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内战中阵亡的拥护佛朗哥的巴萨会员：‘为了西班牙，为了上帝’，我们把它放进盒子，拿到地下室里，搁在不显眼的地方。对我来说，尽管觉得不应该像毁掉别的东西一样毁掉它，但这种情感不属于巴萨的历史。”

　　蒙塔尔的举动有所不同，他向马德里发去三封电报。第一封给弗朗哥的私人办公室，称俱乐部“充满悲痛，元首去世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第二封发给弗朗哥的遗孀及其家人，表达“我们最诚挚的哀悼”；第三封发给了弗朗哥任命的继承人国王胡安·卡洛斯，表达“我们俱乐部个人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希望，国王殿下代表着未来时间里和平与民主的共存。”

　　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终于要改变了。1977年6月，西班牙举行大选，9月，蒙塔尔宣布将辞去巴萨主席一职，之前已经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连任，他说：“我的继任者将由全体会员民主选举产生。”12月18日，在第二任任期临近尾声时，他辞去主席一职，副主席卡拉斯科成为临时主席，开始筹备次年5月的主席大选。

　　蒙塔尔的上台和退出跟大时代的变迁同步，前者是时间上巧合，后者是自己主动迎合。在严酷时代，面对多重压力，他努力维持巴萨的稳定，坚定不失灵活地为巴萨争取利益；在变革时期，他以身作则地表达对民主的向往，不惜放弃自己的权力；他是一位刚柔并济、承前启后的巴萨功勋，以自己的建树和贡献，他足以跟甘伯、努涅斯等人并肩而立。

    诡异的是，可能他事与愿违了。他辞职后，巴萨用队史上最民主的方式，选出了队史上最专 制的主席努涅斯。随后拉波尔塔成立“蓝象”，努力推 翻努涅斯的统治，同样诡异的是，拉波尔塔如果不标榜民主、反对独裁，就无法推 翻努涅斯的统治，等他自己上台后，如果不延续和模仿努涅斯式的治理，就无法维护自己的权位——他推迟主席大选的举动公然违反了球会章程。拉波尔塔任期结束后，罗塞尔成功当选巴萨主席，竞选时得到了蒙塔尔的支持。罗塞尔曾是拉波尔塔的亲密战友，后来分道扬镳，他上任后很快开始控告拉波尔塔，但官司还没打完，自己就辞职离开了。

　　蒙塔尔有时会出现在诺坎普的贵宾席，也会出现在重要场合。去年克鲁伊夫去世后，巴萨在诺坎普举行纪念活动，巴尔托梅乌及所有健在的前任主席一起出席，蒙塔尔和巴尔托梅乌站在中间，反目成仇的拉波尔塔和罗塞尔站在最两边（上图）——这就是巴萨，一群时而团结一心、时而不共戴天的人，他们毕竟爱着同一支球队。在蒙塔尔的葬礼上，巴萨也会暂时抛弃一切分歧，共同缅怀这位功勋主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