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塔尔上任那一年，佛朗哥退居二线，将大权交给自己选定的布兰科，并且宣布胡安·卡洛斯为自己的权力继承人，他将在自己去世后成为西班牙国王。

　　这一时期，西班牙依旧经受着严酷统治，同时在孕育变革，动荡不断，社会即将转型。事后看来，似乎大势不可逆转，只要顺应潮流即可，但身处其中并居于牵动各方利益的高位，相当考验政治家的才干：他们要应对上下内外的不同势力，需要时而求同，时而存异，时而谨慎谦恭，时而大胆对抗，时而妥协、合作，时而刚强、斗争。蒙塔尔做得非常出色。

　　他第一次竞选时，对手巴雷特提出同过去一刀两断，蒙塔尔赢得惊险，说明巴雷特的观念有强大的民意基础。上任后蒙塔尔需要应对巴萨内部的不同派别，他充满感激地称赞支持自己的前任主席们，称他们是“伟大的巴塞罗那主义者”，同时坚定地忠诚于渴望改变的追随者：“与球迷同在，应有尽有，没了球迷，一无所有”。

　　分歧也出现在加泰罗尼亚的精英阶层内部。佛朗哥去世前，巴萨管理层已经感受了一股越来越强的压力，是来自约迪·普约尔领导的日益高涨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对巴萨有所与也有所取。

    1992年的温布利球场，巴萨队长亚历申科举起冠军杯时，约迪·普约尔就在领奖台上，挨着巴萨主席努涅斯。约迪·普约尔于1930年出生在巴塞罗那，懂六门语言，有博士学位，一共五次当选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被拉波尔塔称为“政坛的克鲁伊夫”。30岁时他被捕入狱，罪行是在一次音乐会上组织演唱加泰罗尼亚国歌。出狱后他继续奋斗，提出“建设国家”的口号，为加泰罗尼亚的发展创立文化和金融机构，其中包括创办加特兰纳银行（Banca Catalana），蒙塔尔为引进克鲁伊夫而筹集资金时，找到这家银行寻求帮助。观看早年巴萨比赛时，经常可以在广告牌上看到这家银行的名字。

　　巴萨同加特兰纳银行一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些商界精英同时在两家机构中任职：巴萨副主席卡拉斯科是加特兰纳银行的董事长，内战期间他的父亲被佛朗哥处死；比拉塞卡同时为这两家机构担任法律顾问；梅卡达尔是巴萨球迷协会主席，又是银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

　　总之，巴萨同约迪·普约尔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关系密切，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都是普约尔创立的加泰罗尼亚民主联合党的活跃党员，这个政党的起源跟巴萨直接相关，1974年，巴萨迎来75周年庆典，在蒙塞拉修道院举行的一次秘密集会直接孕育了民主联合党的诞生。

　　蒙塔尔说：“在我的任期内，巴萨开始支持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主张，尽管俱乐部内部有反对声音。我将维护稳定视为自己的任务，政治无法从俱乐部中分离出去。”他在组建董事会时，尽可能广泛地涵盖各个政治派别，为了安抚某一派系，他不时重组自己的管理团队。

　　为了稳定，他尽量不偏不倚，但实际上还是显露出自己的倾向：他公开拥护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按照他的意愿，巴萨恢复了从前的队徽，重新使用最初名称。此外，他是负责重大决策的领导，而打理日常事务的是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两人的政治立场跟约迪·普约尔一致，而且胆子很大，蒙塔尔默许了两人的所作所为。

　　1975年7月21日，巴萨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在内战后第一次用加泰罗尼亚文字书写。此外，诺坎普球场的广播也逐渐开始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连同让萨马兰奇非常狼狈的国歌事件，这些是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授意的策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大规模、广受众地恢复本土语言和文化——反过来，这成了普约尔政治方案的关键因素，过去是普约尔阵营向巴萨伸出援手，现在轮到巴萨帮他们出力。老罗塞尔说：“在那个非常艰难的时期，蒙塔尔可是位了不起的巴萨主席。我们身为管理人员，做决定时不会向太多人请教。资讯范围不广泛。蒙塔尔过去常说，做你想做的，我会尽量别盯得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