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五日晚上十点半，我躺在床上，打开手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刘淼的短信“吴总没了”四个字，我吓了一跳，马上追问。回答：“18:59”。显然消息是准确的。一下子，我瘫在床上，心里在不断地流泪。与吴总相处的情景，一幕又一幕在我面前呈现。

吴总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而且是一个小班的。他是调干生，年龄比我们大四、五岁。在我们小班里排行第二，所以戏称“吴老二”，大多时我们亲昵地称“老二”。其实他在班上是“老大哥”。根据他的经历，学校任命他为班级“团支部书记”。我们多少有点“崇拜”他。我们一批南方小城巿来的同学，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他的一口“南京官话”多少与普通话相近，讲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所以他方方面面都是我们班的“老大”。

有一件事，我一辈子铭刻在心。那时我家里很穷，兄弟姐妹六个，我是长兄。父母希望我早早工作，分担家里的生活重担。所以，大学的录取通知单我故意要求寄给我上海的姐姐家中。我考上了清华，父母也只好同意我上大学。可是临上学前，家里怎么也匀不出一床棉被，供我北上。还是在上海转火车时，姐姐给了我一床她厂里发的毛巾被。到学校后，我申请到甲等助学金，每月18.5元。除去12.5元伙食费，其余的全部开支都必须控制在余下的6元钱内。家里实在无法支援我一分钱。显然，一床棉被是属于“大件”，根本买不起。吴总知道后，马上匀出了自己的一床棉被给我。这床棉被一直伴随着我到毕业。暖了六年的身，更暖了我一辈子的心。

吴总在政治上，更是我的“大哥”。我当时还不是团员。中学时，我对团干部总是“敬而远之”。然而，吴总这位团支部书记，对我们亲切有加，鼓励我上进。不久，我加入了青年团。后来，到四年级时，又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吴总在土建系曾经担任过分团委办公室主任，他就调我去任办事员，耳提面命地培养我社会工作的能力。到毕业前我成为了整个大班的团支部书记。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在外地辗转了十几年，一直到1983年才回到北京。当时我在机电的专业设计院，常常觉得用非所学。一心想“归队”。

调入北京院的整个过程，得到过众多的贵人相助：申调报告是叶如棠院长（后升任为建设部部长）亲自写的。当时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写信给我，要我调入华东院，并告知已落实了全家四口人的户口。吴总将此信转交给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的秘书林寿学长。促使了“申调报告”迅速被批准。整个过程，吴总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进北京院，是吴总以重点工程“首都宾馆”缺设计人员为理由调入的。所以，一到北京院，首先去“首都宾馆”的设计现场。恰好吴总卸任院长后，任副总建筑师，也到了“首都宾馆”现场。这样，他和张徳沛总亲自指导我设计。后来我也成了“主持人”之一，负责配合施工。使我很快地熟悉旅馆的建筑设计，为后来的“大观园酒店”等工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后来，又是吴总打报告，提拔我任副总建筑师等职。

我的成长过程，从学校到北京院都离不开吴总的关心、帮助和支持。

吴总，您是我的领路人，永远想念您。

何玉如

2021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