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向“杨文医生”们的那把刀，最终还是砍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12月25日凌晨2点，“@民航总医院”官方微博发布了杨文医师不幸去世的消息：

“12月24日6时许，我院急诊科杨文副主任医师在正常诊疗中，遭到一位患者家属的恶性伤害，致颈部严重损伤。事发后，我院第一时间组织全院力量进行抢救，同时，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迅速调集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同仁医院相关专家进行会诊，全力救治。杨文医师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于12月25日零时50分不幸去世。”

民航总医院称，该院全体医务人员对杨文医师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不法分子的残暴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并配合公安部门依法严惩凶手。

 针对该起事件，中国医师协会2019年12月25日发布声明称，“呵护生命的医师无辜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用谴责已无法表达我们愤怒的情绪。”

 2019年12月26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宣传司新闻网络处副处长成义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界面新闻提问时表示，民航总医院事件并不是简单的医患纠纷问题，“这是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

 据最新消息，2019年1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经依法审查，对在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抢救室内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杨文医生的不幸去世让社会都备感沉痛。公众一致表示，因医患矛盾而故意杀人，应该严惩凶手。

 实际上，杨文医生事件并不是第一起“伤医门”。有医生无奈地称自己处于“高危职业”中，此前媒体也频繁爆出医患纠纷、甚至恶性伤医事件。6年前，浙江温岭杀医案的惨痛悲剧也依然历历在目。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医生仍然兢兢业业地为患者治疗，仁心仁术；为了提升业务水平，放弃周末休息去参加各种培训。就如本次杨文医生事件中，即使发生了如此严重的恶性事件，医院方依然继续给凶犯母亲提供医疗服务，调集一切医疗资源救治。

 2019年11月19日，在广州飞往纽约的CZ399航班上，一名老年旅客突然无法排尿，随时面临着膀胱破裂的危险。同在飞机上的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介入血管外科主任张红及海南省人民医学血管外科主任肖占祥，情急之下使用穿刺引流的方式为病人导尿。

医生的仁心仁术固然让人感动，但目前一个不可忽视的情况是，每年报考医学的人很多，最终从事医疗行业的人却很少。

 医科与其他学科不同，属于“投资大见效慢”的专业，医学本科5年，研究生3年，如果硕博连读也是5年。等学成就业，在医院能够独当一面也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其他专业，可能只需要念完本科、硕士，工作3-5年后就能风生水起了。

 而且医生行业工作强度大，收获和付出不成正比，部分医生可能会因此接受没有尊严的“带金销售”、红包等。而一直随时可能爆发的紧张医患关系，则是摆在医生们面前最现实的问题，也是让很多医学生却步的重要原因。

 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在中国，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超三成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有业内人士搜集近十年内中国媒体报道的295起伤医事件中（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有362名医护人员受伤，99名医护人员被患者持刀具袭击，24位医生在医患冲突中失去生命。

 而医院的级别越高，被报道的伤医事件频率越高。十年内见诸报端的暴力伤医事件中，有七成发生在三级医院，其中三甲医院占了一半以上。

客观来讲，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现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不能把责任单方面推到医生或患者身上。整体来看，造成医患纠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医院服务质量不够到位，医学技术也存在局限性。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往往选择三甲医院，导致其人满为患；同时医生还要“身兼数职”——看病、科研、教学等工作，超负荷工作很可能导致服务质量的下降。而患者则认为医生服务态度不认真，进而引发矛盾。

 其次，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医疗健康投入，但目前医疗资源分布还很不平衡，使用不均，有些优质医疗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人民群众对健康医疗的追求与医疗健康资源供应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较为普遍。医生常常成为矛盾冲突的情绪发泄焦点和暴力施加对象。

再次，患者的医学知识欠缺以及对于治疗的期望过高。医学拥有极高的门槛，而绝大多数患者都是“门外汉”。同时，医疗活动中也充满了未知和变数，风险度极高。同时由于并发症、个体差异等原因，医疗过程存在不小的困难。而患者家属基于其认知上的局限，将医疗技术的有限性归结于医疗问题。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患者难免对于医院治疗产生过高的期望，从而导致医患矛盾的发生。

 此外，还有部分媒体的错误宣传及舆论导向。部分媒体在报道时有失偏颇，倾向于表现某一方是弱势群体，进一步加剧了医患矛盾。

 最后，存在少数医务人员医德医风底下的问题。少数医生受到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在就诊过程中收红包、开大处方，诱导患者进行过度医疗。这种行为虽是少数，但也给医疗行业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增加了医生和患者中的不信任。

 除了以上的原因，还有一个问题较为严重，就是医药行业多年形成的“以药养医“的畸形收入格局。医生的职业形象长期以来受其侵蚀，是患者不信任的重要根源之一。医生的辛苦理应配上高收入，但必须是以阳光的方式。职业医生专注于看病就能获得较高收入，才是保证医患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医患矛盾的激化，最直接的影响后果就是从业人员的减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各类医生缺口少则十几万，多则数十万。据卫健委数据统计，按照到2030年每万人有5名全科医生的目标，将有差不多50万的缺口；儿科是医患冲突的高发地，越来越多医生选择离开儿科，造成儿科医生短缺。从2017年5月发布的《中国儿科资源现状白皮书（基础数据）》来看，当前中国儿科医生总数约为10万人，却要服务2.6亿0岁至14岁儿童，平均每2000名儿童才能拥有1名儿科医生，儿科医生缺口已经超过20万。

如果哪一天医生这个职业消失，人类要怎么活下去？毕竟在疾病面前，医生、患者及家属都是一个阵营的，保护医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所幸的是，2019年12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获得表决通过，将于明年6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内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

 针对“医闹”事件屡禁不止，该法作出明确规定：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场所秩序，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公民个人健康信息，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公民个人健康信息等，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但我们仍要清醒地认识到，很多违法事实依旧存在，法律并不能消灭所有犯罪，医患矛盾也不会因为立法就从根本上消失。医患矛盾的改善任重而道远，需要包括医院、医生、患者、社会等多方共同努力，更多一些包容。

医院方面，需要加强医德医风的建设，让医生在治疗患者的同时体现出对于患者的关爱和照料。同时医生必须要严格守操，不断培养爱岗敬业精神。医院也要严格把关，建立相应的奖惩考核制度，防治部分医生过度医疗。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医患和谐沟通的机制，对于药品价格、治疗结果等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等的地方及早与患者沟通，防止因为信息不对等产生的矛盾。

 患者则需要提高自身素养。在医患关系中，患者是医患双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需要理解医学具有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在遇到问题时加强沟通。若在诊疗过程中出现了意外，需要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解决，尊重医生的人格及生命健康等基本权益。

 媒体则需要规范报道，对医患关系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媒体在报道医疗纠纷的时候，避免倾向于某一方。应多方了解，客观报道，共同推进医学事业的建康发展。

 医生与病人本应是命运共同体。打个比方，医生和病患其实是共同坐在一条小船上，医生划船，病人坐船，共同抵御疾病掀起的风浪，共同目标就是尽早治好病“上岸”。但是目前的医患关系却是双方互相不信任，起了“内讧”。毋庸置疑的是，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是医疗卫生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需要各个层面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