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历程

                   ——烟台教改实验区的回忆之三

（2012年2月8日）

                    高远良

作者手记：历史需要沉淀，回忆亦然。普九这一段历史，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时曾经想写，由于种种原因放下了。可这一段经历艰难曲折雄壮又富有戏剧性，所以，今年年初写完张老的回忆之后，又引不住拾了起来。只是这一段历程年代较远，牵扯的面比较广，从哪里说起呢？姑且分为：

引子：戏剧性的巧合。

决策：1985，中央决定抓“两基”；

      烟台决策，普九以建设正规初中为重点。

奋战：1985—1995。

      之一，校舍设施建设；

      之二，教师队伍建设；

之三，学制课程建设。

验收：1993—1995。

引   子

1984/1993：戏剧性的巧合。

话说上世纪80年代的1984年12月，教育部在烟台市召开全国普及初等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地点在当时的市教育局招待所。普教司陈德贞司长、山东省教育厅吕可英厅长和烟台市教育局佘荣福局长与会。会议推广了山东烟台和其他省市一批先进单位普及初等教育的经验。我那时刚由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提升副局长不久，在会上管会务。陈司长曾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能写能讲，为人随和，烟不离手，在房间休息时问我：“听佘局长说，以后是你分管普教，有什么想法？”我说：“领导讲话我看了，看来普及教育得四化。”他问：“哪四化？”我说：“校舍标准化，教师规格化，管理规范化，普及法律化。”他点点头。在佘局长那一任班子里，我于1985、86年和91、92年管过两段普教，还分管校舍改造、职教等，这是后话。

时间一晃，对头10年。1993年4月，全国初中教育工作会议又在烟台召开，会议地点在东郊学术中心。还是普教司陈德贞司长来，他先到会，会议参观了烟台市乡镇正规初中的现场，交流了普及初中教育的经验。国家教委柳斌副主任是中纪委委员，出席中纪委会议晚来，赶不上到烟台的飞机，我带徐长慧同志到青岛火车站接他。那时，我刚接任市教委主任。市委宣传部分管文教系统的干部，为壮行色，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荣风刚同志特意赶来陪餐会见。我对陈司长说：“真是巧哇，1984年你来烟台开普及小学的会，这次来开普及初中的会，对头10年。”柳斌副主任在大会上说：“10年间我们在烟台召开了两次普及教育会议，上次研究的是普及小学教育，这次研究的是普及初中教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是啊，10年，不平凡的历程——

决        策

1985：中央决定抓“两基”。

1984年2月，中央领导决定设立烟台教育改革实验区，张承先同志任顾问。张老时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副委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是原教育部党组书记。1985年5月，中央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配套，提出教育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要求到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两基”的关键是普九，“一个也不能少”，从根儿上杜绝新文盲的产生。普九，教育年限9年，文化程度初中，覆盖面普及，性质是义务教育，手段是法律强制，逐步做到免费教育。这是一个与现代化接轨的涉及全民族素质与命运的大事，工程伟大而艰巨。

烟台怎么办？实验区顾问张老说：“根据万里同志讲的精神，我们烟台地区应当高水平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我的意见，在学制上应当主要采取五四分段。”

市教育局一班人当时为：局长、党委书记佘荣福，副书记、副局长张军光，副局长李运兰、高远良，党委委员、政工科长杜卫国。佘荣福同志，1937年出生，1983年烟台地改市时由烟台师专副校长调任市教育局局长，1993年到市人大升任副主任。班子经过研究，明确了以下几点：

1、烟台1984年已通过普及初等教育省级验收，小学的问题主要是提高；

2、普九的关键是普及初中，可以考虑分两步走：近五年先维持现有五三学制不变，两年准备，三年普及，之后实行五四改制；

3、初中是薄弱环节，组织调研，提出对策。

烟台决策：普九以建设正规初中为重点。

1985年春，调查组经过一个半月的深入调查，形成了中肯的报告。佘局长主持研究，给予充分肯定，决定召开会议进一步研讨。

6月，全市初中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文登召开，由我带普教科副科长宋立成负责召集。当时，文登的乡镇正规初中建设已初具规模，县教育局长刘树文、副局长解乐晨首战告捷信心十足（见77页《附录》）。各县市区分管普教的副局长、普教科长、初中校长60多人与会，参观了文登乡镇初中建设现场，倍受鼓舞。

会上，我宣讲了《座谈会纪要》讨论稿,《纪要》是宋立成同志起草的，又以我的经历和认识做了修改。宋立成是个才子，后任烟台艺校校长、烟台图书馆馆长。现将《纪要》摘要转录如下：

会议认为，要加强初中教育，必须抓住主要矛盾，选准突破口，当前最主要的是不失时机地确立建设乡镇正规初中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有两个方面的依据：

首先，学校布局分散，规模过小，是影响初中教育提高的主要矛盾。我市现有初中1290处，在校学生398280人，平均每校368人，7—8个教学班。这种状况给学校管理、师资安排、设施配备带来很大困难。其一是无法健全学校机构，校长眉毛胡子一把抓；其二是学科一师多头，专业不定向，不能保证教学质量；三是设备器材严重缺乏。因此，减少处数，扩大规模，建设正规初中，就成为加强和提高初中教育的中心环节。

其次，调整布局，建设正规乡镇初中的时机已经到来。我市乡镇办初中从70年代开始，布局分散有其历史原因，是由“村队联办，就近入学”的办学体制造成的。现在，随着经济教育体制改革，学校布局调整出现新的历史条件：一是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发展，邻村联合办初中的体制已经解体，乡镇统筹办学成为可能；二是按照中央规定，市政府已提出县以下实行“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由乡镇办初中；三是目前校舍改造正在掀起高潮，各县市区和各乡镇都集中了相当数量的校改资金，就有一个如何统筹安排乡镇初中与小学布局，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效益避免重复建设的问题；四是文登等几县在前面创造了经验。为此，必须充分利用历史赋予我们的条件，抓住有利时机，调动乡镇办学的积极性，调整学校布局，有步骤地建设乡镇正规初中。这一着搞得好，必将翻开我市初中教育史上新的一页；错过了时机，或者规划不当，必将造成历史性的失误。

建设乡镇初中的规划目标，是集中力量，每乡镇重点加强一处，规模逐步达到16—24个班。

讨论时，荣成县教研室高福海主任感叹道：“理论的力量征服人哪！”

会后，经佘荣福局长审阅，以文件下发。他说：“正规化初中建设在烟台教改实验区的历史上怎么估计也不算高。”

栖霞县教育局长曲声达，听了会议汇报后连声叫好，立即组织力量，拿出了把100多所初中调整为33所正规初中的规划方案，报县政府研究和人大审议通过。曲声达曾是栖霞一中优秀数学教师，后任县人大副主任。

9月，市委召开全市教育工作会议。李殿魁副书记主持会议，王济夫书记讲话，对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他说：“要把加强初中教育作为重点。把工作重点放在调整乡镇初中布局上”，“经过三、五年的努力，逐步使初中教育达到校舍标准化、教师合格化、管理科学化的目标”，全面提出初中教育正规建设的三项目标。

 11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见》，对初中教育的设学布局和办学规模提出明确要求：“从调整学校布局入手，建设好正规初中。到1990年，将全市1092所初中调整到500所左右，逐步做到一般乡镇有1所正规初中，大乡镇2至3所。学校规模在12个教学班以上。”500所包括威海4县市的，1987年底分市后，烟台为368所，后调整为310所。80—90年代威海市教委主任先后是李志范、周昌顺，副主任有毕寰斗、丁学杰等。

1986年1月，市教育局颁发了《烟台市乡镇正规初中建设标准》。

决策的上篇完成了，决策的下篇启动了，认识论两次飞跃在神奇地推演。烟台开始了普九的十年奋战。

十年奋战之一：校舍设施建设

策略，分阶段组织，打了三场战役。

第一场，农村校改会战（1985—1987）。

山东省从80年代初开始发动农村校改，提出中小学教室、办公室、实验室、操场、厕所、围墙“六配套”，要求1988年以前全省通过验收。吕可英厅长说：“烟台不用催，他们惯性大，这些事总是开始启动慢，最后干得好。”可是，倒计时还有三年，建乡镇正规初中的标准又远不只“六配套”。怎么办？要组织会战。办法，是老传统：一靠党委政府主导，二靠动员组织群众。手段：一是宣传义务教育法，国家1986年出台了《义务教育法》，1987年开征农村教育费附加；二是会同省逐县抓验收，调动县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为了开发领导，大会、小会、现场会，市委分管副书记李文全、人大副主任王书臣苦口婆心地讲。1986年暑期，市委在荣成举办县委书记读书班。李副书记说：“教育局不是拍了一个校改的片子吗？送到荣成读书班看看。”不久，教育局接到了市委秘书长巴忠鼎的通知，叫去送片子。巴秘书长，1993年任政协主席，市委让他协助管教育，烟台二中建体育馆，他向副省长、烟台老书记陈建国要了100多万，这是后话。校改片子是教育局办公室许吉庆同志主导拍的，之后不久他调到市政府办公室，后升任调研室副主任。我和许吉庆到荣成读书班送片子，当晚放连续剧录像《董小婉》，县委书记大都到了，场内没见有李副书记。放录像之前，王济夫书记说：“先看个片子。”当放到黄县校改时，王济夫说：“老姜，你那儿学校的旗杆怎么是个弯的？”老姜指姜代晓，后任烟台市副市长、烟台大学党委书记、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当放到牟平校改时，片子里的县委书记姜成玺说：“牟平的校改一定要超过黄县！”众大笑。姜成玺同志70年代中期曾任过一段烟台地区教育局局长，后任威海市人大副主任。片子里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其中有荣成的差学校。荣成县委书记张锦超脚崴了，当晚没在场，事后叫人到房间放片子给他看。后来，荣成的校改憋了一股劲，在全市起步最晚，标准也最高。荣成教育出人才出经验，80—90年代教育局长先后是王培茂、张本永，书记张吉成、林波，副局长刘忠斌等。

俞正声同志任烟台市长期间，曾专门在校改会议上讲过一次话。之前，为了解中小学校舍的真实情况，他在下乡途中，不通知驻地领导，叫司机直接拐到公路旁不远的一所小学察看，果然破旧不堪。他在会上讲校改，很动感情。当时负责文秘的副秘书长是程显萃，我亲见他审定教育局起草的领导讲话送审稿，杀伐决断，才华横溢。

还有一件事至今历历在目。时任市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副主任于克荣，性格直爽，敢抓敢管。有一次视察蓬莱县村里集镇，党委书记迟久潭是我在省委党校读书的同学，临走时于克荣主任说：“迟书记，你那个正规初中建好了，别忘了拍个照片捎到市人大，让我们也高兴高兴！”后来，还真是这样做了。

各级领导挂帅又出征，克服困难的办法层出不穷。各镇村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有钱的捐钱，有力的出力，像当年支援前线一样地支持办学。“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栖霞县庙后乡，2.5万人口，初中在校生1184人，硬是千方百计筹集350万元，建了一所正规初中。蓬莱市1982年有大小联中102所，几经调整1985年仍有55所，这次规划基本上一乡一校，共筹资3000万元，建成正规初中23所。蓬莱教育局分管校改的副局长叫史百昌，会计、计财科长出身，是当家理财的高手。蓬莱市副市长张维利曾分管教育和城建，原是蓬莱一中校长、教育局副局长，现任烟台市人大副主任。烟台市农村校改办公室的大将是王炳茂、张福基、张同意，他们马不停蹄，到处传递经验，煽风点火，再是拿着尚方宝剑逐县验收。到1987年底，全部通过了省里“六配套”验收，共投资约2.5亿元，其中，乡镇正规初中规划330所，完成210所，占64%。三年会战，成绩不小，尾巴也不小。

烟台的动作对外有了影响。有一次到淄博市开会，于庆臣局长对我说：“淄博校改只讲六配套，一会儿就搞完了，看来乡镇的小初中得另搞。”于庆臣牟平籍人，在莱阳一中读高中，大学毕业到淄博。临沂教育局长王炳腾说：“你别以为烟台搞的么儿我不知道，别看临沂穷，建正规初中，条件好的乡镇我也搞了一批儿。”他是荣成人，后到省任教科所所长。省教育厅与财政厅联合开会，财政厅指名烟台发言，题目是：《合理布局，重点建设，提高教育投入效益》。许箕展同志高兴地告诉我：“财政厅拨给咱烟台奖励款70万。”后来，这篇发言刊登在《山东教育》，被评为二等奖。

在校改的同时，佘局长提出，要本着建管并举的方针，一手抓正规建设，一手抓规范管理。普教方面于1988年出台了初中、小学两个“管理基本要求50条”和“德育序列化方案”，对规范中小学教育管理和德育起到了重要作用。期间，普教科科长王治林提升副局长，主力成员宋立成、尹桂瓒依次晋升正副科长。

第二场，城镇校改会战（1988—1992）。

城镇校改也是山东省部署的，要求“五达标”。这一次，各县市区接受上次农村校改的教训，不等不看，充分利用省市创造的大气候，抓住机遇，及时规划，筹资兴建，大都很快动起来。没成想，市直和芝罘区遇到了大麻烦，到现在其中的内情我也搞不懂，只知道市里对教育局提出的校改规划和资金盘子有争议。

后来，解决的程序是这样的：

第一步，由市计委、建委、财政、教育、芝罘区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虹口宾馆，先逐校考察，后精细测算，一气儿搞了56天。

第二步，市政府秘书长刘挺章，召集相关部门领导讨论调查组的报告，协调形成一致意见。刘挺章秘书长，90年代先后任市委秘书长、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在政协主席巴忠鼎养病期间主持政协工作，主持通过《支持全市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建议案》；当时，政协常委、学习文教委主任是政府老秘书长宫本胜同志。

第三步，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联合调查组的组长是计委副主任张润生，由他汇报，最后概括道：“市、区教育部门提出大中小三个方案，调查组经过考察算账认为，大方案1.1亿元盘子偏大，小方案7000万元达不到省定标准，中方案9000万元比较适当，提请市政府决定。”讨论时，部门之间还是有不同意见，争得一塌糊涂。佘局长与我参加会议，争论起来当然是副手打冲锋。市长打趣般地挖苦道：“老高，你就知道向别人要钱，干脆躺到人家怀里吧！”事后，时任规划局长张新起对我说：“我在一旁听着，真为你担心。”我说：“不怕，都是为公。”张新起同志现任青岛市市长。以前，为政府会议上部门争论一事，我曾经分别请教过财政局高继玉和张仁强两位局长，都说：“你不能像大班先生一样太文了，该争要争，不然，我们怎么帮你说话？”这是我当时的底气，现在看，还是在会前多做个别协调为好。部门之间争来争去，实质是打穷仗，都想干点事，又没有几个钱，这点钱被分来切去，都怪蛋糕太小了。这时，坐在我身旁的建委主任褚祥泰轻声对我说：“城市维护费，按面积学校能占7%。”他想说的是：省里规定城市维护费10%用于校改，烟台只应出7%，城市维护费类属建委口。

看会议的民主气氛如此热烈，刘挺章秘书长笑道：“我来说两句。会前，我主持开过有关部门的协调会，大家的意见都说过了，也基本一致了。校改这件事必须得办，因为各方面的困难不少，所以需要协调行动。”最后，市长一锤定音，批准了中方案的规划和办法。

市城镇校改办公室由时任计财科长崔远思、副科长许箕展和校管处主任陈涛负责，崔远思同志后来于1993年1月升任教委副主任，是他们在调查组提出了大中小三个方案，使汇报取得成功。校改办成员由校管处和计财科的同志组成，主要有：张同意、李振奎、肖利先、鹿道林、姜传文、郑松玉、徐蕴忠、李平、邹平、孙继国、时从民、李斌、刘平、王健等，他们从规划、筹资、立项、督察到验收一条龙作业。

芝罘区校改办主任是李同福科长，他负责中心区中小学建设20多年，有功劳有苦劳。

栖霞市农村校改和城镇校改两次为全市提供了现场，市里两次讲话的副市长分别是姜代晓和王学刚，李振基为分管教育副秘书长。这一次栖霞教育局长是刘奎强，后任烟台第一职业中专校长。代表们看到栖霞城东一中后面一排排崭新的教师宿舍，心中一亮：原来，校舍改造不仅要盖教室，还要解决教师住房！

到1991年底，城镇校改以县市区为单位全部通过省里验收，全市约投资3亿元，中小学面貌焕然一新。

第三场，正规初中补课（1992—1995）。

城镇校改基本完成后，市县两级校改办腾出手来，乡镇正规初中建设补课的问题就提到了日程。全市规划乡镇正规初中330所，已完成210所，占64%，需补课建设120所。

1992年5月，全市初中教育工作会议在蓬莱召开，重点是总结1985年文登会议以来，乡镇初中建设的成就、不足、经验、教训，动员部署正规初中建设补课。佘荣福局长下达了动员令，他说：

坚定不移地推进乡镇正规初中建设，通过试验证明这个问题应该解决了。假如1985年提的建设正规化初中有些同志想不通，在这个问题上徘徊、迷惑，现在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是刻不容缓的。要用3、4年的时间，把120处正规化初中建设好。五四学制要严格审批，其中一条就是正规化初中。各县市区回去要跟县委县府讲清楚，正规化初中建设不行，五四学制一律不批。一切评估和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都要用，正规化初中不行，坚决卡下去。这是一条激励机制，逼着大家往前冲。

针对困难和畏难情绪，我做了总结发言，说：

听大家讨论，非常受启发，困难很大，有没有有利条件？至少有三个方面:

一是乡镇正规初中的威力和意义已经得到了充分发挥，得到了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承认；

二是明年县乡两级换届，新领导要开创新业绩，为官一任，富民一方，要办实事，这是很好的机遇；

三是补课的乡镇前一段没有负担过初中建设任务，随着经济发展，三、五年内完成，从经济承受能力到群众负担是有很大潜力的。

所以，在基本完成城镇校改的情况下及时提出下一步学校建设的重点和主攻方向，是非常适宜的，得天时地利人和，加上财力逐步积累，是可以解决的。

一般地说，会上局长讲了也就行了，那么，当副局长的为什么还要再讲一通？现在，可以坦白一下我的“心结”：我于70年代初期，曾经亲身干过两年那种小联中的教师和教学负责人，深知其苦，深知其难。现在，身处在这个位置，不能推动解决这件事情，郁闷在胸，如鲠在喉。这也正是我自始至终全力推动正规初中建设的内在原因。

这次会议规模不小，准备充分，分管普教的局长、科长、教研室主任、部分校长与会。会后，时任普教科长尹桂瓒和徐建敏等把材料汇编成书，取其名曰：《农村初中正规化的历程》。

1992年是烟台教改实验区建设的高峰年。从年初开始，《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陆续报道烟台教改实验区的经验，《光明日报》开专栏连续报道。万里为烟台教育改革实验区专题片题词：《跨世纪工程》。5月4日，山东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办好教育为人民动员大会暨烟台现场会。蓬莱会议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5月下旬召开的。当时，市教育局设有综合科，科长是张从同志，现任市旅游局长。会议表彰了蓬莱、长岛、福山、芝罘、栖霞5个乡镇正规初中建设先进县市区。芝罘区时任教育局长宋正贵，后任副区长，宫锡范接任；福山区教育局长张绪麟，后任政协主席，王振远接任；栖霞教育局长刘奎强，孙永仁接任；长岛教育局长孙开洲、朱传亮；蓬莱教育局长于湘屏、王海第。

第三次校舍建设战役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胜利是拼出来的，队伍是炼出来的；要办成一件大事，除了智慧决策，力量聚集，还要靠毅力坚持，智慧、力量、毅力三者缺一不可。几次会战下来，烟台教育系统上下形成了两个宝贵财富：一个是扭住建设不放松的教育思想，一个是能征善战的建管队伍。到1995年底，全市正规初中的建设任务如期完成。

十年奋战之二：教师队伍建设

策略，培养培训，双管齐下。

基础情况。1985年，全市初中三年制，在校生含威海近40万人，入学率86.6%，巩固率80%，初中教师学历（专科）达标率为6.8%。

 措施一，加强师资基地建设。

投资约8000万元，包括烟台教育学院，4所中等师范，还有扩大征地350亩帮助扩建烟台师范学院，与此同时，各县市区建教师进修学校和乡镇师资培训站，由此，形成市县乡三级师资培养培训网络。

这里，要说说我们的马长贵副省长。他本是山东工学院大学教授，到省政府分管教育很有特点。我所知道的：一是鼓励办规模大的职业学校，办一所奖励50万元，烟台的莱阳在其中，莱阳职业中专办得很像样儿，与此有关；再是各市地普九必须办师专，办法是省、市“两头抬”，烟台这一头抬的就是扩大征地帮助扩建烟师。对这两下子，我很佩服。他来烟台视察，我有幸陪同。一位老副市长问：“老高你说，马省长与我们说话，为什么老是问：明白了吗？”我答：“这是当老师给学生讲课养成的口头语。”

再说说王荣刚院长，80年代末从山师调来烟师，先当院长，后任书记。我去拜访，他说：“我来提了个口号：6、8、10。”我问：“怎么讲？”他说：“烟师的规模，到2000年分期达到6千、8千、1万人。”这个目标早就实现了。他是牟平籍人，晨练猝死，享年65岁，甚是可惜。

措施二，加强培养和培训。

按照普九的进程和初中学制由三年改四年的要求，一算账，新增初中教师光靠烟师培养不赶趟，于是，从1987年开始与省内外高师联系合作，又委托培养了5000名。再是，动员组织广大在职教师参加函授、自学考试及其他各种进修学习。

佘荣福局长十分重视师资建设，亲自到教育学院给校长培训班讲课。老局长李运兰同志长期分管师资培训和招考工作，付出了心血。进入90年代，招考工作由杜卫国同志分管。大中专科与招办、自考办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自考办主任先后由吴德福、孙德良、于建志、倪开胜等同志担任。招办主任先后由董奎卿、石竹基、李振考等同志担任。董奎卿后来任学前教育科长、副调研员。冷作福由招办调仪器站任站长，招办、考办合并孙建霞同志任招考办主任、副局长，那是新世纪的事。1993年起，师资培训工作由李文广副书记分管，他从市委宣传部来，有很强的政工干部素养。主管师训的大中专科，科长先是刘华同志，升任局纪委书记后，李振考同志接手，干得很有章法。他们在教育学院分期举办初中领导干部培训班，硬是把全市的初中校长和教导主任培训了一遍。

到1995年，初中教师的学历达标率（专科）由1984年的6.8%提高到57.8%，小学教师的达标率（中师）由50.8%提高到95.5%，其余不达标的全部进入各种学历达标进修。

措施三，加强政治思想和组织建设。

主要是教师队伍的师德建设、骨干教师梯队建设和内部管理制度建设。

这得益于教育系统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1987至1992年，刘占升同志和杜卫国同志先后任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分管政工。1993年以后，政工由李文广副书记分管。90年代的政工科长先后由于经华、徐志利、李庆成出任。1995年于慧心同志由教育工会主席升任副局长，分管办公室、工会、老干部和学前教育等；于经华同志任副主任督学，主管教育督导。当时政工科的其他成员有柳荣坡、王维东、刘心威、凌广有、张丽等。

经过数年的经验积累，以教师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和绩效工资制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管理制度逐步完善；以“十百千万”为目标（十名杰出校长、十名杰出班主任、十名杰出教师，百名学科带头人，千名教学能手，万名教学新秀）的骨干教师梯队建设启动运转；以爱事业爱学校爱学生为主要活动的师德建设，涌现出以莱阳市为代表的一批典型。90年代莱阳市教育局长先后是于凤腾、刁玉庆、夏仁军、任富强。

教师的培养培训是永恒的，而中等师范学校却有其历史阶段性。有研究认为，发达国家中师存在约100年。我市中师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我与宋守杰同志写过一篇优化教育结构的论文，国家教委副总督学郭振有来山东参加会议，得到他的好评。其中断言：中师的前途就是升级或者消亡，但是，它的历史功绩却是铁定的。宋守杰，文思敏捷，一夜曾写一万字。

莱阳师范，马龙湖校长治校有方，治下学校既出好教师又出好干部。鲍存顺校长出自莱师，后来任教育学院纪委书记。位仁田校长出自莱师，先后任牟平师范、蓬莱师范校长，懂业务有思想善书法，退居二线后出《朝思暮録集》，受聘鲁东大学任书法客座教授。现任烟台一职专校长汪学荣、盲聋哑学校徐东昇校长也出自莱阳师范。牟平师范孙开洲校长、莱州师范王聚春校长曾任县市教育局长。孙希华同志曾任莱州师范校长，原是莱州一中的老校长。王华新同志曾任莱阳师范党委书记，此前是海阳市教委主任，后来任烟台二中校长。二中的前任校长王桂亭同志，后来到市人大任职。王仁厚同志曾任蓬莱师范校长，后任烟台职工大学副校长。李明堂同志曾任蓬莱师范校长，后任电大校长、教育学院院长。牟平师范、莱州师范后来终归被撤销，完成了历史使命，下放给所在区、市办学。现在的蓬莱师范校长范敬东和莱阳师范校长杨成明，按省市意见开始酝酿两校合并升级。            

烟台教育学院，主要领导先后有：书记，姜伯远、史远伟、李顺周、刁玉庆；院长，战毅、许坚峰、徐丕声、李明堂、林均民。

教育学院于1978年建校。决策者：时任地区文办副主任兼教育局长徐向荣，副局长张军光、李运兰、秦辛农。徐主任，1921年出生，是老革命，50年代后期起任烟台地区教育局长，1983年离休。张局长，工作认真，为人厚道，曾任即墨县教育局长。李局长，巾帼须眉，是教育局历任班子首位女性成员。秦局长，参加过抗美援朝，军队转业到地方，潜心研究教育学。

教育学院为烟台普九师资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1995年与电大合校，2005年并入烟台职业学院。

烟台聋哑学校，始建于1887年，是中国第一所聋校，与烟台盲人学校一个学校两个牌子，是普九的特殊组成部分。校长孙桂华，女，从事特教40年，是劳动模范、特级教师。

我把这些学校和单位的主要领导逐个开列，是想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他们是其中的一员，是精英。

十年奋战之三：学制课程建设

策略，立题实验，三步程序。

学制沿革。学制属基本教育制度。1949—1995年，烟台市小学、初中的学制沿革大致是这样的：

1949—1966，实行6、3；

1967—1980，前期5、2，后期逐步过渡到5、3；

1981—1990，大都5、3，招远市6、3。中后期进行

5、4制选点实验、规模实验；

1991—1995年，全市分批实行5、4。

1985：学制选择的两难。

为什么是1985年？因为这一年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把小学、初中的学习年限定为9年。为什么两难？因

为烟台当时小学5年、初中3年，要增一年，不知加在哪里。具体情况是：

小学 ，学制5年，从1967至1985年已经实行18年，1984年通过国家普及初等教育验收。期间，1981年，教育部曾下达过《关于在城市试行六年制小学的通知》，只有招远市小学恢复为6年。当时，大家较普遍地认为，烟台的小学教育经过建国以来36年的发展和积累，基础是好的，5年学制已实行18年，小学教师中师学历达标率为50.8%，学前一年教育达到80%，普及小学教育继续实行5年制，对学生发展和质量保证应当不成问题。若在小学阶段加一年，由5年恢复为6年，办学难度相对较小，可是，五年制已实行十几年，可以完成小学教育的任务，似乎不必增加一年。

初中，当时学制3年，入学率86.6%，巩固率80%。群众要求普及初中的愿望很高，但，当时农村初中多为村队联办，规模小，条件差，教师专科学历达标率为6.8%。从普及教育的进程看，烟台的普及教育已经从小学发展到初中阶段，普及初中教育是九年义务教育的重点，显然也是难点。若在初中学段加一年，3年变4年，时空增加了，能有利于提高初中的质量，可是，初中增加一年，校舍改造扩建和新增专科教师的压力大，能不能行得通，市县乡能不能承受得了？

这种两难，在实行六三学制的地方并不存在，但在五三制的地方遇到了，这就是烟台积极参加国家教委学制改革课题组五四学制实验的背景和原因。国家教委课题组长是北师大原副校长肖敬若。佘荣福局长亲自带领教科所长张振国和丁伟平等与课题组衔接。

1985—1995：五四学制的实验。

第一步，1985—1987，选点实验。莱州九中、十二中参加国家教委课题组实验。

第二步，1988—1990，规模实验。实验学校由2所扩大到26所。

第三步，1991—1995，区域推广。全市维持小学五年制不变，分批完成初中教育由3年改4年的变更。

与此同步的课程建设。

随着学制改革的实验，五四学制的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也在同步进行。课程分：学科课程—必修、选修；活动课程—校内、校外。教材有：鲁教版、人教版、北师大版、上海版，等等。与课程、教材建设同步的还有：教学过程、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改革，以及升学、考试、考核等教育评价制度改革。

四年制为初中实行素质教育提供了相对宽裕的时

空，普教科与教研室、教科所等协同研究改革。90年代全市初中改革实验的主要课题是“面向全体，分类指导，建立因材施教的教育模式”。先后在农村和城市涌现出两个影响较大的典型学校：一个是李培植校长领导的牟平区大窑初级中学，一个是于爱君校长领导的烟台十一中。两位校长都是特级教师，有思想，有学识，有能力。烟台的教育出经验上水平，得益于这样一批带头的优秀校长。

总之，10年三步的学制变更与课程建设，紧贴着三次校舍设施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后者是前者的基础。10年奋战，三项建设，校舍、队伍与学制课程三位一体，烟台的党政、人民和教育系统一齐努力，取得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性成功。从此，烟台的普九跨入了现代化的进程。

学制问题的讨论。

目前，对九年义务教育的学制，国家总体上实行基本学制，多元并存，相对稳定。基本学制确定为六三，必定综合考虑了诸多因素，比如：全国多数地区当时已经实行六三学制的现状；大多数地区的经济条件和教师准备情况；参考国外经验，美、日、韩等许多发达国家实行六三学制；五四学制在国内还处于局部实验阶段；国家需要及早确定基本学制，等等。确定基本学制为六三制，同时允许五四制等多元并存，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范围的继续实验。我认为，总体而言，这个安排是有道理的。

现在，普九实行五四学制的区域有：上海市，山东省烟台市、威海市，还有诸城等若干县级市，覆盖人口大约有3000万人。作为实验，不算少。

上海市从1988年试行五四学制，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实践过渡，到2004年下达文件，在义务教育阶段正式全面实行五四学制。一石激起千层浪。据报道有三种态度：一是实行两种学制并存的自由选择，以北京为代表；二是对五四学制暂不推行，以广州为代表；三是由五四制向六三制过渡，以湖北为代表。

烟台从1991年分批推广算起，五四学制已经在630万人口的区域实行20年了。烟台的实验或者实践能说明什么呢？这需要评估、测量、对比。感性地描述，我感到大致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1、关于办学条件。在校舍设施、教师配备和经费方面，经济较发达地区可以提供五四制的普九保障；

2、关于小学学生发展。小学5年制，可以达到国家规定的小学阶段教育任务，对小学生发展没有不适影响的发现；

3、关于初中学生发展。初中4年制，可以达到国家规定的初中阶段教育任务，对初中学生发展没有不适影响的发现，自身比较4年比3年有明显的进步；

4、关于五四学制与六三学制初中毕业生的比较。没有全面的水平评估。有两个文化成绩对比：

（1）1996年烟台市高中招生考试成绩对比：

栖霞市（五四）考生2631人，六科总平均分472.51；

招远市（六三）考生2269人，六科总平均分412.73。

（2）山东省高考统考，高分段烟台考生高很多。1999年高考，理科800分以上，烟台占全省1/4强。烟台的小学、高中并无优势，就是初中多了一年。

招远市政府作出决定，由六三学制改为五四制。

据报道，2010年，上海的青少年在阅读、数学和科学能力的国际评估中领先于全球同龄人。不知与五四学制有无关系。

现在看，实行五四学制，对经济发达地区条件已经不是问题，分歧在学生发展上见仁见智。我看也未必早下结论。严谨而科学的结论，需要充分的实践和时间，需要较大的区域比较，还有专家组的评估和教育测量。烟台既然有了这个选择，还有大上海作伴，那么，继续边实践边总结走下去，不是很好吗？

可喜的教育科研。

我认为，烟台教改实验区的最大成绩之一，是经过多年的改革实验，市县校三级上下树立了科研兴教的观念，形成了一支有热情有能力的研究队伍，有一批有影响的科研课题，有相当一批学校做到了靠常规保质量，靠科研上水平。

市教委尽量保障教研机构学科配套、人员齐备和经费够用。中央教科所、北师大、省教科所、教研室给予了大力帮助。市教研室、教科所的领导和教授们立下汗马功劳。老教研室主任李昌斌与马兆铭写的《小学作文四步走》是小学语文双轨教学的源头。我于1981到84年曾跟随李昌斌主任当副手兼教研员，受益匪浅。继任主任梁忠杰率领各学科规范教学训练。之后，沈渭明主任率领课题组进行素质教育攻坚。沈渭明，曾任海阳教委副主任兼教研室主任，是青岛下乡知青，经历磨难，人才难得。市教科所所长张振国，北师大高材生，是他让许多校长、老师懂得了什么是课题、立题和结题，形成一系列规范的实验课题。

那一年，教研室与教科所合并，规格升为副县级，开始拟名“教育科学研究室”，教委提出叫“教育科学研究院”。常务副市长吕在模问：“一字之差，什么理由？”我把张振国写的一大篇理由交给他，说：“主要是攀农口。他们弄吃的，叫农业科学研究院；我们培育人，叫教育科学研究室，成他们一科室了，这不合适。”吕市长笑道：“不愧是当老师的，真会抠字眼儿！”就这样，烟台有了教育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是沈渭明，张振国任党委书记、副院长。叫这个名号，不光是为了气派，使教育在社会有地位，更是为了激励自己，要名副其实，真正把教育当成一门科学。可喜的是，去年，中央教科所终于改名了，国家有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验      收

时间：1993—1995。

城镇校改基本完成后，从1993年起，省里开始组织“两基”验收，颁布验收标准，以县为单位逐个申请、评估，达不到标准的不能当先进，并把普九工作列入县乡两级党政领导的履职考核。

老田说：“这个尚方宝剑还有点煞头儿。”老田，培基同志，1993年4月和我一纸公文公布，我任市教委党委书记，他任纪委书记，曾任教育局仪器站长，市委宣传部调去建新闻中心，正县级，这次回来与我搭档，配合默契。“两基”验收，就是他的事儿了。队伍：纪委副书记李宏伟；督导一室主任于大卫，后任副调研员，管督学，成员范伟、陈琰；二室主任尹吉春和牟仁新，管督政；审计科科长王炳茂和王维东等。办公室主任徐志利、黄亚林、徐海欣、于长涛和徐喜山、宋守杰、邵群、李成才、姜军，还有滕兵强、李杰、车克静等，鞍前马后跟着服务。

“两基”保障，经费不足。为了破解这个难题，田书记与李宏伟会同物价和纪检部门，既解决提高收费，又解决规范收费，严肃查处纠正违纪收费和乱收费。其中的难度、艺术和技巧，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田书记到省里交流发言，与会者耳目一新。

后来，于经华同志由政工科长提升副主任督学，作田书记的副帅。于主任工作投入，注意研究，自己写稿子作初中教育依法治教长篇报告。两位领导率领着这个团队，可真是八面威风。

省督导室主任也姓高，名文浩，我去见他，他总是喊：“老高老高，你好！这样叫，咱两个老高老哥都有了。”就这样，见面说说笑笑，工作认认真真，验收不讲情面，一县一县，分三批，到1995年，全市“两基”通过了省级验收。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普九有开始，却没有结束。譬如经费，“年年难过年年过，年年过得都不错”；还有那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4%，怎么才能可行？普九是人民法定受教育权，比医疗卫生保健、环境保护先行，我想，它们将一起与人类永恒。

*         *        *

写到这里，作为回忆，我想补叙一下市教育局班

子的演变历史。1984—1993—2000年，大致情况是：

1984—1990年。1984年底，市教育局班子5个成员：局长、党委书记佘荣福，副书记、副局长张军光，副局长李运兰、高远良，党委委员、政工科长杜卫国。后来，苏永忠同志调任副局长，1987年烟威分市回荣成。期间，张局长到市人大任教科文卫委办公室主任。刘占生同志从组织部来任副书记，1990年调任电大党委书记。王治林同志由普教科长提升副局长，1990年调市政协，后任开发区教科局长。李局长退休。刘华同志由大中专科长提为纪委书记。

1990—1992年。班子成员为：局长、党委书记

佘荣福，副局长高远良，副书记杜卫国，纪委书记刘华（后离休）。

1993—2000年。1993年1月，市教育局改为市教育委员会。增加新成员：教委副书记李文广、副主任崔远思。佘荣福主任到市人大后升任副主任。到4、5月市教委班子调整为：教委主任、党委书记高远良，副主任杜卫国，党委副书记李文广，副主任崔远思，纪委书记田培基，刘占升同志电大党委书记兼教委副书记、后为调研员。1995年，增加副局长于慧心、副主任督学于经华。后来，职工教育办公室并入，增加副主任督学张殿会。杜卫国同志加主任督学。李文广

同志加正调研员。田培基同志任调研员后，董吉文同志接任纪委书记兼副书记。到2000年底，市教委的班子大体就是这样。

作者附记：文中提到了众多人物，是回忆的需要，也是为了纪念。我敢说大多是准确的，但，肯定有拉郎配的地方。

又，承蒙文登老教育局长解乐晨同志发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的相关资料，特附录于后。

附录：

20世纪80年代初的烟台、文登校改

——摘自解乐晨：《威海籍省部政要之王济夫》

1981年12月，王济夫同志调任烟台地委书记（1983年11月烟台地改市），带领一班人，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创办了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修建了烟台民航机场，筹集地方资金兴办了烟台大学，对通讯、交通、能源、教育、文化、卫生等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完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党的十二大决议把教育工作提到战略重点之后，王济夫书记主动约请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吕建忠，给烟台的教育工作挑毛病。对此，吕先生如获尚方宝剑，亲自深入教育基础较好的文登农村调查、采访，于1982年11曰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来信》和一幅照片，还配发了编后话，深刻揭示了长期忽视教育因而造成“黑屋子、土台子、里头坐的是泥孩子”的严重后果，充分发挥了党报媒体的警示、震撼作用，极大地推动了烟台地区迅速确立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地位。三年后即涌现出文登的县、乡两级联手建设正规初中的先进典型，烟台地区也迅速走向了全省加大教育投入、全面改建校舍的前列，对落实十二大精神做出了光照千秋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