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立三先生传

袁守谦

引  言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创校时，分编考录之学生为四个步兵队，上设总队部，置总队长，承校长命，并受训练部之指导，负学生生活管教及操场野外术科督练之责。一期学生施教约至中期，严重先生以战术教官兼总队长，迄第二期，第三期学生入校，总队长一职，都是先生连任，至第四期才调为训练部及教授部主任，旋外调出任北伐军军职。军校教育到了二、三、四三期，增设了几个兵科，编队也加多了，合第一期及尚在学校受训第四期学生的总人数，约五千有奇，这些受过先生教导的学生，对于先生的学问、人格及其诲人不倦的精神，无不由衷地兴起崇高的敬仰，没有间言。先生于民国三十三年病逝湖北恩施，距今已三十五年，我起了多次念头，拟为先生写传记，总是迫于战事，迁延未能执笔，觉得非常负疚。幸而先生几册遗著孤本，还有录有副本的日记，读书录、杂著、文件等，都又颜逍鹏兄带到了台湾，今复得以细读一遍，羹墙之影，謦欬之声，感印益深，谨草此文，及年表一篇，以告亲炙先生训诲诸同学，与世之欲知先生行谊之人士。

家世及学历

先生姓严名重，字立三，晚年以字行，湖北麻城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年九月二日（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岁，公历1892年10月22日），父宜焕先生，有军功，做过江西新建县县丞，又任江西臬司文案颇久，以治狱精审，为迭任主管所倚重，后来调职安徽省颍州府通判，并摄理一个短时期的府事，大概在满清被推翻时解职了。母蔡太夫人，兄治卿。弟正，字公威，黄埔军校二期生。妹细姑，适王云章。夫人姓杨名佩秋，汉阳杨春泉知县女，民国二年与先生在安庆结婚，时先生二十二岁，夫妻终身相敬有加，到三十八岁时举一子，名善明，其前所有两子，都夭折了，这是先生家世的大略情形。

先生六岁在南昌寄寓家塾中启蒙，一直读到十六岁未间断，塾师也始终是钱尧峰先生。这期间，先生读过些什么书，无从查考，惟就宣统二年（1910年）写有日记时起，常载有温习五经、四子书、史记、古文，及作文做诗之要领、写字执笔运腕之领悟等记录，可以推知先生曾经读过这类书籍，做过这些功课，且在科举未废以前，制艺时文，读过做过，也是意料中事。民国前四年冬季，先生考进安徽陆军小学四期肄业，民前一年武昌起义时辍学，参加了推翻满清帝制的民族革命大业，其详另章叙述。陆军小学于民国元年九月复课，先生回校续读，十二月以优等第一名毕业。三年五月获准入安徽陆军预备所补习，八月升学北平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第二期，五年九月毕业。是月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候补生队工科，六年三月入伍期满，编为军官学校第五期军官生，七年九月毕业。分派参战军服务，八年六月入参战军交通教练所速成班肄业，九年四月毕业。是月入陆军部无线电传习所肄业，1920年六月直皖战起，传习所停办，八月复课，十年四月毕业。先生学校学业至是结束。

出处与事功

先生自谓：“平生出处可分为三期，辛亥参加起义，推翻帝制，为第一期；任教黄埔军校，参加北伐，驱除北洋军阀，为第二期；出任省政，参加民族抗战，为第三期。”兹依其所示，分述如下：

第一时期：民国前一年八月（旧历），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陆军小学校，校中学生，在九月间纷纷走散，先生也请假到了武昌，投效义军，剪去辫发，作家书禀告父母，表示献身革命，义无反顾的决心。忠义军任先生为第二营司书生，先生不顾职位之高低，到职不久，凭其观察，凭其见解，慨然上书都督黎元洪，论推翻满清用兵之大战略，又上书忠义军统领王国栋，论武汉地区对抗清军攻守形式之得失，发抒了起义的雄抱。其上黎元洪书，亟言当时起义军固守长江汉水，以老清师之策略为非计，应该上联湖南军下荆州，断敌的右臂，下联九江军，登陆黄州，扼敌的东疆，此为三方环攻却敌之方，而大举进攻之策，则必须联闽粤江浙的水师兵舰，自渤海叩大沽以击其东，联川洛淮泗的陆军，度黄河以击其南，号召晋陕之师，自大同宣化以击其西北，这样四面楚歌之势形成，清室没有不面缚衔璧以投诚的了。其上王国栋书，畅论兵法攻坚则瑕亦坚，攻瑕则坚以瑕的道理，而谓前此上黎都督书不报，终于见到了汉阳失利之事，今日重兵固守龟山青山，为我之坚，蔡甸河窄，守兵不多，敌若来攻，为我之瑕，故分兵自汉水上游渡河攻敌，乃为不可缓之图，两书又有一共同的建议，先生以为新募的士兵，与知识闭塞的民众，都不知道起义军之所谓义是什么？满清祸国殃民的罪恶是什么？这必须随时随地派人广为宣讲（意即宣传），士气才会振奋起来，民心才会向附而助我，此为我最大的疏忽，必须即刻改进。从上面两书的论点看来，虽然当时全国的政情，先生未必全般了解，但以弱冠青年，仅在陆军小学研习两三年，就有这种攻势战略的思想，及宣传为作战先锋的看法，如果没有学养基础，是不会具申这等意见的。这里还有一事值得一说，那就是先生上书黎元洪，虽然没有着落，而另一书却为王国栋所重视，要调他到司令部去当差，先生认为他的建议，乃为大局着想，不是以此为进身的手段，因此谢绝了这位统领的好意，先生的人格，于此也可以窥见其端倪。等到清帝逊位，民国建元的春初，先生深感起义军各将领，思想陈腐，积习太深，而自身又位卑年轻，不能有所建白，就毅然离开忠义军，应友人之约东游徐州，但所谋未能有成，乃藉此机会旅游济南、泰安、曲阜等地，临黄河、登泰山、礼孔圣庙而回至安庆待命。九月陆军小学复课，得以完成其学业。

第二时期：民国十年先生将眷属安顿在南京居住，冬季到达广东，惟所存日记阙失民国八、九、十三年，其行止原委，无从查明，只知到广东后，出任了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某营副营长，营长为邓演达，邓为先生同期同学（邓实际先生为后一期），此行当然是受了邓的邀约，十一年粤军第一师奉命北伐，先生参加五、六两月南雄至赣州间各次战役。十二年一月邓演达升三团团长，先生随升该团中校团副兼第一营营长。是时，总统府明令讨伐陈逆炯明，一月至十一月，先生率所部在西江、东江各地与陈逆部队作战十有余役。在这两年的军旅生活中，先生目击当时军中许多措施，如重赏组织敢死队、死刑处决逃兵，以及友军之纪律废弛、将领生活糜烂、残暴人民、干涉地方行政等等行为，认为都是军人的耻辱，不时发出感叹。经向邓演达多次陈明，决心退出戎马阵营，到十一月得到邓的谅解，允其回去南京休息，这一段经历，该是先生出处的序幕。十三年，总理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邓演达参与筹备，邀先生前往服务，从教育入手，培植新生干部，改革军队恶习，建立革命新基，是先生一向的主张，因此欣然就道。三月到广州，任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五月开学，任战术教官，八月调兼学生队总队长，十一月杪，一期学生毕业，先生率领二期学生各队移驻广州市北校场，称为分校，校务由先生总揽，但开课之后，行政方面对于教委之配合，诸多棘手，先生觉得难以发挥教育功能，时萌去志，卒于十四年一月以料理私事为由，请假回南京了。回到私寓，即订定潜心做学问计划，颇有不再出任公职之意图。及至二、三月间，听到了党军东征与东江战事消息，先生却以未能献身此一战役，深深感到不安，然又不欲立即中辍其正在草拟“道学宣言”之写作课程，心情非常彷徨，旋以校长蒋公、党代表廖仲恺先生迭致函电驰召先生，乃摒挡再至广州，时第一次东征战事已告结束。六月，先生奉命仍任学生队总队长，时二、三期学生均在施教，九月，二期学生毕业，十五年一月，三期学生毕业。是月，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四期学生在校，调先生为训练部主任，五月，调任教授部主任，六月，调任北伐总司令部训练处长，先生从事之军校教育任务，终止于此。纵观先生施教态度与教授方法，平实而专一，诚笃而谨严，每日先学生而起，与学生生活打成一片，充分发挥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的精神，尤以在操场上，观察极其周详，于收操时，讲评其得失，善则奖许之，遇有错误，必反复指陈训诫，或示范要求其改正。官长、学生亦有苦其训导过严而繁者。我在二、三期时，任总队部教育副官，偶尔反映此情于先生，先生说：“矫正受教者的错误，是师道的圣神责任，知其失而不言，言而不透辟，即有失我的职责，他们久后，自然会体会到我这点苦口婆心不是误人子弟的。”到了晚上，先生总是后学生而就寝，一以准备课业，一以做些自己的功课，到了周末，更是繁忙。盖军校课程，有全期计划，有每周预定之进度，这预定表，先生总是饬我先拟初稿，呈阅时，必指出某处没有针对上周的得失，某处不合典范令的规定，某处违背了战术的原则，命照其指示重拟，然后作最后的核定，因是一表之成，常在夜深或星期日上午。此是先生对我个人的督教，既纯挚，又殷切，从不觉有厌倦意态。至于先生律己之严格，生活之俭朴，处事之正直，在学生之心目中，不期然建立了最崇高人格的偶像，故其所发生潜移默化影响，亦至深远。十五年六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先生东调为总司令部训练处长，八月，兼任补充师师长，积极补训新兵，十一月开拔至韶关，转入江西，加入北伐军行列，十二月到达赣州，先生间道至南昌晋谒总司令蒋公，请示机宜。其时，补充师番号改为二十一师，战斗系列隶属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之一，东路军总司令为何应钦将军，前敌总指挥为白崇禧将军。十六年一月，二十一师全部进抵浙江衢州，担任中路作战任务，一月二十九日进击洋埠游埠孙传芳所属孟昭月部敌人，展开序幕之战，二月三日攻入严州，十三日进至浪石埠，敌人在此处部署重兵，顽强抵抗，激战至十四日晚上，终于把他们击溃，至是敌人之实力与士气，摧毁不可收拾，节节败退，我军乘胜追击，十九日进占杭州，二十三日进占嘉兴，随向左翼进展，三月十八日攻入吴江，二十一日攻占苏州，除吴江一役外，其余各地，均无激战。四月七日全师集中南京，待命向江北推进，浪石埠之役，二十一师虽赢了一场光荣大胜利，但官兵的伤亡，却极惨重，先生看到阵亡枕藉，以及受伤呻吟的官兵，一如在广东作战时不时发出感伤的叹息，又在其日记中记有某役料敌未当，某地用兵欠稳许多自责语，流露着战阵之事，非其所长的感想。加之军校一至四期学生，以其时容共政策之故，就羼有共产党员在里面，且在学校中发展其组织，故北伐军各部队中，都有他们的人充任各级干部。南京光复之后，宁汉分裂，中央厉行清党，此时，“二十一师掩护共产党徒”之谣言，颇在外间流传，先生以为罔顾事实，听了非常灰心，基于这两重因素，先生下了坚定的决心，自此摆脱军旅生活，即一再恳切向总司令蒋公辞去二十一师师长，于四月十一日移交该师六十三团陈诚团长代理。先生卸职后，回到杭州休息，并督率办理结束事务的部属做了两椿事情。先生一生公私分明，廉洁清介，二十一师在补训期间，就明令在师、团、连部中组织经理委员会，规定遴选下级干部及士兵参加，定期审核清结帐目，公布收支，务使各单位的官兵，都知道经费使用情形，军队有审查经费組织之设置，当以二十一师为嚆矢。先生既对经费公开如此重视，故其师长任内之移交，实做到丝亮不差，我在二十一师出发时，由连长调任为经理处长，移交任务，由我负责，这笔移交帐目数字，至令还保留着，除拨出作为建筑阵亡将士公墓之经费外，计有现金银洋四万六千元，中央大洋券三万六千元，三省通用券四万元、国库券五万七千六百元，全移交后任接收了，此是一事，其次在西湖南高峰半山建筑一座阵亡将士墓，在战事开始之时，先生曾规定要掩埋阵亡官兵的遗体，并在掩埋处树立标记，记明死者职称姓名，在建墓时，命我派员到江浙各战场蒐集火化，运其骨灰窆封墓窟中，墓上建一纪念塔，颇为雄峻，计运回之骨灰约二百余具，安葬时先生颇以为慰，惟死事者实不止此数，以未及掩埋或未立标记，无法指认，先生轸念他们，表示非常遗憾。纪念塔后建有楼房，中陈列有姓名官兵之灵位，及若干官长之相片(其中职位最高者为营长赵敬统，军校一期学生，河南人)，此又是一事。于此一事之处理，可以看到先生实事求是之精神。总之，先生治军，有其基本原则，民前一年先生自陆军小学假归时日记有载，“父语予，用兵之道，奇正相生，权诈百出，非尔所长，参议得失，论辩是非，从事于文墨之场，尔庶能之。 予日，机谋受诈，固非予之所长，然居已以恭，抚众以义，行事以敬，对敌以诚，此予所愿学也。诈而成功者固有之，诚而偾事者，未之见也。”先生此处所说之诚，盖即认真不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意。及至率师北伐，则倾其全力以发扬革命精神，自广州出征时，曾提出“官长士兵化，士兵民众化，民众革命化”口号，作为二十一师实践国民革命之官兵守则，不仅要求军队纪律严明，与民众相结合，同时也宣导民众接受革命之号召，与国民革命军融成一体，故二十一师所到之处，军誉雀起，倍受民众之拥戴与协助，得以先声夺人之势，瓦解了敌人士气，至于视官兵如子弟，与官兵同甘苦，乃是先生的习性，临阵时，广搜情报，详谘幕僚，洞察敌军之企图，然后定谋而动，动则必以勇决之进取心，坚苦之持久力，以达成其预定之战果，则又是先生的军事素养。先生统御军旅，虽短短不足一年，却已为北伐战史写下辉煌之一页，尤可贵者，先生当年改革军队之理想抱负，均能躬自一一付诸实施，还有曾受先生陶冶的学生，遍布于国民革命军各部队中，多不负先生在军校时之教导，使百万雄师，蔚成有新生命之革命武力，此在先生第二期出处事功中，最为重要最值称颂之史页。

第三时期: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日寇进犯芦沟桥，举国动员的抗日大战，随即展开，十月委员长蒋公电召先生赴国难，先生慨然放弃其十年来入山惟恐不深之做学问生涯，束装入京，面陈方略，又至苏州前线，访问慰劳各高级指挥将领，并提供作战意见。十一月，委员长命先生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先生赴难，原拟本其所学，参赞军事机宜，地方行政，雅非所愿就，但辞不获准，遂回鄂，于是月二十九日接长民政厅长，二十七年七月省政府改组，先生以民政厅厅长代行主席职务，时寇犯日深，先生于机关学校之迁移，公物器材之转运、都市民众之疏散，外来难民之安置，以及地方应战应变之方案，端绪纷纭，一一规划，付之实施，到了武汉撤退前夕(十月二十五日)，始乘轮西上，驻宜昌，设行署，布置未来战局各种因应时宜，抚辑流亡，抢救青年，抢救物资，再迁省属各机关于恩施，力惫形痛，至废寝食，先生体气素弱，而繁剧日增，深感难以胜此重任，十二月至陪都重庆，呈请辞职，当被慰留，二十八年一月，中央明令派先生代理省主席。 五月，先生再至重庆，与有关方面洽商省府局部改组人事，定案后，改兼建设厅长，终以常驻宜昌，厅长职务，再请准另行派员代理。十月至衡山，出席军事会议，会后至桂林考察广西省政。二十八年至次年五月之间，先生除坐镇宜昌处理日常政务外，并数度至恩施督导所属工作，又乘间更番出巡鄂中、鄂北各县市，视察训练民众御寇之实况，解决当地已发生或势将形成之问题，加强军民之联系，更竭力之所能抢运鄂中粮食、棉花。二十九六月，宣昌陷敌，先生随部队西撤，移行署至巴东办公。至是忧伤劳瘁，益感体力不给，再三恳切请辞本代各职，八月邀准。九月交由陈诚主席接任，惟仍留任省府委员，于三十年三月迁家宣恩时，并受命兼督县境内垦殖事 三十一年五月膺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地方行政工作乃得全部解除。陈故副总统辞修先生著有石叟丛书一书，其“我与湖北”回忆一章中，记有“严立三先生代主省政”一节，兹摘录数段，以见先生在这一时期之功业与立身处事之态度。其言曰:“严先生是湖北麻城人，其悲天悯人之怀，固未嘗有疆界之限，然敬恭桑梓，古有明训，以严先生之久无宦情，终于再度出膺湖北民政者，盖欲尽其悲悯之怀于乡邦耳。”又说“立三先生主持这两年多的省政，正在大局极端动荡不安的时候，湖北位居全国腹心，各方震动的幅度，莫不牵系于此，此一地如应付乖方，其影响于大局之深重，是可想而知的，而立三先生能处危若定，措置裕如，以故，万千的生命，得获保全，无数物资，得免资敌，历年收藏的图书仪器，得免散失，因为图书仪器的保存，使省府迁至鄂西崇山之中，教育文化事业，仍持续于不坠，即此一事，立三先生对于民族的贡献，已足不朽矣。”又说: “再则立三先生的廉介清操，可谓并世无两……，他代行主席职务逾两年，主席的特别办公费应当归他领用，是天公地道的事，但他不要，等我回主省政的时候，他全数移交给我，我既没有在省实际办公，自无领用此款之理，请他收回，他执意不肯，后来想出一个解决办法，即将此款存入银行，作奖助本省清寒学生之用，由他给这项存款立了个户头，叫‘惠廉有道’，盖取孟子‘可以取，可以勿取’、‘可以予，可以勿予’之义，立三先生于取予之际 ，大抵可以作如是观。所以立三先生一生，不但谈不到余财余帛，简直过的是清苦不堪的生活，综观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苦死的”。又说 “立三先生立身行已如此，绝无半点矫饰，待人则一片纯诚，苦口婆心 ，必欲人人为圣为贤而后已，当然立三先生不能不有所失望，但其人格潜移默化之功，不会是全无收获的，我个人虽不尽赞同他的想法，但于束身自爱方面，未尝不是受他人格方面的影响，……我觉得立三先生如能久其任的话，人心是会转移的，风气是会丕变的，以人心风气的转变为基础，再致力推行省政，必有更宏远的建树，应属不成问题，不过君子易退而难进，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仅仅在两年多的一点时间内，他已三番五次的求去。 有一次来信说: “所以致我狼狈如此者，无非眼见一部痛苦无告之人民，没法找生路，良心总难自安，这是我受的最高压力。“这种心情，我非常了解，大抵济世之念越深，责任之心越重，而济世救民，非可咄嗟可办之事，见有一夫一妇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纳之沟中’，因为难得心之所安，所以只有求去了。至二十九年八月，我来他去的时机已然成熟，终于达成了他求去的初衷。”辞修先生这几段话，说得非常扼要而真实，爰为录载，藉以说明先生主持省政时之政绩及其高尚之人格。

隐居读书

民国十六年十月，先生出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十一月父宜焕公逝世，十二月辞职，携眷回武昌奔丧。 十七年四月，出任湖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兼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先生以为民政首在推行地方自治，因计划划县为若干区，设区长，负训练人民实行自治之责，并先设训政讲习班，考选英才，躬自教导，俾成为区长候选人才，但格于客观事势，其计划未及施行，即十一月辞职赴庐山休养。先生于此两次职务之就与否，均经过深长之考虑，终以前者，正北伐军事进行之际，后者在为桑梓服务，不得已应命而出 惟此两职，尤其后音， 不仅不能展布先生之抱负，反而促成了先生隐居不仕之决心。 庐山山南太乙峰下，建有太乙村，住户十数自成村落，先生友人熊侨居其间，先生上山，熊君留客先生，先生喜其地与山北嚣境隔绝，托熊君代为经营，筑室于其比邻，十八年九月落成，迁入，取无逸豫意，颜其室曰劬园，独居治学， 饮食之炊爨，薪水之樵汲，蔬圃之培灌，衣服之洗濯，皆躬任之，怡然自得其乐，自是或终岁山居，或年一度两度回武昌寓与家人聚首以为常。其间二十年三月，曾访友上海，九月遂至杭州，巡视所筑阵亡将士墓。至桐庐，登严子陵钓台。至绍兴，游兰亭、禹陵、阳明洞。至余姚，游王阳明故里。经宁波，游普陀山定海，再经宁波、杭州，于十一月回至上海度岁。二十一年一二八事变后，西归庐山， 二十四年，先生以庐山山南及星子县，军事委员会兴办各种训练，友人乘便造访者多，苦于款接，妨研读，且为其眷属永久居住计，筑宅于武昌义庄，亲督工役，是岁未赴劬园，二十五年仍留武昌。 黄河上游为我国文化发源之地，观览其形胜， 考察其古蹟，为先生多年之心愿，是岁十月，筹得旅费就道，自汉口经郑州至开封，复西行至洛阳，至偃师登封、登嵩山。至西安，登终南山；至咸阳，游周文王、武王、太公诸陵墓，自潼关渡河至永济，游夷齐庙，娥皇女英墓，欲谒尧舜二陵，不果。东还至华阴、登华山，经徐州至南京，旅行共一月又五日。旅途中，先生一本其生活刻苦素习，携简单之行李(自称以己身所能胜任者为度)，住湫陋之客栈，食粗粝之伙食，洒然不以为苦。所著旅行日记，于抵达南京之日有云:“夜半抵首都，投宿下关小客栈，近日周身癢渐剧，解衣视之，虮虱成群，往时游览奔走甚劳，故不觉之耳 ”此数语足以概见其生活之一斑，至其内心之感受，则于日记弁言末段中见之，其言曰“华北冀鲁两省，少时经历有年、秦晋豫西，本虞复商周汉唐发祥所在，古迹足资凭吊者多，而生平未尝身历其境，每一念及，怅怅何如，况今日寇焰匪氛交汇于此，前途何敢预言，是以排除万难而为此行，向慕之忱，诀别之痛，兼而有之，兼而尽之，此固不足为不知者道也。”民族国家遭遇之危难，先生已预测其即将到临，故不觉其言之沉痛。 现在要回述一下先生在此一时期中之治学情形，先生于十八年遁蹟劬园，冬季写成大学辨宗一书，以后岁月，即专心研读，未尝有著述，其读书范围，除史学外，大都以哲理为中心，自古籍以及近人著作译述无不探究，据日记所载， 读书年自二十余种至五十余种不等，书籍多托友人自城市购寄。 西湖阵亡将士墓落成时，中华书局正发售四部备要

预约，余曾以建筑余款购置一部，原拟藏之墓楼中，供同袍休假居住该处时阅读，亦先生之旨意，其后深感无人保管，函得先生同意，改寄劬园，先生于二十一年收到第一部，及二十三年全部收讫该书时，日记中均表示极为忻慰。先生入山之初，友好有责其消极逃避现实者，生生答谓:“治军从政，曾经过实验，均非我之所长，做学问则立志始自幼年，倘为学有成，从学术上开辟一条人生可行之大道，不能说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没有贡献，惟轻率操觚，是我深戒，所以要闭户专心再读几年书， 以期深造。”惜写作尚未开始，抗战军兴，东南各省逐次沦陷，劬园毁于兵灾，存书荡然散失，此为先生最痛心之事。 二十九年先生交卸兼任省主席，即于次年三月移家宣恩长潭河，息劳养病，恢复读书生活。三十一年膺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至重庆出席会议，会后于十月至成都，寓省立图书馆中，整集资料，十二月初住灌县友人家，开始属草礼记大学篇考释及大学释义两书，三十二年三月回成都，仍寓图书馆，改正两书稿本，五月脱稿付印，两书合约十余万言，为先生最巨之著作，亦为先生最后之著作。先生以此书授颜逍鹏兄及余，均于其扉页手示附注曰:“游川经年，偶将大学问题详述一通，唯率尔成篇，将来当须修正，因便印少许，寄供友人评议，衰病日侵，此久被人轻蔑遗忘之问题，未知能及身得有能论定者否耶？” 又先生草成大学辨宗一书，其后跋有语云: “末学譁众，素所深恨，尤而效之，非所敢为。”其立言之旨趣与执笔之虚衷，均尽于此数语中矣。

为学及其学术之造诣

先生少年，即已立志以困知勉行工夫，做圣贤的学问，夙夜孜孜 ，修持向道，未尝稍萌懈怠之念，及至弱冠，自订体例写日记，日常生活外，特别着实用力于读书心得、疑惑，与言过失三事，尤以过失一门，不论已发生，或萌念尚未发生之意态，必详实记载，月终检讨，年终总反省，自誓: “务行之以恒， 以为入德之门。 ”又嘗订治心、 治身规约十二条，写在手册上，誌日: “犯者，以磁针刺无名指，塗血于册为记。 ”隔日，隔数日检视，册血殷然，则必痛自洗涤创艾，至不复犯而后止。民国四年日记有一则云: “妄念起时，立即祛之，亦遽消灭，始信工夫当用在动念以前，觉而止之次也，成而后悔无及矣。”是年又记曰:“近来取刘戢山讼过法略加损益，行之颇有效。 是则先生这时候的工力，已到了陈白沙所谓“才觉病，便是药”的境界，而其年不过二十有四，进德之猛，虽昔贤也不多让了。先生另一为学方法为静坐祈祷，当二十岁与友人论学，就务膺阳明学说，二十五岁复与友人论如何去致良知，则以居敬、静坐、祈祷为手法，静坐有无方式，未见明载，祈祷方式，记有“恭默虔祝； 忏悔自己，乃至一切众生之罪愆。”并云:“ 如此，庶予心亦可少目慰解，亦即存诚之道，知止之方，求仁之术矣。”以上所言写日记反省检讨、磁针痛砭过失，祈祷静坐以求致良知，都是做学问的人极其严格刻苦的工夫，而先生在其二十上下年龄，就能发心体认，行之有成，此不是有非常造诣之非常人而何? 其次，求友切磋砥砺，亦为先生所不放松的，惟先生择友极慎，在陆军小学时，心性之交，不过二，三人，课余时候，经常与之讲学论道，交观日记以相诫勉，及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后，交游渐广，相与倡结社之议，民国六年组成学会，初命名道一会，后改为为道学会，租用军校旁边江苏义团为会址，假日定时集会，据载集会时，歌诗习礼，焚香读书，互举所见，慎恩明辨，期以笃行。民国七年保定五期军官生毕业，犹定春秋二季异地礼拜日期，各订誓愿，函寄交换观摩，以发挥其攻错精神，不过后来，先生时有责叹诸友不能力学的话，迄十五年十二月竞谓诸友昏惰不可救药，宣告与学会脱离关系，管宁与华歆割席，先生必有见微知著之深感，不得已而为之者。

先生为学，其最高鹄的，为做到一个诚字，亦终其身未尝斯须离开这个诚字，就其见于明礼达用之行为而言，在成己方面，为慎独，为不自欺；在成物方面，不论待人、接物、主持教育、处理公私事务，甚至如前文所说的，临敌作战，都是以诚字为出发点，以求达成其指向之标的。 其二，为严义利之辨。 十七岁时某日日记载: “与尧佐先生谈，先生语涉好利，予不悦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先生不察此，则小子何述焉。”故先生一生，对于公私的界限，取与的分际，看得十分认真，绝不丝毫放过，前文所举二十一师的移交，湖北省政府的公费处理，都是最好的例证。其三，为克制物欲，先生认为做学问的人，妄起一分欲念，即损失一分善念，由欲念而形成行为，由行为浸染而为习性，自会养成深痼之病根，而无以自拔，先生吸纸烟，尝举以为例，谓痛戒之不知若干次，而卒不能根绝，吸烟应为小过，若大恶丛过亦复如此，最终必有夺其宫而坠诸渊之一日，故不可不惧。 再者，先生本悲天悯人之襟抱，发为淑世救人之宏愿，居恒感叹世风剧变，人欲横流，谓诱惑陷溺，固事属多端，而居上位领导群伦之辈，不能正己率物，负转移风气的贵任，亦为其主要原因，故常发奋效法大禹墨翟之俭德苦行，而其实践，则自食住行之日常生活做起。就我所知，先生除服役军事，及服务政府机关乘用公家车马外，私人行动， 只要体力可以胜任 ，总是徒步的，隐居庐山劬园时，自太乙村来往牯岭 怙岭上下莲花洞，从不雇乗肩舆 。湖北省政府西迁到了恩施，尚留有一部汽车，先生也把它拨交给公路局作为公用；住在庐山的劬园、武昌的半亩园，均极其简陋，仅足以蔽风雨，衣食方面，正如朱晦庵辨天理与人欲之别所说:“衣食其温饱，谓之天理，若求其美味华采，便是人欲。”这是先生毕生遵守不渝的规约。 民国七年日记有言: “立志刻苦终身，戒御美食华服。”道学宣言亦载: “吾人胼手胝足，恶衣菲食，以实际生活于农工苦役之生涯为本图。”先生体弱多病，中年即归道山，知先生者，无不异口同辞，谓先生不知重视营养的科学道理，自奉过于菲薄，致损健康而殒其天年。至于货财、声色、博弈、耽乐等等行为，先生均视之为人生罪恶，避之如毒蛇猛兽，惟恐不远。惟先生在军校任教仅两年，总领师干，不足一年，护理省府，约两年又十阅月，又当军书旁午，政府播迁、人民流离之际，虽有率以正，拯其蔽之夙愿、终以无法形成一世之风尚，以挽回已坠之颓习，这是深可惋惜的，然先生所至之处，仍具有如唐杨绾为相，郭子仪为之减声乐之风裁，同僚中人，往往敬惮之，学生部属，直接受其感化力，颇能发生风偃于下之影响。上文陈辞修先生对先生之评介，已有论及 总之，先生之德量品度，实由苦学造诣，战兢临履积累而成，宜有专文叙述其详。兹仅举存诚，辨义利，克制物欲三目而为之揭橥者，乃以见其本，见其大而已。

先生当满清末造，目睹外侮日亟，国势日蹙，清政日益腐败种种痛心现状，懔子国亡之无日，在十七岁时即慨然投笔从戒，其爱国救国沸腾之热血，时于日记中沉痛流露。 民前一年日记载: “与祖母说当时国势，予誓日，报国救民，孙惟一死而已，祖母斥妄，陈大义婉告之。”举此一则，以概其余。 故先生为达成其致用的目的，对军学本身功课，研习极为勤勉，自陆军小学以迄保定军校毕业，考试无不名列前茅。 但其志于道之基本学问，课业余暇，固亦未尝片刻荒疏，除深究最勤之孔盂荀墨老庄诸书之外，且扩大其领域及于佛经、圣经、可兰经等宗教典籍，例假日，必至佛寺、 清真寺、道院、教堂听讲请益。在交通教练所及无线电讲习所时，又日至北京大学旁听，盖先生做学问之标的，民国二年即已有所确定。是年一则日记云: “近觉历代大儒朱程陆王各有所蔽，周秦诸子及各家宗教，皆有所偏，今世衰道微，学术庞杂，予何取乎。 此参同、考异、穷本、致用八字，当奉之以为学的也。参同者，参证宋儒及近代诸儒之所以同于儒。考异者，考究各国宗教及诸子百家之所以异于儒；穷本者，穷究五经四子之精微，以明道之本原。 致用者，推而致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我以为先生到了保定军校毕业后与无线电讲习所肄业期间，对于我国文化之源流与特征，及其博大精深之要义，已能融会贯通，灼然有见，学术思想，亦已逐渐成熟，在其著作中，已可窥见其独特之见解。先生所著书，有道学宣言，初稿写于民国七年保定军校道学会成立时，改订于民国十四年三月。民国四年五月，初悟大学篇章有误，十八年作大学辨宗。三十二年作礼记大学篇考释，及其简易篇大学释义。惟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谈，作于何时，未有记载，意者，先生日记阙失民国八、九、十三年，而此时期，正其为学甚勤，甚专之阶段，成此第一篇著作，为时或不失之太远，而先生之学术思想，多详论于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谈及道学宣言两文中，即大学辨宗、礼记大学之考释，虽为研读大学之专著，而先生之一贯学说，于此两书中，更有详明之阐发。兹特简介其基本大义，以备读者有一初步概念。自维浅陋，于先生之学，识无万一，不敢妄加解说，下所列举，悉本原文。窃认先生学术纲领，为: 原一，合二，贯三，变通之谓道，偏执之谓方，离方术亦无道术，故曰无乎不在，离道术则方术尚何所存，故口皆原于一，一者，彻内彻外，彻始彻终，默识心通，莫容拟议，盖名言之极究，道术之本宗也，此之谓原一。道存乎人，人成乎事，自天人以至于名理，由物养以溯于精神，内外精粗，本末一致，广之旷世，近之一身，固阶段似别为三，而体用不离乎二，此之谓合二。 人事代谢，惟迹为存，继往开来，学者是赖，数度诗礼百家之言，固先后以遗存，而史志经传论著之文，迄末世而同时并列。史本守礼，经传兴，性学盛，而礼制愈明；子固别经，众论起，玄学昌，而性理益畅，故百家作，三宗全，而中交学术，始可谓灿然大备矣，达者溯其源流而汇通之，恶见其往而不合，要在乎有以见乎古人之大体，而明乎内外之分，至一之原耳，此之谓贯三。”又曰:“道术之科目有三:曰玄、曰性、曰礼。 玄宗无名，性宗尽己，礼宗从宜，三者虽殊，其义一贯。 故吾人之行也，践礼为实，率性为功，通玄为极;；吾人之学也，应物存心，忘心入妙，审美释善而归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曰:“吾先哲一脉相传，皆主性宗，求仁之旨，尽己推己，人我一体，心物两忘，上以贯乎玄，则与化为体，下以贯乎礼，则时务之宜，必性宗之学明，相率于强恕存诚，成己成物，庶足以自立而进于大同之化。”又曰: “古之一统类，贯天人，赅内外，裁众说，以明道术之无乎不在者。玄、性、礼三宗之义尽之，是犹首、躯，四体以成一人之身，而不可分离者也。 是故礼者体也，性者生也，玄者，神之深微而莫测者也。礼言美，性言善，玄言真，尽美以尽善，尽善以尽真，其致一也，”其论中国历史之演进: 分君后、世卿、师儒，庶民四期，以为道统王权，是一非二。 道在君后，即政在君后，如神农轩辕，神明首出，制作教民是也，道在世卿，即政在世卿，如夏商以后，官世其学，政出公卿是也，周室东迁，官失学散，道在师儒，孔子修订六经，垂为宪典，为二千余年时主所不敢叛，则政在师儒矣，今也学期普及，道在庶民，政由群主，继周百世之运已终，万代太平之基重启，故吾国一部历史，为道统承继史，即王权进化史，亦即知识范围扩大史。惟改制不改道，制可因时而立，道则恒古常新。而以孔子为师需时代受命立治之王，国父为庶民时代受命之祖。从上述之历史观，可以看得出先生是自学术与历史之渊源，印证其对于三民主义深至之认识，故毕生以明道、革命、救国、救民为己任，艰贞卓绝，历久不渝，自非泛泛信仰之辈所可同日而论。

病逝时情形

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先生至恩施，为青年团湖北支团监察会监誓，二十一日回宣恩，此数日内，集会、讲演、接见友好及省府旧日同事、处理公私有关事务，日夜不得宁息，当其行时，神形似极疲惫，到家未久，即患重感冒，日记绝笔于二十六日，证明次日病情已趋恶化，驻宣恩，省立医院院长、医生更番前往诊治，断定并发之症为肺炎、肋膜炎、中经胃炎，最后加上肾脏炎，至是医生感到束手。 在此一月中，先生每于病况略减时，即促医生回恩施，力言不可以他一人之病，迟误多数人之医疗，医院方面，自然不同意，因此，先生决定住医院。于四月二十七日到恩施，然已无可挽救了。二十八日，先生示意要写字，亲友为安排纸墨扶他执笔，在两目直视，汗流气促情势之下写了“近来”二字即不能再写，手持纸翻转数次，亲友察知其意，另换一纸，力疾写下“有罪要火葬”五字，“罪”字“葬”字均模糊不甚清晰，亲友劝其不必再写，才掷笔望榻前亲友含含糊糊说了儿句话，但舌根已僵，不知所作何语。午夜，夫人与其世兄赶到，先生又写了 “宣合事"及以下几个不能认识的字，随即进入弥留，延至四月三十日上午七时二十分，溘然与世长辞 当时随侍左右的亲友，推想先生所书遗意， 其第一只近来二字，仍对时事有所表示，因先生在病中，仍时时探问战况及苏联关系消息；第二纸遗命火葬，此为先生平日主张，知者颇多，至何以说有罪？共认是先生苦心之所在， 先生深知殁于此时此地，政府、友好必决定由公家为之治丧，不以个人私事，耗费一文公帑，乃先生做人根本精神，现虽口不能言，手不能书，仍欲勉强挣扎表达其意志，以贯彻其精神到最后一刻，先生之意是说: 国家正在艰危时，我对国家亦无贡献 切不可由政府为我治丧厚葬，此看法自属正确。再就余之观察，忏罪为宗教家修业功夫，先生博究各家宗教家哲理，故亦深契宗教家精神，观其平时于境遇有拂逆，言行有差错时，辄以不期吐露有罪二字话头。再者，先生治学终身，庐山苦读十年， 思以学术贡献于天下后世之素志，固始终不渝，但其前一年发愤著述之礼记大学篇考释一书，并未定稿，其他计划，至是更成虚愿；又其时抗战犹在激烈进行，而自身已不复能为此神圣民族大战再尽一分心力，故病中不时发出 “尚有理想工作未完成，责任未尽”一类之感叹语，其所谓罪，殆皆指此种种方面而言。 先生遥承儒家道统坠绪，死生之际，湛然不惑之神明，实涵有许多学力、许多苦志、许多真情之深至素养在其中，谨为仲述之如此。

（原载台湾《湖北文献》）

作者袁守谦，字企止，湖南长沙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曾随由严重(立三)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参加北伐战争。 抗战期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1949年去台湾，历任国防部上将部长， “总统府” 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