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头痛”(冰心语)的五月四日再次到来的时候，我正在研读有关蔡元培先生的著作。此时我知道，五四精神至少有一半是体现在他身上的，因为每一个清醒的人都会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没有北大就没有五四，而没有蔡元培先生就没有北大。(梁漱滇语)如果“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卓有贡献的，固为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杜威语)清誉可谓高也。

　　蔡先生可资称道的地方太多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精神是他提倡形成的—，这是人所共知的，这里按下不说。我只说他身上的个人的魅力。陈西滢称他是“当代最有风骨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最恰切的。从怪八股中举、点进士、授翰林的仕途得意，到“张园演说”成为“革命巨子”;从惊世骇俗的“征婚条件”到款款深情的悼亡妻祭文;从教育总长到北大校长再到中国第一个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从《中国伦理学史》到《石头记索引》……终成“学人兼通人”的大师风范。其中的阅历，足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说，践行自己的“教育救国”方略。当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相会于英伦，共话救国大计时，孙中山说：教育救国行不通，“候河之清，人寿几何?”然而蔡元培等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理想：“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从而高张起“百年树人”的大旗，走上了与康梁和孙中山完全不同的道路。

　　蔡先生对学生未来的道路并不加干涉，但是对于学生在大学里的“志业”思想教育却从来没有放松过。他并不说教，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做注脚。他在五四前常说：“官可以不做，国不可以不救”。然而到五四后他又发表了“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名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苦心：他把读书已强调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了。

　　很长的时间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之的时候、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反动”的证据，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鲁迅反对，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陈独秀、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因为他们都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蔡先生从他学术救国、道德救国的思想出发，他不赞成甚至反对学校和学生直接介入政治斗争。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当年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许德、张国焘最终的归途也与学生运动没有太多关联。由于张国素年龄小一些，五四之后，除他之外的其他人都已踏上了出国留学之路，可以说仍是走了读书之途。再后来，罗家伦当过清华校长，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张国焘则1979年客死美洲。足见“运动学生”的遗祸。

　　虽然蔡先生不主张搞学生运动，但是真到了政府抓起学生来的时候，他却对学生说：“你们安心上课，并且不必外出，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的同学营救出来。”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来到了段祺瑞敬重的老前辈孙宝畸家中，请他代为说情，并表示“愿以一人抵罪”。老人因为这件事闹得太大，深表犹豫。见孙老面有难色，蔡先生就用了“坚硬的柔软”的办法：呆坐在孙老先生的会客室里，不走不说，从晚上九点一直过了十二点也不走，直到孙老答应全力以赴以后才回家。20名学生被放出来了，蔡先生则向他们说了安慰话，并在休息室里亲自为他们削梨子，让出狱的学生泪下如雨。

　　然而蔡元培却也因此而开罪了政府，当时就有人说要烧北大的房子，杀北大学生，有的则要“以三百万金收买凶手刺杀蔡元培”。蔡先生只好选取择了辞职，一纸启事写道：“我倦矣!……我欲小休矣。”经过《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后，北京各中等专科以上的校长全部向政府提出辞呈，与蔡先生同进退。辜鸿铭则在挽蔡会议上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这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历史上最值得回味的一幕。

　　说到这里，我知道杜威评蔡先生的那段话不假，而蔡先生的人格魅力将随时

　　间的推移而日见其伟大，“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