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严立三老师

宋瑞珂

严重先生是l925年在黄埔军校时，我们第三期的总队长，他在第四期任教练部主任，我留校任入伍生团排长。1926年北伐时，他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新兵训练处长兼二十一师师长，我在该师陈诚团任连长。1927年4月初，二十一师开到南京，当时正在酝酿宁汉分裂，他与我同日离开部队，以后他住杭州法相寺、庐山太乙村以及在湖北省政府任内，我先后拜访多次，亲聆教诲，获益很大。1940年6月间，我率部在宜昌郊区与日军激战，他写一名片给十八军军长彭善及我(时任该军一九九师师长)，要我们收容战地灾民安抚流亡。从十多年的接触中，我深知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民主主义者。品德高尚，自奉俭朴，好学苦干，事必躬亲，风霜雨雪而不辞，枪林弹雨而不顾，治军有方不自诩，作战有功不自居。严以律己，诚以待人，廉洁奉公，光明磊落，是革命军人的好榜样，仅将亲身见闻所及，写述出来以供史料参考。

家世清廉幼年好学

严重字立三，别号劬园，湖北麻城县人，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他父亲是廉吏，家庭生活比较清苦，曾随父居武昌读书，文理两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异。

他童少年时代，正值列强侵凌日亟，外患严重，清廷腐朽无能，官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他认为要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只有弃文习武，走投笔从戎的道路。

投笔从戎 立志革命

他少年时，营养不良，身体羸弱，仍毅然投入安微陆军小学，中学肄业，不久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他和陆军小学同学奋跃而起，响应革命党人号召，荷枪实弹参加保卫阳，夏(即汉阳，汉口)之战。 民国初年，陆军小学，中学毕业后，又考入保定军校第五期，与季方、叶挺、邓演达等同学，志趣相投，交谊很深，和邓演达更互相砥砺，结成莫逆之交，谈及军阀连年混战，国家民族濒于危亡，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无不切齿痛恨。他们都抱着救国救民的愿望，用心学习军事技术，毕业后分配到部队见习，但鉴于当时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深恶痛绝，托辞治病，退回“分发令”独往北京寄居僧寺，潜心治学。 其间曾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组织“道学会”，他起草有《道学会宣言》，他们所说的道学与宋，明道学一一理学含义有所不同。 宗旨在于发扬中华民族文化学术优良传统，提倡躬行实践。 在当时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这种理想当然很快归于幻灭，留给他的只是失望与彷徨。

后由邓演达介绍到广东去，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粤军第一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字仲元)部参加军事工作，历任连、营 团长及留守处主任(训练新兵，办理后勤)等职，深为邓铿所信任，他曾多次亲聆中山先生的演说和关于建立革命军队的指示。 他说: “对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有甚深之印契” 那时候，广东的情况十分复杂，粤军内部旧习很深，军风纪也较差，士兵存在雇佣观念，他与邓演达在该师工兵营和第三团力加整顿部队的训练与纪律。与士兵同甘苦，对民众爱护备至。因此，深得兵心民心，他的人品学识以及带兵练兵能力，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黄埔良师   为国育才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在中共的帮助下，一方面进行改组国民党，一方面于1月7日着手筹备黄埔军校。派蒋介石、邓演达等为筹备委员。第一期学生5月间入伍，以廖仲凯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邓演达任教练部副主任(负实际责任)，严重任总队长。他全心全意为革命培养军事干部，起早睡晚，勤勤恳恳，以身作则，用心教练，既抓课堂学科，又抓操场术科，制式教练和野外演习，更不放松，要求严格，丝毫不苟。他巡回听课时，发现教官讲得不透彻，他就及时问学生是否听懂了，不懂就请教官重新讲解，如讲不清楚他就补充，教官如有错误就及时提出纠正，在操场、野外，队长、区队长做示范动作，不正确的他就当场纠正，不得要领的，就及时提出，1925年秋的某晨，我们第七队正在做早操，队长范荩叫我出来喊口令，我们正做双手插腰、两腿半分弯，我只顾减“一二、三、四”，总队长匆匆赶来，严肃地问我，姿势做对了没有?接着就说，不要光喊口令，要注意改正姿势。当时我们做的是瑞典式基本体操，从准备运动、主运动到终结运动，有十几个动作，我头一次指挥全队喊口令，能否全套叫下来，尚无把握，更顾不上改正姿势，因而答没有看清楚。队长立即向他报告说，这套操才教了几天，全队能背出来的人还不多，严立即和颜悦色地说，喊过一动，要看他们是否确实做到，再喊第二动，要注意改正姿势。稍顿接着说，你继续喊口令吧!他又到别队去巡视了。这是我第一次同他直接交谈。以后在扶牒冈演习变换队形一一疏开，他指定由我演习连长，这都是他和队长对我的培养，增加了接触的机会。他有时在大操场集合全总队1200余人，讲授步兵操典，不用翻书，就能指出某页某行，什么内容，讲解生动，容易理解，甚受同学敬佩，他对军事教练非常严格 我们前几期同学在校时间最多的是一年，他说时间是极其宝贵的，深恐误人子弟，危害革命

据第一期同学蒋超雄说，广州从五月至八月天气十分炎热。军校校舍紧凑、不敷应用，校本部为了照顾教官，向岛上海关租了一栋花园洋房作为教官宿舍，每当晚饭后教官们沐浴更衣，群集在园中纳凉，吃冷饮， 其乐何如。 而严重老师自愿放弃这样应得权利，住在校内一间原由勤杂人员住宿的小屋内，空气、光线都感不足。 他这祥做，是为了工作，为了革命需要。

黄埔一期学习训练时间极为紧促，每一课堂发下的油印讲义，平均约八开纸8页，由七八个同学分页发送，约需12分钟发毕。因为教授部每天要刻印讲义达一万页以上，质量低劣，模糊不清，教官让学生把没有印出的字或缺少一半的字补上至少要花20分钟，然后由同学把所发讲义宣读一遍，55分钟的课时已所余无几，有时未宣读已吹下课号。 5分钟后，新的教官和新的讲义又到，教官很难得到开口讲解的机会。

在进校后的头几天，晚上自习时，有的学生抢着洗已经发臭的衣服，有的偷偷写家书，有的整理当夭发到的讲义。

有一天在开始自习约十分钟，一个光头不戴军帽不束皮带的人，手持一纸，悄然走进第七数授班，待他登上讲台，才看清他是战术教官严重，他简短的说明来意: “指挥官必须熟读兵书，精通战术，才能适应战场上瞬息万交的情况，不失时机作出决定。现在课程多，时间紧，要面面顾到势所不能，大家应把战术琴在第一位。我把一周来战术课的要点，编写成若干道课题，你们应逐题做好答案，准备抽查。”

从这天起，严风雨无阳，从不间断把当天课程继续下去，并修正了一些答案的作法，在半个月之后，产生了三个情况: 1、第七教授班的学生自习时上课更认真，更紧张，不再有人去洗衣，写信等事情；2、自习时课室外的走廊上站满了邻室第五教授班的学生，在抄录严老师的课题，并转向传抄；3，第四队的第八教授班学生要求自习时与第七教授班并班学习。

通过严老师的灌溉，幼苗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在期中测验中，教授部对各教授的成绩作了总结报告，七，八教授班的战术课成绩平均75分，第五教授班是58分，其余各班在40至50之间。

严老师每天下自习后，已汗透湿衣，而后去浴池洗澡，水已冷且脏，浴后顺便把汗衫洗清。他的斗室中只有一榻，一书桌一椅ー面盆架。因汗流过多，他总是把白天准备好的一大杯凉开水一饮而尽，甘美甚于啤酒汽水。时过深夜10时，唯独严老师室灯犹明，他正在编写第二天的课题。

全校师生大课是在一所狭窄的礼堂。 教官在中间，学生在两侧。 在校长陪同主讲人入场前，学生都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教官们更是高声言笑，旁若无人，有的宽衣解带。唯独严老师不苟言笑，正襟危坐，给人以卓越不群的印象。 很多学生学习他的端庄肃穆而挺身端坐，此所谓身教重于言教也。

他对学生管理如严父，爱护如慈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平易近人，待人诚恳，所以同学们说: “做错了事，被总队长批评，心里也感到舒服。”他对学生关怀照顾，无微不至，经常深夜到各队寝室巡视，发现同学睡熟，军毯没有盖好的，便轻轻地给他盖上，对患病同学常询问病情、医疗、饮食，有时亲去平岗医院慰问，如同看待亲人一样。他还周济家境困难的同学，安徽英山(今属湖北)肖某，家在农村，遭受旱灾，父母年老多病，一家数口，告贷无门，来信诉苦，肖收信后，边看边流泪被严发现，询明情况，给以同情安慰，并晓以革命大义。当天即写信给在上海的傅慧初先生汇款20元，托傅转给肖家度荒，两月后，肖接家信说是傅先生寄来的钱，以为是傅解囊相济，特写信给傅表示感谢，傅回信说明原委肖才知道寄钱的是我们的总队长。

1925年8月中旬，严总队长率领我们第三期同学出发北江旅次行军，经珠村、龙眼洞，当天到太和圩村落露营，次日到达花县休息一天，瞻仰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祠，浏览金田村起义事迹，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翌日，经狮岭到银盏坳，沿粤汉铁路北进，当时正值暑天，骄阳似火，头顶烈目，身负全副武装数十斤，总队长和我们一样步行，他对体弱同学和临时病员都妥善照料安排。我年龄虽小但体力尚可，他见我为体弱的同学卢震欧等多背一枝步枪就勉励我说: “忠勇为爱国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后来这两句话被《军人读训》采用了。

先是广东情况复杂，驻粤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等阴谋叛乱，于1925年6月12日被讨平。7月1日，国共合作，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力图统一广东的军、民、财政，提出严惩贪官污吏，剷除土豪劣绅，统一税收等口号，在军事方面，采取整编旧军队，严肃军纪等措施。这些革命措施，触及广东旧官吏的利益，形成革命与反革命的尖锐斗争，胡毅生，朱卓文、林直勉、梁鸿楷，魏邦平，文华堂等人，目睹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他们有被革命冲刷的危险，乃互相结纳，密谋推翻革命政府，以拥护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为名，与香港英帝国主义勾结，积极进行暗杀与暴动，妄图作垂死挣扎。策定首先刺杀廖仲凯、汪精卫、蒋介石等三人，并捕杀共产党人。至8月初传说颇盛，果然8月20日，廖仲凯被凶徒刺死于中央党部门首。当日，党政军联席会议推定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这一重大事件。22日，复得密报，文华堂，胡毅生连夜在魏邦平家开会。25日捕获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梁士锋、郭敏卿、谭启秀等人，但胡毅生、文华堂、魏邦平、林直勉等要犯逃脱。

总队到达源潭时，得廖党代表被刺噩耗，奉校长令立即乘火车回广州。总队长派我们第三大队驻广九车站，在月台上露营，对东山方面派出警戒。半夜奉命撤出车站，刚走不远，就闻枪声四起，不明情况，同学们稍有惊慌，适遇队长来到，从容地说，回去缴枪去，指挥我们协助第一师第二团解决车站东北侧的梁鸿楷部，并于拂晓前将围困在东华楼的梁鸿楷军部缴械。

当时在黄埔军校内有共产党员同学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按规定所有同学都是会员)，又有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们明争暗斗，颇为激烈，严不作左右袒，发生事故，他就请政治部去解决。

严任用干部注意才德兼备，提倡用人公开。凡认真教学而有才能的教职员，他都向学校推荐提拔，如筑城教官侯连瀛兼讲射击教范，教学要求严格，他上课时，谁也不敢打瞌睡。他常说，我若讲的不对，你们可以请求学校撤换我。但你们不好好听，我听之任之，那就对不起革命。同学们对侯很敬佩。由严推荐，到四期升学时，升为中校射击主任教官。后来，在武汉分校第六期任总队长，张治中离开后他代教育长等职。少校战术教官肖钟钰，也是讲课认真。总队长率领我们到深井西南丘陵地带，演习营对抗，严指定肖为评判官。演习结束后，他根据战术原则和演习实施经过情况讲得有条有理，同学们都佩服，受到严的嘉许，到第四期提升为军官一团二营中校营长，以后在武汉分校也担任过总队长。

严先生在第四期任训练部主任，有三期同学毕业后，分配到第六军胡谦的十八师(由赣军改编的)，受人排挤，请长假回黄埔军校请求工作。严斥责说，在校不好好学习，出校后没有本领，别人不要，学校也不能用。这个同学说，平日您教导我们要以校作家，现在人家不用，我只好回家来，赖着不走。停了一会，严说没有把你教好，我也有责任，回来只好收容，遂派在军官第二团任排长。这位同学很感动，勤学苦练，力图上进。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任副团长辆牲了。

严先生在黄埔军校时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培养军事干部的学生身上，灌输爱国爱民思想，培养我们道德品质和军事素质，真是受人尊敬的良师。得到我们同学普遍的爱戴和教职员的称赞。

北伐名将 中途解甲

1926年7月9日，国民草命军誓师北伐，在此之前，蒋介石调严重任总司令部新兵训练处长，招募新兵编成两个补充师，以后改为二十一师和二十二师，严自兼二十一师师长。严在该师提出了三大公开，即“用人公开，经理公开，意见公开。” 二十一师的中下级干部，都是黄埔军校一至四期毕业生，严自兼师党代表。

该师政治部主任郑炳庚、副官处长肖乾，经理处长袁守谦，六十一团团长孙常钧，中校团副李树森，团指导员韩涵，第一营营长杜心如，第二营营长伍诚仁，第三营营长黄维(他们都是黄埔一期的)。六十二团团长王禄丰，中校团副许用休(后代团长)，团指导员郭剑鸣(后兼中校团副)，少校团副王福乾，第一营营长张达，后张忠頫，第二营营长刘光临，第三营营长孙树成(除王，许外都是黄埔一期的)。六十三团团长陈诚，中校团副周至柔，少校团副霍揆彰，团指导员何基，第一营营长宋希濂，第二营营长赵敬统，第三营营长王敬久，机关枪连长韦日上(除陈，周是黄埔军校教职员外，都是第一期的)。全师连长都是二，三期的，连指导员及排长都是三，四期的。 其中如郭剑鸣，孙树成，宋希濂，赵敬统，刘光临等当时都是中共党员。

该师装备，步枪是俄式的，机枪极少，没有山炮和迫击炮，缺乏手枪，连、排长及连指导员一律背马枪。只有团、营长才有自来得手枪各一枝。

二十一师纪律严明，严禁赌博，不拉伕(临时雇用挑伕和向导每日给现洋一元供给伙食，当时一元可买到20斤大米)，不扰民(喝杯开水给铜元一枚)从广东出师北伐经江西、浙江入江苏，一直打到苏州、 常熟，沿途秋毫无犯，到处开军民联欢大会，受到广大人民欢迎。进杭州时，天降大雨，从闸口到南星桥，凤山门，群众冒雨夹道欢迎，有的老太太还持香膜拜，进苏州时已半夜，阊门外大街群众欢声雷动。

当时孙传芳自称五省联军总司令，在江西的邓玉琢被我打垮，福建的周荫人也被赶走，残部退集浙东。但敌调集兵力扼守苏浙两省，无论在兵力上、装备上和地理形势上都处于优势；而我军装备虽差，但部队素质好，斗志昂扬，加以军民合作，所以能以少胜多，势如破竹。龙游一战，首挫其锋，桐庐战役，严亲率二十一师，由浪石埠渡过分水江，直插敌后，占领新登，歼灭孙传芳部号称劲旅的孟昭月(浙江总司令)大部，奠定了北伐东路军收复杭嘉湖进军沪宁线的基础，自此以后，孙军望风披靡，不得不请张宗昌的所谓直鲁军来接防南京、上海，将所部窜退江北。

严作战指挥智勇过人，当时，以“赛诸葛”自居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经过龙游，桐庐战役，对严极为钦佩，向蒋介石报捷，称赞二十一师无论是战绩和军风纪都是北伐军中的模范师。过嘉兴后，白即命二十一师独当一面，沿运河线向江南进军。 蒋介石并通报嫡系各师，称许二十一师的经理制度，是全军的榜徉，要各师学习。 一时各军师向严索经理法规，纷至沓来。严说我们那里有什么经理法规。不过我们各级干部，不贪财，公款公用，该节约的就节约下来，经济公开。他把师长个人应得的特别办公费，拨交政冶部作宣传费用。 到严在南京离开部队时，尚节余公积金湘鄂赣金库券17万元，现金3万元，均一一移交后任。

1927年4月上句，二十一师由苏州开往南京，驻在金陵大学鼓楼附近，这时正在酝酿宁，汉分裂。 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打电报给严要他表明态度，严复电大意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我们北伐的目的，现在帝国主义的军舰还停泊在下关江面，北洋军阔还盘踞在江北岸， 我们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仍须团结一致， 继续努力。 态度鲜明，希望合作团结完成北伐。 蒋介石原来对严重很信任，召严去问，邓有无电报来，严据实以告，蒋似不悦。 严恐二十一师遭到编散的命运，乃托病请假，保荐陈诚升代师长，自己搬到南京菲菜园其保定同学房某家中。次日，陈诚往谒严时说，现在凡是积极肯干的人，就被视为共产党，这样谁敢干？又说，他们(指在座的宋瑞珂，郑维四)都是努力肯干的人，都坚决要走。继又含泪说，师长！您走了我没有法子干的。 严慰勉陈说，这是一个革命的部队，你要好好地维持，我虽然离开，当尽力帮你的忙。 陈辞出后， 严低声对我说，到必要的时机，你们团长(指陈诚)将把队伍带到武汉去。你们可以先去找教育长(指邓演达)。 严取出一张盖过印的空白护照给我备用。当时南京街头已出现 “打倒徐谦，邓演达”和“拥护蒋总司令完成北伐”等标语，矛头指向忠于孙中山先生执行三大政策的同志。 严愤慨地说:“现在谁拥护他，就成为革命的了!”

严叫袁守谦在花牌楼扬公井附近裁缝店为他做好便衣后，即去杭州，住在法相寺，筹办国民草命军二十一师北伐战争阵亡将士烈士墓，将龙游，桐庐、吴江、苏州、常熟各战役牺牲官兵的遗体运来火葬。烈士墓在南高峰山麓，墓上盖有纪念堂，可挂烈士遗像。阵亡营长赵敬统，连长傅楫远、张仲芳……等骨灰罐，都安葬在墓穴内。这年七月间，我到法相寺去看过严老师，他在寺内搭伙，每月住食费仅5元。 当时寺内最好的伙食是12元。

政局漉乱 退隐庐山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宁汉合流后，严先生在各方面推重下，出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当时还没有成立军政部)厅长，他以陈诚任副厅长。不久辞职， 由陈升代。1927年底，桂系势力控制湖北，张知本出任潮北省主席，邀请湖北名流回鄂分长省政，严立三任民政厅长，张难先任财政厅长，石瑛任建设厅长，王世杰任教育厅长；王另有他就 推荐刘树杞接充。严、张、石到职之前曾向桂系提出军政分治，军人不得干涉省政府各厅的用人行政，作为他们回鄂条件。李宗仁表示同意，胡宗铎也点了头。当时严、张、石等表示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立廉能政府，率先在湖北完成训政，开实现宪政之先声。严就任之初，就其民政厅的主管业务，创办了“训政人员训练班”，采取了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学员的办法， 以选贤任能。 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到县以下，负责建立区级政府，担任区长，其中也有少数人被选拔为县长的。

但历时不到半年，军政之间便不断发生矛盾。严提出的关于逐步推行地方自治方案，关于实行二五减租政策的方案，都遭到了阻力，无法实现。他对胡宗铎、陶钧的专横跋扈，非常不满，愤而辞职。并声明从此入山，不问政治。早在蒋桂战争发生之前，他已定居庐山，开始了将近10年的隐居生活。

严立三先生在庐山住太乙村，此村位于含鄱岭南麓，当时住户不到10家，他住在村的最后山坡上^①。自己种菜，自己砍柴，用竹管导水入厨房，生活上坚持自食其力，劳动之外，便是读书。

1934年6月，我第一次去拜谒，严老师对我说，青少年时所读的书，又重读了一遍。那天午饭，是用邻居送的粽子款待我，两人吃了几个粽子就是一餐。9月间，我第二次去，我烧火他煎面饼，既无菜，又无汤。他平素生活，就是这样筒单。我们同学都知道，他向来廉洁自持，毫无积蓄，送钱给他都被谢绝。8月间，我托张与仁(在黄埔军校时我的大队长)老师捎给50元。见面时严对我说，张带来的钱，我以你的名字存在银行里，可以取去。我说我是还帐，老师在杭州时，曾托孙树伦带50元给我医病， 钱虽被孙用了，可是他写信告诉过我。 您不轻易接受别人的赠送，我也是跟老师学的，他才默许。他还提到， 听说你肯帮助朋友，解囊相助，本来是件好事，但也要看他的用途，是否真正急需，有无给别人钱，使他造成罪恶？我乍一听此言，感到

^①据我所知严离开军政厅到湖北时，有一段时间厅长职务由陈诚代理，领到薪水，陈汇绐他，他又退回说，没做工作不能受俸禄。 陈与颜逍鹏（军政厅秘书）商量用此款在在太乙村盖了这幢小平房。面积不大，卧室兼书房，饭厅兼会客室(一张桌，四条方凳)，厨房，总共约20多平方米。

旅费，我送他20元。次日回访，见他在旅馆里打麻将。若不是老师吃惊，仔细一想便说是有其事。1928年春，陈剑门到南京，说缺少提示，我见不及此，让他嫖赌挥霍，这岂不是增加其罪恶！

严品行高尚，仰慕的人多，有些同学去看他，他劝告不要再来 以免招致麻烦。我第二次去时，碰见一便衣青年，在他客室中啰嗦。我怒目盯住这个不速之客，他才起而告辞。我问他是什么人，严说是宪兵连的副连长。我气愤地说，难道他们对你还不放心，真是岂有此理!

这两次拜访，见面如同亲人，从国家前途到家庭生活，无所不谈。

谈到恋爱婚姻问题，他从肖乾(当时任师长)那里知道我已结婚，问我情况，表示赞许。但对少数同学的婚姻担心，他说夫妻要共同生活一辈子，选择配偶必须慎重。完全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固然不好，但邂逅相遇一见钟情，多不可靠。他举例说，メメ(姑隐其名)在长沙遇一女子，未经相互了解，就要结婚。他一再去函劝告，要他再三考虑，不要轻率从事。还警告说，你如一定要与此女结婚，我们就脱离メx关系，但他仍执迷不悟，结婚不到三月就离婚了。言下不胜叹息!

对家庭问题，严先生认为，妇女在家治家的历史久远，大概从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以来就是如此。在封建社会里，“男治外 女治内” ，是一种自然分工，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我国现在工业还不发展，男女都走出家庭去工作，条件还不具备，即使一个有些文化知识的妇女，与其不能为国家为社会做出贡献，还不如退居家中，侍奉父母，教育子女，做一个贤妻良母，使其丈夫专心致志于本职工作，而无后顾之忧，这样，对国家，对社会都有利。到将来三民主义实行了，才能做到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真正男女平等。他并且谈到，他在广东参加革命工作时期，每年寄很少的钱回家，他的夫人买了织袜机谋生，到今天也用不着操心家中生活。粗茶淡饭还过得去，使他能在这里安心读书。

当我谈到十八军的同学，自军长以下多能按他过去实行的“三大公开”好传统，一般衣着朴素，家庭生活比较筒单，他念了李商隐《吟史》诗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以勉励我们。

当我们问及老师在1928年春曾在复我的信中说：“应走光明正大之路，多读大公无私之书，以改造东鲁(当时山东尚在张宗昌统治下)为前提”，何以老师在湖北与张(难先)石(瑛)诸先生，不励精图治，竟挂冠而去? 他说，我早年追随中山先生革命，是想挽救民族危亡，复兴中华，讵料正在北伐途中，宁汉分裂，令人痛心疾首，这是你知道的。南京大开杀戒，断送了民族元气，武汉大张挞伐，又何尝不是激波扬浪，促其速变。这样，我怎能和他们同流合污呢? 他说，我对当时的同室操戈，真不胜“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之痛!！他又说，我就任湖北民政厅长，是受了张，石等人的劝说，认为那时我们提出鄂人治鄂，也许在沧海横流中，能够守住一块净土，作为推行三民主义的实验基地。讵料胡宗铎、陶钩在武汉当权后，专横跋扈，竞灭绝人性，叫嚣“宁可借杀三干，不可轻放一人”。他说，迩今我犹隐痛在心的是，友人杨在春(同盟会员)的儿子被捕，他托我营救，我亲去求胡设法解脱，陶钩也在座，他们当面应允了，可是几天之后，他们把杨的儿子枪毙了。是我之求情，反而速其死，那时胡、陶在湖北 "清乡" 大屠杀，把湖北全省推入腥风血雨之中，人闻的惨剧，真非当年投身革命始料所及。

当淡到邓演达教育长，在上海组织 “第三党”和黄埔革命同学会，被蒋介石杀害，我军同学都很悲痛！尤其陈诚曾数目不进饮食；该党成员庄明远，陈烈等多人，均被陈收容在十八军工作。许多同学原来希望蒋，邓合作，老师早日出山，领导我们挽救国家危亡……时，他说，邓教育长是中国第一流人才，可情他不善于自用其材；我们两人共事多年，人所共知，但北伐以后，就各行其是了。他惋惜中山先生过早逝世，叹息革命功败垂成，北伐后不能和衷共济，致遭今日之国难。

谈到当时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讲《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以准备抗日相号召时，严先生说，要赶快结束江西的内战，不要再消耗国家力量。日军侵占东北以后，得陇望蜀，不会让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我说，倘若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以抗日求团结，各地方军阀和共产党都是炎黄子孙，在民族大义面前，可能赞成的人多。国共两党曾经一度合作东征、北伐，能否再度合作抗日呢? 他说大敌当前，国亡无日，只有和衷共济，同心同德， 古人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名训。 他长叹一声说，当然问题复杂，前途难卜；但我们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只要政府早下决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发愤图强，我们是能够光复旧物的。

严立三先生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民主主义者。他面对国土日蹙，内战烽火连天，深痛外患频仍，内争不息，忧心忡忡！但坚信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历史上有民族气节的人层出不穷，只要有岳飞的 “直捣黄龙府”，“恢复旧神州”，和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我们中华民族是能够复兴的。

蒋介石知严立三与邓演达交称莫逆，对严不放心，曾两次亲往访问，严都避而不见。“九一八”事变后，报界对严长期隐居庐山，有所报道，称之为 “当今的严子陵，清高过于严子陵”。蒋见报大为震怒，陈诚向蒋建议说，严在黄埔学生中有威信，请用共赴国难的名义，邀请他到南京任职。于是蒋派陈劝严到南京任军事训练总监，他拒绝了;；二次又派陈劝驾，请严出任全国禁烟总监，又被严拒绝。

1935年6月“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危机愈趋紧迫。严对南京政府的辱国丧权，不胜愤慨!！对中华民族的前途不胜忧虑。满怀爱国激情，只身北上，到陕西中部(今黄陵县)谒黄帝陵。沿途考察山川形势，访问民间疾苦，投宿荒村小店，徒步往返，历时三月，在黄帝陵前洒下了热泪，在古老的河山上留下了脚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不久，传闻要改组国民政府行政院，要赶走亲日派及政学系分子，起用严立三为军政部长的消息(《周恩来选集》上卷71页记载有“宋子文向周提议先赶走亲日派，组织过渡政府，有以严重继长军政部之议”)；在这以前，蒋已任陈诚为军政部政务次长，武汉行营副主任兼陆军整理处长，整理了40个国防陆军师，为严作帮手，但后来并没实现。

1937年 "七七”事变抗战序幕揭开以后，严曾偕施方白先生，仍以谒黄帝陵为名，特赴延安与中共方面交换对抗战的意见，毛泽东同志曾接见过他。

抗战军兴 施政湖北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哉开始后，蒋再邀他出任公职。严认为保家卫同，共赴国难是军人天职，不能等着去做亡国奴，才答应下山。是年10月严到南京便要求上前线，蒋要他先赴上海视察。他到昆山陈诚的前敌总指挥部，这时我军正在上海战場的沪西、大场、罗店一带与日军激战。他视察前线后，向蒋复命，蒋介石说，在抗战中，武汉地位很重要，要他回湖北任省主席。严仍要求上战场效力。蒋说，长期抗战，日军深入，没有前后方之分了，要严速回湖北。 11月，严到武昌，行政院改组湖北省政府，以何成浚任主席，严立三，张难先，石瑛等任省政府委员，严兼民政厅长、保安处长，石兼建设厅长，何成浚知道他能重任省主席，是由于严的推让，所以一再向严、张、石表示，推诚合作，共济时艰。但何的亲信杨揆一任省政府秘书长，企图揽权，在何成浚与严，张，石之间挑拨离间，终于分歧愈来愈大。到1938年6月，汪精卫为了报复打击历来反对他的石瑛，借口湖北公路失修，贻误军机，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提出撤换石瑛。蒋介石决定改组湖北省政府，派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严仍兼民政厅长，张，石专任委员。当时，徐州会战已经结束，战事重心正转入皖中长江南北两岸，陈诚身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忙于军事，无暇兼顾，省主席由严立三代理。但省府秘书长柳克述是陈诚培养起来的，遇事掣肘，仍使严不能有所作为。7月间，在严的主持下，通过一项《非常时期应变方案》。8月间，敌机狂炸武汉，省政府各厅处迁宜昌，严仍留武昌，直到10月25日武汉沦陷前夕，他才绕道汉水，奔赴宜昌。11月，省府迁恩施，严带少数机要人员留在宜昌三游洞办公。

严到宜昌之前，柳克述和建设厅长郑家俊，擅用省政府名义发号施令，征用民工，修筑宜昌河西安安庙到韩家坝(省府所在地)20多里公路，限期很急，强征工料造成群众不满。石瑛、张难先出面反对， 并致函陈诚、严立三揭露柳克述盗窃职权，劳民伤财种种恶劣行径， 同时提出辞职，严到宜昌时，石瑛、张难先已经先往建始、恩施去了。此时，鄂东、鄂南、鄂中皂市、已相继沦陷，江防空虚，警报频传，人心动汤，难民流离转徙。当时局已使严焦头烂额，失去张、石协助，更感孤掌难鸣，到1939年5月间 严感到无法打开僵局，与张、石反复磋商，决定辞职求退。

在1939年春，从蒋介石侍从室传出消息说，为了协调国共之间的关系，蒋打算用严立三任军委会政治部长，传了一阵，终成泡影 蒋见严来辞职，反而责备说：“我在南京就把湖北的事交你负责，先是要雪竹(何成浚字)排个名，继而要辞修(陈诚)排个名，都是为了便于你在湖北打开局面，你现在不想干下去，李德邻(李宗仁字)正在保举他的人当湖北省主席。”蒋介石答应改组湖北省政府，要严提出名单，这样，把严哄回恩施。6月底，湖北省政府局部改组，任命陈诚，严立三，张难先，赵志垚，时子周，黄仲恂、程汝怀为委员，严立三代理省主席兼建设厅长 张难先兼民政厅长，赵志垚兼财政厅长，时子周兼教育厅长，黄仲恂兼秘书长。张难先责严背前约，严有无限苦衷，说彼时我若拼命求脱，何尝不能，第念及由何任而移于外人，若落于不肖之手，吾辈之罪过实大，今日之事，为桑梓地也。张闻此言 亦颇感动。他们遂于7月1日就职。陈诚的省主席并未开缺。严代主席于改组后，仍继续处于左支右绌的困境。

严主张抗战到底。他常说:“一个人能为抗战救国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他常以此自勉，并鼓励部属。 凡地方官吏，能有抗日守土决心，他就高兴，若见到有畏缩情绪，他就愁眉不展，深恐有负国家民族付托之重。

严主张国共合作，全国团结一致抗口，但自武汉沦陷以后，驻在鄂西的中统、军统特务机关，一方面，向其上级攻击严对中共在地方活动，采取不闻不问；一方面，又向严提供一些有关共党活动的情报，以此方式，对严施加压力。严所任用的县长中，如五峰县长章致铨，石首县长刘?，监利县长郑桓武等多次受到中统，军统的攻击，指责他们有共党嫌疑，要严予以撤职查办。为了保全这些人，严顶住各方的压力，真是煞费苦心。

严历来主张用人公开，用人唯贤。在代理湖北省主席期间，很想延揽一批爱国人士，破格拨用一批青年人来担任地方行政工作。他曾提出 “官不离民，民不离土”等口号，并以不爱钱，不帕死，为选拨和考核县长的主要标准。可是事与愿违，由于他长期脱离现实工作，没有班底，在用人上凭临时张罗，凭各方推荐，凭个人印象，就难免鉴别失真，鱼目混珠。

当时湖北各地区专员，多系桂系旧人，如一区李辉武和蔡文宿，二区程汝怀，三区石毓灵，四区金巨堂，六区李石樵，七区袁济安等，都是保定军校生，其中多数不是严立三的任内所派。但这些人在地方有封建势力，他也不能因其不称职，而予以更动。只有八区专员刘翔(黄埔四期)、五区专员徐会之(黄埔一期)，为严所任用。 严和陈诚都认为，湖北黄埔军校前期生掌兵权的太少，推荐韩浚(一期)任七十七师师长，后升七十三军军长，阢齐(二期)任暂编三十二师师长，后调六十六军副军长。

严历来主张严禁鸦片，他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 鸦片对国家民族危害甚大。武汉失守后，日军在沦陷区推行毒化政策，并以鸦片、吗啡、白面、红丸等毒品作为钓饵，收买汉奸。后方的宜昌、恩施地区，邻近川黔，多年公开种植鸦片，不仅土豪绅商吸食，以鸦片为应酬交际，而且劳动人民中，也有小少人染上烟瘾，受害深重。机关学校相继迁到鄂西后，严即下令严禁公务人员吸食鸦片。1939年春，恩施县政府会计主任因吸鸦片被捕，经严批准，处以极刑。这件事，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严又以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名义，下令规定：“凡吸、售、种、运，藏鸦片者一律处以死刑”对此项法令，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却不予批准，行政院不予备案，司法院提出驳斥，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严就去据理力争，蒋才默认。此项法令，才算在湖北实施了儿年。

严一贯主张整饬吏治，惩办贪污。他本人洁身自好，绝不苟取，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的确难能可贵。省主席每月有一笔数目可观的特别办公费，此款只要主席个人具一领条，即可报销，而严三年之任，对于该款是严格限于因公支出，因而动用不多，结余部分，按月封包存柜。对于惩治贪污，他雷历风行。他选用的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因敲诈土膏(鸦片)行2000元，他派视察王一鸥查证属实，一再令饬第四区专员金巨堂逮捕解省，金与朱是沔阳同乡，关系密切，多方包庇，拒不执行。严亲自派保警队前往沙市逮捕，解到宜昌监押审判。金又请其保定军校同学郭忏(时任第九十四军军长兼长江上游江防司令)出面力保，企图藉郭是湖北境内军事最高长官压严屈服，严不为所动，枪毙朱鼎钧于三游洞。一般地说，以严自身的表率和杀一儆百，是起了一些镇慑作用，许多宫吏是不敢苟取遭祸的。

严在爱护青年学生，保存国家元气，組织联合中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38年夏，严自代理省主席后，即积极筹划将武汉地区所有中等学校，组成湖北联合中学，自兼校长，向鄂西地区迁移，学生的生活费用由政府完全负担，由于湖北财政拮据，他请陈诚出面吁请行政院拨发补助经费，以后各县相继设立的县级中等学校，也实行了公费制。这个措施，为以后陈诚在湖北搞“计划教育”奠定了基础。

严对抗日统一战线方面，主张国共合作抗日。武汉沦陷后，汉阳、汉川县长陈绳武，龚熏南等均曾一度与中共合作，将中共所组成的抗日游击大队分别编为汉川县政府的抗日自卫第三中队，汉阳县政府的第五中队，并供给粮饷，这两个中队仍由中共领导，保持独立。 如果不是严的许可，陈、 龚二人是不敢作主的。1940年6月间，沙市失守。陕西部队王劲哉(在沔阳独霸一方，不听调遣)侵入监利县境， 县长郑桓武拒王部于监利毛家口、观音寺一带，严电郑坚决配合国军阻击王部西犯，他对王劲哉的残暴统洽非常愤慨。郑在监利县长任内，与中共党员韩白起、肖抱真等约10人的小组合作领导抗日，严顶住了各方责难，多方予以维护。

严对土劣有所压制。鄂北各县土豪劣绅的封建势力猖獗，由来日久，有的地方武装掌握在他们手里。1929年保康、南漳一带的红枪会，为他们所支配或同他们有联系。

在抗战期间，严告诉各县长:“为政要敢于得罪大户”。他当时派军校四期毕业生刘翔任郧阳地区专员，又派邱钟川为房县县长。邱在刘的支持下，潜派县自卫队第一中队长王伯祥将拥有数百枪支的北乡土劣刘万庆剿灭，房县权绅夏恒卿受吓，敛迹不敢入城。

1946年万耀煌主鄂时，派项丽源复任房县县长。他对拥有两百多条枪支的北乡土劣夏恒卿反委派为县自卫大队大队长。权绅贺禋六且被选为县参议会议长、三青团负责人。他去武汉开会时，途经石花街到军部求见我。被我奚落了一番悻悻而去。

谷城县长某(忘其姓名)任过十三师团长，在抗日战争中流过血，因不肯与土豪合污竟被土豪诬告为“共军攻城时，逃往樊城” 国防部电令我查处。实际情况是王树声部经盛土康西去，根本未攻城，而且他还在谷城，当天尚与驻裹阳的六十六军副军长阮齐通过电话。1946年万耀煌巡视鄂北时，我也和他谈过此事。

总之鄂北土劣，拥有武装，常左右地方政局，危害一方，关键则在于主政者是否敢于碰硬，严肃对待。

严先生生活上向来艰苦朴素，不论是当师长、军政厅长或省主席，一贯如此。他在湖北代理主席期间，穿的是湖南青布中山装，冬天加一件棉大衣，与左右工作人员同桌吃饭，往往几天不吃肉食，他患有严重的内痔，体弱，别人对他注意营养，他总是长叹说:“大敌压境，人民流离矢所，转死沟壑，何忍锦衣玉食，以自甘肥”。他曾通令全省，宴会只能四菜一汤。这种凤气，陈诚在六战区继续执行，我们在部队亦如此。他在家庭生活上也有特色。在武昌时家住黄土坡义庄前街，地处偏辟，附近有不少菜园，他夫人杨佩秋确系荆钗布裙淳朴无华，这是我在1938年亲往其寓所，亲眼所见。经济上他向来廉洁无私，一尘不染，在湖北省主席任内的特别办公费节余约有数万元移交后任，陈诚不便接受，派人送还，被严拒绝，以后陈按照严的意见，把这笔钱拨作救济难民之用了。

1940年，日军对鄂北地区发动“春季攻势”，被阻转而南下，于6月初，全力犯荆州、宜昌。 严以守土有贵，亲往宜昌，配合防守。蒋介石命陈诚为右翼兵团长，到宜昌督师，至则敌已逼近。不久宜昌失陷，严偕陈诚移指挥所于太平溪，临行前写一名片给十八军军长彭善和我(时任该军一九九师师长，正在宜昌东北郊与敌激战中)要我们收容和安抚逃出的难民。宣昌失守后，蒋介石复成立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驻节恩施。七月底陈诚到恩施，他原兼任湖此省主席，早年因治军在外，由严代理，今已回鄂，严呈辞本兼名职。 8月28日，行政院公布免严立三兼代主席等职务。

晒坪垦荒 任教治学

陈诚回任后，对省政府进行改组，严仍任省政府委员，他移居宣恩县长潭河，坚辞委员职务，璧还委员薪金，不参加省府例会，向陈建议成立了“晒坪垦殖处”他说，“晒坪垦田只是为了辟荒莱而致膏腴的倡导，为政者应当讲束生聚，利用 厚生之道，应不止是‘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襟抱。”

他还在宣恩中学义务讲授数学。他的数学造诣颇深。他说，在宣中任教有两个想法：一是应该大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二是我们的科学拉术水准太落后了，今天的经世致用应大力提倡自然科学，才能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

严先生除在宣中任教，还从事学术著作。他好学深思，从爱国主义出发，对中国文化遗产有深入的研究，见解独特。他早年有些学术论著，包括《大学辨宗》一书在内，都未公开发表。出版界名宿张菊生很推崇严的道德学问，抗战前曾劝他出版。严持谦逊态度，表示要待晚年再说。社会上一般人知其为名流者多，知其为学人者少。只有梁漱溟、钱穆， 熊十力、马一浮等少数学者，知道严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

严先生研究《礼记·大学篇》时，曾就古本错简问题，提出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特加重编次。在他辞去代主席职务后，即着手撰著《“礼记·大学篇”考释》一书，以发挥他对中国学术史的见解，曾见他回答师籍(谈瀛)同志信中有一段话说：“秦汉以来，政在僭主，学在师儒，窃司令之柄以驾临民上者，纵极香淫残暴，无不自命为‘圣人’，发号施令，亦无不矫称为‘圣旨’，发号施令，亦无不矫称为‘圣旨’。其间枵腹，厚颜，拥虎符讲学，以文饰其所谓政事者，技俩亦不外如此。《大学》一书，重罹劫运，盖亦司空见惯矣。破长夜，息梦呓，政在庶民，学在庶民，尚有待于来日。”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著述的宗旨，不仅是阐明绝学，而是为了针砭时弊。

《“礼记 ·大学篇”考释》脱稿以后，严仅以自己的力量印了两百部，分赠图书馆和少数朋友、学生，未公开发行。董必武知道后，面托湖北参政员李荐廷带口信向严要这部书。 严在赠书时，曾在扉页上写了几句话，向董老致意，把书交李转送。

严先生常写日记，一直保存无损，50年代他儿子严善明世兄去镇江工作之前，将珍藏其父日记的小箱，付托湖北名中医蒋树人代为保管。1965年蒋根据严善明的信，把小箱托友带去镇江，不料这位朋友竟未成行，小箱放在宿舍内，十年动乱中，被红卫兵抄走了，那位朋友因此还惹了不少麻烦，挨了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一直没有查到这日记的下落。 日记上凝聚着严老师一生的心血，竞不知散失在何方? 多么可惜啊！

向往延安 病逝恩施

1941年夏，由湖北省临时参议会选任严立三为国民参政员。1942年他去重庆出席参政会，据四期同学刘翔说，严先生曾应董必武之邀，拟访问延安。后因有人阻拦，未能成行。他与董老相知有素，但在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为避免蒋介石的耳目，相见握手而已，既不便倾谈，更不便会外往来，董老在挽联中所说的“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慨乎其言之，也包含上述情况。

严先生回鄂后，在给旧部郑桓武的信中说：“此番与会渝州，得与各方人士接触，深感数年来役苦于庶务之中，处于孤陋寡闻之地，以致眼界狭窄，意念消沉，殊不知神州大地，另有天地者在，行年五十而知四九非，我之谓也。”他所说的 “另有天地者在”，当系指延安而言。

严先生体质赢弱，又以苦行僧自持。1938年在武汉时他正在中年(46岁)，我见他已露老态。他工作认真，批阅公文，接见来访，处理事务，事必躬亲。中午在省府吃一份客饭，即继续工作，往往早到迟退，不顾疲劳， 我甚为他的健康担忧，但绝未料到，仅五二之年，染普通时症，竟一病不起，终结了他悲剧的一生。

1944年4月30日，严老师病逝于恩施沙湾湖北省立医院，病中主治医师何钦圣，日夜不懈，精心治疗；卢镜澄、杨光第，蒋树人等中西名医，都参加会诊。他多次要求医生勿为他的病多费精力，更不要为治他一人之病而影响其他患病群众的治疗，情辞恳切，闻者莫不感动。弥留之际，侍病在旁的贺有年，问严先生有无遗嘱，他睁眼点头，表示有话要说，但已说不成声。贺执笔铺纸，只记下：“有罪要火葬”五个字。

此时，日军正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企图打通所谓“大陆交通线”，窜犯河南郑州和湖南长沙。大敌当前，形势危急，平生怀抱爱国热诚，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严立三老师，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忧心忡忡，赍志而殁，“有罪要火葬”遗言虽仅五字，正表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的忧虑和悲愤，比之陆游的“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的遗诗，其感情更加深挚，更加沉痛！

严老师走尽了坎坷的一生，但他用早年参加辛亥武昌首义，中年参加北伐战争，晚年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说明生平的出处大节。而自奉俭朴，工作认真，治学严谨，热爱祖国的高风亮节，更令人钦敬。

严先生与世长辞后，恩施各界举行追悼会，董必武从重庆寄去了一副挽联，联云：

“贻我一篇书，语重心长，自探立国千年奥。

奠君三爵酒，形疏扎薄，难诉回肠九曲深，”

严先生身后家境肖条，生养死葬都成问题。万耀煌任湖北省主席时，把他的遗体运回武汉，移葬于武昌郊区九峰山，与石瑛先生葬在一起。粉碎 “四人帮”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曾重修此墓。

抗战胜利后，严立三老师在武昌黄土坡的平房已毁。我黄埔同学中，当时任军长以上的王耀武，韩浚，宋瑞珂、胡琏，李天霞，陈金城等集资为其家属购买了李书城先生在武昌抱冰堂的旧居，以维持严夫人母子的生活。解放后，闻此屋为湖北省人民府所收买。严夫人已于1968年逝世。他的儿子严善明世兄，现在镇江精神病院工作，是一位有学术修养的好同志。                       1987年于上海

宋瑞珂，山东青岛人，于黄埔三期毕业后，曾留校随严重(入伍生总队长)任入伍生团排长；后又随严重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连长，抗战期间，先后曾任第十八军一九九师少将师长、六十六军中将中长。1946年后曾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现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黄埔同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