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碧容：过年了，我们聊聊过去我所经历过的往事。

这里谈的是1962的春节。

1961年，农村短缺粮的形势比1960年还要严重，不光是老人和儿童，青年人也纷纷倒下，山上已经没有劳动力干活了，能干活的只有两种人，一是队委会的干部，二是胆大的社员，他有“惯偷”的本事，大量的田土荒芜了，树根和野草快长到大土的中间了，由于没有劳动力，社员只能种中间那一小部份，经常行走的大路长满了野草，行人已经无法通过。眼看快成无人区了。

最近我和楼下的陈老师交换一下他在峨边县任教的情况。

陈老师是1945年出生的，1964年峨眉师范毕业的。分在峨边担任小学教师，他道出的实情更使我大吃一惊，他接手的那个班有二十九个学生，其中有二十八个没有了父亲，只有一个娃娃有父亲，是大队支部书记，我原以为少数民族地区放得松些，社员可以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偷种一点粮食渡灾荒，或者大山中草根树皮好找些，谁知形势比我们老家还要严重。

我们家只剩下奶奶和小叔叔了，都水肿了，生活只能个人顾个人了，小叔叔当年只有32岁，又是聋哑人，每天只好干饿肚子，有人劝他出去偷点，他害怕，做出被抓的样子，我最后见到他时是1961年的六月份，也是端午节那天，只见他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人已奄奄一息了，我止不住的泪水，一点办法也没有，因那时又要忙于升学考试，再过了半个月我回家时他已经死了，死得很惨。详细见《给幺叔的一封信》

七月我也被迫辍学在家，这时中央也知道了四川的灾情，首先解散了公共伙食团，少征或者不征公粮，荒地可以自已谁开谁种，我也占了几分地种速生菜，解决了当时的饥饿，

后来我查明我的失学不是成绩达不到，而是有人政治陷害。

当地有家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对我平常的情况最了解，因他们单位科技含量高对新进人员的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要求也比较高，他动员我到他单位工作，那时我正处在人生低谷，我和大哥回乡后有次大队负责人在社员大会含沙射影的说：你们不要认为你们是重点中学毕业的，这是农村不需要很高的文化，只能老老实实的干农活，凡事走一步必须向我请假。

这是我离开‘虎口’的最好机会，原计划这位领导是想把我留在他身边培养，谁知触犯了某些领导的意见，到区上到县上大吵大闹，说什么这一家人是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才整回来的，又要把我调走，这位领导无奈只好把我安在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上班，我便开始了“流浪”生活。

我工作后是在公社机关食堂吃饭，供应的大米是24斤，另外还有二斤蔬菜粮，吃是吃不饱，但是心里没有那么慌，渐渐的脸上有了红色，我记得有个电话员叫项子英，这个人很有外交手腕，不停从粮站弄回碎米和生虫的米，及生产队鱼和红薯，过不了几天，大家又可以打一次“牙祭”从内心来说大家还是挺感谢他的。

1962年的春节我是有家不能归，我是在单位上过的，过年前三天我们单位团了一次年，这次团年不是在单位而是离单位较远的猪场。公社的主要领导由猪场送来的，吃些啥我不清楚，我们一般人员叫到猪场吃的，通知说明不能三五成群一路走，要黄昏时单独走，怕社员发觉闹情绪，我们三个人到时，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人一碗红烧肉，以现在的标准至少要一斤半肉才能做成，红烧肉呀！红烧肉呀！朝思暮想现在就在眼前，三年没有这样见过，也没有这样吃过，今日变成了现实，我们三个在猪圈子里头悄悄的吃掉，又悄悄的回到单位，这是我难忘的一次春节，也是我1962年过得最快活的一次节日。

                                             2016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