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雷锋！”——每当人们提到这个名字，在我的眼前，就出现那位热情奔放，而又可亲可爱的“小雷”的形象！

    当年他大名叫“雷正兴”，大家都爱叫他“小雷”。我们是同乡。我是在他到望城县委当通讯员时认识他的。因我比他年长三岁多，他就一直叫我“冯健姐姐”或“健姐”。自然，我也非常喜欢这位不是弟弟却胜似弟弟的“小雷”。

    我与雷锋能经常相见，是他在望城县委当通讯员及以后到团山湖农场当拖拉机手那段时间。1958年11月，雷锋离开湖南以后，虽然再也没有见面了，但仍经常书来信往，共勉进步。直至1961年6月4日，他还给我写了信，并在寄赠的相片上亲笔题写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语。想不到，这竟是他留给我的绝笔！

    岁月不居，物换星移，三十多年过去。然而，雷锋留在我心中的印象是无法磨灭也是不会磨灭的。

（一）我第一次见到雷锋大约是1956年初冬时节。
    那天，我到县城办事，顺便去县委书记张兴玉同志家拜访。进门就见到一个陌生的男孩，正手把手教张书记的大女儿秀芳系红领巾。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小，穿着朴素、整洁。估计年龄不过十五六岁。我以为是张书记家的客人。没等我问，张书记就指着他给我介绍说：“你们还不认识吧？新来的公务员小雷。”

    张书记接着向雷锋介绍我说：“她就是你早听说过的冯健姐姐。”张书记还把我1953年高小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前，办农业社，带头为社里养猪，18岁入了党，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上北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等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听张书记这么一说，雷锋就象见到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似的，毕恭毕敬地说：“冯健姐姐你真了不起，我一定向你学习！”我回答说：“向我学什么呀，我做得很不够，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你在张书记身边工作，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你会学到很多东西。”雷锋连连点头，那激动的表情似乎在说我要向张书记学习，也要向你学习。

    这时，秀芳扯下红领巾，要我教她系。我当过少先队员，戴过两年红领巾，当然系得又快又好。雷锋一旁看着说：“哟，系得这么好，你肯定戴过红领巾。”我也反问说：“你也戴过吧？”雷锋回答：“是的，我戴过。”雷锋对红领巾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谈了红领巾，以后又几次谈到过。记得有一次，雷锋问我：“红领巾为什么是红的，你能给我讲讲吗？”我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戴上红领巾是光荣的。更要继承革命先烈的精神，时刻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不言而喻，雷锋当然懂得红领巾的这个意义，他“明知故问”，其意可说既是“考考”我，也是认我们共同“温故而知新”。

    雷锋对我摘下红领巾不久就加入了青年团，又加入了共产党，十分羡慕，对比自己，感到进步不快。他就当着张书记和我的面说：“我摘下红领巾就什么也不是了。”张书记听了鼓励他说：“你到县里工作才几天，好好干，你也会赶上冯健姐姐的。”张书记接着又以刘胡兰的英雄事迹为例。阐明“有志不在年高”这话。张书记过去曾几次对我讲过。这次，他又对雷锋进行这样的教育，我感到很亲切。也感到张书记对雷锋的成长寄予厚望。那次，张书记还找出两本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党》，送给我们一人一本，嘱咐我们要好好读读这本书，好好学习吴运铎的革命精神，为党的事业多作贡献。

    因为和雷锋第一次见面，张书记又给我们说了很多有意义的话，呆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故我回家时，天色快近黄昏了。张书记让雷锋送我一程。我家住望城县大湖乡西塘村，紧靠湘江，沿着湘江大堤走，距县城有十多华里。那天，我们边走边谈。当我问到雷锋家里的情况时，他说他是孤儿。没有家，现在县委就是他的家。他简单地向我回顾了他那苦难的童年。我听了很同情。他送我走了很远一段路。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催他打回转。临别时我对他说：“你是孤儿不要难过，如今是新社会，到处有亲人。我比你大几岁，今后我们就像姐姐和弟弟一样，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事就找我。
雷锋听了显得很激动，含着眼泪叫了我一声“冯健姐姐”，扭头就朝县城方向往回走。

（二）从这以后，雷锋见面就十分亲热地叫我“冯健姐姐”或“健姐”我叫他“小雷”。把他看成亲弟弟一样，彼此亲密无间。

    张兴玉书记对我的政治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一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的成长进步是与他们直接培养教育紧密相联的。张书记的老伴郑桂先是党员。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热忱关心他人，我一直叫她“郑姨”。她对雷锋也象对我一样极为关心。张书记的儿女对我对雷锋都特别亲热。因此，我开会或有其他事到县城去，有事没事总要挤点时间去张书记家看看。雷锋到县委当公务员以后，我到县里或张书记家里，几乎每次都能与雷锋见面。张书记到我们西塘来检查指导工作。雷锋也总是跟着跑前跑后。这样，我们见面交谈的机会极多。

    那时，我们都青春年少，正在成长时期，又有张兴玉书记以及当时的县委副书记赵阳城同志那样的好领导和良师。从而使我和雷锋之间的交往更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我们见面时，一有时间就互相问长问短，天南地北，无话不谈。我们常在一起，抒发对党、毛主席、对新社会的热爱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谈论青年人应该怎样学习、工作、劳动和生活，谈论对人生、理想、前途、事业、幸福的看法，有时还互相开展批评。

    雷锋对党无限热爱，对毛主席无限崇敬。“共产党是大救星”、“毛主席是大救星”、“有了共产党、有了毛主席才有今天的幸福”，这是雷锋常说的话。对他来说，绝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他从死亡边缘走向新生，从苦难走向幸福的亲身经历告诉他的真理。我听他多次说过：“如果不是有了党、有了毛主席，不是解放了，我可能早就不知死在哪里了。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我这个孤儿不孤，有了家有了亲人。雷锋常把党比做母亲，把自己比做学走路的孩子。记得有次雷锋回顾自己的成长和进步的原因时说：我能有今天的成长，能有一点进步，最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党的亲切关怀和培养。我像一个学走路的孩子，党象母亲一样扶着我，领着我，告诉我走路，指引前进的方向。雷锋渴望早日加入青年团，做党的好助手。1957年2月8日，雷锋被批准为青年团员，他感到十分光荣，他很快把这个喜讯告诉我，表示入团以后要更好地工作和学习。争取做个模范团员。他不宁我多帮助他，让他也能早日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雷锋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尊敬之情，确实是言语所难以形容的。那时，报纸登载的有关毛主席的消息，新闻电影记录片里毛主席的形象，雷锋看了都感到特别亲切、激动。他极仰慕见过毛主席的人。我17岁那年，1955年9月，出席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57年5月，出席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两次进京都见到了毛主席。雷锋对此十分羡慕。说我是“最幸福的人。”他多次要我讲见到毛主席的情景，边听边问，一个细节也不放过。特别是我出席共青团三大回来后，雷锋一见面，就问我见毛主席的情景，打听得特别多、特别仔细。比如，毛主席的身体好吗？毛主席接见的地方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和你握手吗？对你讲了些什么话？你见到毛主席时的心情怎样？甚至连毛主席穿什么样的衣服、鞋子、走路的姿式等等。一点一滴他都想。我见毛主席情景的介绍，他听过很多次以后，仍然象第一次一样，感到亲切、清新，从中受到鼓舞和教育。雷锋多次说过：做梦都想见毛主席。他还说：有一次在梦里真的见到了毛主席。

（三）雷锋好学、虚心、学了好的东西就用以指导自己的言行，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
    他参加工作前只有高小文化，深感要做好工作，必须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水平。因此，他在工作之余，自觉抓紧时间看报读书。记得我们认识不久，在一起商议了一个学习计划，到商店里买了笔记本，把不认识的字、不懂的词句以及学习心得写在上面，互帮互学。我们虽然都只有高小毕业，但雷锋见我毕业比他早，年纪比他大，参加实际锻炼比他早，因此，他提出这个那个问题来问我，有些问题我也弄不懂，就去问别人，张书记还检查指导过我们的学习笔记。我感到雷锋在学习上特别虚心，从不不懂装懂，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总喜打破砂锅问到底，一直到弄懂为止。我们按计划学习的书中，有两本书留的印象最深。一是张兴玉书记送的那本《把一切献给党》，一是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那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吴运铎在书的结束语中写的话：“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吧！”奥斯特洛夫斯基借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口气讲的话：“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来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斗争！“这些话，雷锋不仅都能一定一句背诵出来，而且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交流学习心得时，我多次听雷锋说过：吴运铎、保尔，是每个青年人学习的好榜样。我要象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人做事，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在平时的交谈时，我感到雷锋对怎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的问题思考得很多，他在寻找正确的方向和目标，而当他认准之后，就坚定不移地沿着正确的道路朝前走。

    记得有一次雷锋问我：“健姐，听说你在学校是少儿队大队长，在农业社本来是会计，54年还选为第二社长，成了干部，为什么现在又要去当饲养员，养猪？”我反问他：“干部不能当饲养员？还是养猪人低一等？”他连忙解释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在社里当干部比当饲养员贡献大，何必去养猪”。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把经过情况作了说明。我说，今年县里号召大力发展养猪。我们社是个点。但是，由于旧思想作怪，社员群众中有的人轻视养猪，不想当饲养员，认为是累事、脏事、丑事，特别是认为一个姑娘去当饲养员名声都不好听。因此，不管县里怎么号召，发动起来的人不多。其实，发展养猪是项重要的事业，猪全身都是宝，猪粪可以肥田，其他都可以出口，每吨猪肉能换回很多钢材。养猪不仅对社员有好处，还有利于国家建设。那怎么才能把大家发动起来多养一些猪呢？我看干部不带头是不行的，社里开会时，我就提出不当第二社长，要求去养猪。起初，社里几个负责人都不同意，有的社员说我“出风头”，家里说我“疯了”。当时，好在县里支持了我。张书记不仅在思想上积极鼓励我，还送给我几本科学养猪的书。于是我当了一名饲养员。社里很快建立了一个养猪场。我带领两个男社员饲养了80多头猪。这样，很快把全社的养猪事业带动起来了。雷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认真听我说。我话音未落。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说：“健姐，我懂了，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不论是什么工作，都是重要的。都能作出自己的贡献。”从这以后，雷锋对我养猪的工作更关心了。见面时，常问我养的猪长得快吗？1957年秋，他还和张书记、冯乐群等同志一道，到我们社的青年试验场参加劳动。他不怕脏、不怕累，干得特别起劲。

    那时养猪的条件差，完全靠体力。一个十八九岁的女青年要做一个强男力的工夫。这还不算，因当时我还担任了团总支书记。青年很活跃，干劲也很大，晚上常是点起煤油灯开会、学习、搞文娱活动。这样，我休息，睡眠时间更少，感到有些吃不消。日子久了，我也产生了一点畏难情绪，但又觉得名声在外。“骑虎难下”。那时，口里虽没讲，事情也在做，但思想上确实有些想法，有点后悔自己当初想的太简单。我觉得雷锋是个可信任的人，有次见面。我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了他。这时，雷锋却一改平时那种“小弟弟”的样子，真像个大哥哥似的开导我说：“你不记得张书记多次和我们讲刘胡兰、吴运铎同志的故事了？他们死都不怕，你还怕困难。做革命工作，任何事都不可能没有困难，现在苦一点，这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你应该很好的坚持下去。雷锋的这些话，对我既是批评，又是鼓舞和帮助。我还感到雷锋这段时间的进步比自己快，我也不能落后。这样，我又振作起来，在饲养员这个岗位上坚持下去，并比以前干得更好些。

（四）雷锋待人热情、诚恳、乐于助人、手脚勤快，工作不分份内份外，无论干什么事都认认真真，从没有半点拖拉、马虎。

    在我的记忆中，雷锋当时总有干不完的事，走起路来两脚生风。不是跑腿送公文信件，就是打扫卫生、提水、泡茶，或在文印室帮助油印、装订，或在厨房帮助择茶、洗碗筷，要不然，就坐在房里看书看报，抄抄写写。因此，县委会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喜欢雷锋。谁有个什么事要帮忙的，往往都说“找小雷去”。雷锋从不分是不是领导干部、不分等级高低，也不分亲疏，甚至对素不相识的人，只要他能做得到的事，也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也从不看人行事。

    记得有次我到县里开会，晚饭后去张书记家拜访。坐了一会，张书记叫雷锋陪我到外边走走看看。当时，雷锋正在洗什么东西，就回答说：“我搞完卫生就去”。郑姨对雷锋说：“你快去吧，我来做”。雷锋坚持不让，硬是把事做完才走。刚出门，碰到县里另一位领导要他送个稿子到县广播站。雷锋对我说一声“健姐，你等一下子，我就来。”他二话没说，接过稿子拔腿就跑。果然，没有多久，他就完成任务气喘喘地回来陪我去散步。

    那时，我离开县里回家去，一般都是吃过午饭或晚饭的时候。这段时间正好是县里的休息时间。所以只要雷锋在机关或没有紧急任务。就必定要送我一程。离县城五、六华里的地方有条流入湘的小巷叫枞树港。故没有专门人送渡，更没有什么码头。“野渡无人舟自横。”仅用两根棕绳系在一条小船的两端，在两岸钉上一个木桩，再把绳子固定在木桩上。过港时，要自己站在船头上绕绳，如果操作不得要领，船一摇晃。人就可能落水。雷锋生怕我不安全。因此，他每次都要把我送过枞树港。平时象个温顺小弟弟的雷锋，这时却有点象个大哥哥的架势。不管我怎么谢绝，他都一定要亲自动手绕绳索拉船。他总是说：“没关系，干这个我比你行。”

    雷锋关心人、体贴人，不只是对我，对任何人都一样。只要是他能做的都尽心尽力去做，而且做得很细心，我多次亲眼见到过，在路上走，见到哪家晒的东西掉了，他就不声不响去拾起来重新晾晒好。如果弄脏了就拿去洗净，再晾晒。遇上小朋友打架，或做一些危险动作的游戏，他必定前去劝架和说服，遇到哪位老人走不动，他就去扶，谁提不动的东西，他就帮忙抬。

    那时侯，望城交通条件很差。绝大多数乡和村的人到县里来都靠两条腿走路。因此，遇上风雨天，来县里开会的不少同志常是一身湿透。见到这情景，雷锋更忙了。他总要想法帮助大家烤衣裤、鞋袜。有时还脱下自己身上穿的衣裤给人家穿。以便人家把淋湿或弄脏了的衣服换洗干净再穿。我就穿过他的衣。

    雷锋很会安排生活，很爱美。我看见他穿的衣服总洗得干干净净，露出的衣领白白的。他住的卧室虽然很狭窄，用具十分简朴，但每件物品都摆得井然有序。望城农民喜欢种“红花草”（学名紫云英）肥田。每到阳春三月，红花草盛开，如火如荼。雷锋最喜欢观赏这种美景。他看不够，还要采摘一些养在盛水的小玻璃瓶里。有次雷锋和县里其他几个同志一道送我去出席一个会，他还特意采一束红花草送给我。红花草适应性强，易种易管，花儿美，肥力大，是农家一宝。我想，雷锋爱红花草，也许还不只在于一般的美的欣赏，更在于爱它的那种无私奉献的品格。

（五）湘江左岸有一条支流，叫沩水河，贯穿望城全县，过去经常泛滥成灾。1957年秋后，县里作出决定，根治沩水河。县里成立了治沩工程指挥部，张兴玉书记任政委，县委副书记赵阳城任总指挥，雷锋被调去当了通信员，参加治沩劳动。经过一冬奋战，工程完成后，雷锋被评上了“治沩模范”。这段时间，我在养猪场忙得很，因而见到雷锋的机会也少了些。他怎样当上治沩模范的，我没有多打听，不太了解。不过，我觉得象那样的人，被评上模范是意料之中的。

     也是在雷锋到治沩工程指挥部当通信员那几个月里，有一天我到县里去开会，听说了雷锋一次捐献20元的事。原来，县里决定结合治沩，围垦团山湖，在那里开办农场。团县委号召全县青少年搞捐献，购买一台拖拉机作为对农场的献礼。在县委机关共青团员中，雷锋带头响应，一般都只捐几角钱，或一两元不等，雷锋却捐献20元！那时，雷锋每月工资不到二十元，除了伙食费、零花钱，节余不了多少。见面时我问雷锋怎么能捐献这么多？他却觉得捐献少了，他对我说：“我平时节余得不多，工作一年多才节余这几个钱，如果节余得多一点，我会多捐献一点。”
这次见面后没过多久，大概是1953年初的一天，雷锋兴高采烈地跑来告诉我：“健姐，好消息！你和我，就要成为县里第一批拖拉机手了！”我虽然早就盼望能学会开拖拉机，但感到他传来的消息太突然，难以置信，就随口说一句：“你莫骗我”。雷锋越发认真，几乎赌咒似地说：“骗你是小狗！”他拉着我去问张书记。果然有这回事。张书记说，办团山湖农场要培养几个拖拉机手。县里决定让你们两个先去。这下子，我们两个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互相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可是，过了一些日子，却只让雷锋一个人去，说是西塘社的饲养工作离不开，要我留下来。没有法子，我只好继续养猪。雷锋也安慰我，叫我莫急，以后会有机会的。说来也巧，两年多后，1960年初，我确实也能开拖拉机了，不过不是在县里，而是在湖南农学院读书期间，在国营大通湖农场劳动教学中学会的。这时雷锋已经参军了，记得我还得这个消息写信告诉过他。

（六）当雷锋如愿以偿，开着拖拉机在团山湖农场辛勤耕耘时，1958年10月，组织上决定保送我到湖南农学院读书。雷锋听到这个消息，又高兴又羡慕。那时，农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团山湖要变成人民公社，雷锋不能在那里开拖拉机了。一天，雷锋来找我说：“健姐，我想跟你一块去农学院读书，你看可以吗？”我当然也希望雷锋能和我一道去上大学，可是，这要由组织上来决定，我个人爱莫能助，后来，听说雷锋向县委几位领导请求过，因为上级只点名要我去，名额有限，雷锋渴望上大学的愿望未能实现。

    我离家去学校前夕，雷锋还来我家表示欢送。这时的雷锋与我一年多前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小雷”相比，不仅个子长高了，身体壮实了，思想认识也有了很大进步，成熟多了。他对我讲了很多祝贺和鼓励的话，也表示了他一定要很好的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继续前进的心愿。他还一再希望我今后继续帮助他。互相多联系。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与雷锋见过面了。想到那次见面，竟成永决，每念及此，至今心里都非常难过。

    1958年11月，鞍钢在湖南长沙、望城、湘潭一带招收青年工人，雷锋怀着建设祖国钢都的壮志豪情，离开望城北去鞍钢当工人。1960年1月，又应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直至1962年8月15日在执行运输任务中殉职。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与雷锋虽然再也没有见过面、谈过话，但是，崇高而真诚的同志友谊把我们的心联系在一起，我们互相通过很多次信，雷锋还给我寄来过他的相片。

（七）雷锋很喜欢照相，在他那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满脸微笑的照片。

    在望城工作期间，雷锋在县委办公楼前。与张兴玉、赵阳城等十一人的合影，他一直珍藏在身边。有一次，一位记者来采访我，雷锋也在场，待记者给我摄完相后，他很机灵地说：“健姐，我俩姐弟也来照个相”。记者当即满足了他的愿望，这是在望城，也是在雷锋一生中，我们俩人唯一的一次合影。

    雷锋到鞍钢以后不久，给我写信谈了他在鞍钢的情况，并寄来了他新照的一张相片。

    1961年的4、5月间，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雷锋在部队的先进事迹介绍，我很感动。我当即去信向他祝贺，表示向他学习。没过多久，雷锋就给我回了信，还寄来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大家从报刊上多次看到过的雷锋擦试“解放”汽车那经照片。雷锋在照片背面，亲笔题写了这样两行字：“冯健姐姐，我永远向你学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雷锋1961年6月4日”。

    这是雷锋最后一次给我寄来相片。这以后我们又互相通过几次信。1962年五四青年节前后，我还给雷锋写过一封信，但没有接到回信。

    雷锋平常每隔三几个月，总要给我写信。可是，1962年下半年，却一个字也没见写来。因为当时我正是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毕业实习、毕业考试、毕业论文写着和答辩等等，忙得不可开交。这样，对雷锋好久不来信一时也顾不上太多的考虑。1962年12月底，我大学毕业后，自愿回本县农业部门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这时，对雷锋已大半年不通音信的情况，心里更觉得有些蹊跷。我向县里一些熟悉雷锋的人打听，也都说一无所知。

    1963年初，《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陈广生同志采写的介绍雷锋事迹的长篇通讯《永生的战士》，我这才知道，雷锋已在四个月以前以身殉职！

    噩耗被证实后，我象失去亲人一样悲哀、痛惜。我拿出雷锋生前亲笔题词寄赠的相片，一遍又一遍看着，呼唤着他的名字，他的音容笑貌久久地出现在我心田。仿佛听到他还在热情的说笑，还在为事业、为他人忙个不停！我心里总觉得他没有死！他还不到22岁呀！那样年轻，那样朝气蓬勃，那样可亲、可爱的人，怎能就匆匆离开人世而去呢？

记得一位诗人说过：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雷锋虽死犹荣，他虽然离开我们快三十年了，但仍然活着。今天，我们更深深地怀念他身上那些弥足珍贵的东西！
算算年龄，他如今还不到52岁，正值年富力强啊！……
雷锋，你若九泉有知，请收下你当年的“健姐”献祭的这束用回忆和怀念编织而成的心花吧！
                  冯健（雷锋原来的好友、同乡）
1991年7月写于湖南省总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