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民族考古学的一代大家， 汪宁生先生自上世

纪六十年代在云南开始从事民族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足迹踏遍云南山山水水，对云南地区崖画、西南民族考古、文化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诸多方面的议题都有精深考释与探讨。 尤

其是以田野调查所得的民族志材料、 考古材料比勘文献材料载

记，拓展了中国现代古史学研究新视野，奠定了其在民族考古学

领域开新立基的宗师地位。著名民族史家、云南大学教授林超民

在汪先生去世吊唁挽联中写到：“创民族考古为天下法著作宏富

语惊四方，育边疆英才成百世师音塵貌远矩范长昭。 ”历经半个

多世纪的笔耕不辍，汪先生相继出版了《云南考古》《古俗新研》

《民族考古学论集》《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中国西南民

族文化与历史》《铜鼓与南方民族》《文化人类学论集》 等一系列

著作，并翻译完成利普斯《事物的起源》一书。 2013 年 12 月，学

苑出版社将汪先生之前的论著、文章汇编结集，以《汪宁生集》为

名出版，可谓是对其一生学术研究成果的汇总。对于汪先生所留

下的这笔丰厚的学术遗产，学界虽有零散文章论及于此，但未见

相关研究专著问世。 让人欣慰的是，近来由彭洪俊先生编著《汪

宁生先生学术年谱》（民族出版社， 2019 年 2 月）的出版，汇聚详

实的资料，填补了此一研究空白，为我们了解汪先生曲折的学思历程提供了诸多借鉴。

在《汪宁生先生学术年谱》开篇的“说明与凡例”中，作者对撰写汪宁生先生之年谱的宗旨目的及遵循的

体例格式有详尽的介绍。 该年谱之编撰，意在对汪先生之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撮要钩玄，阐释大旨，以明先生

学问之博大精深；并如何记录学界对先生学术的推介与论争，以见先生治学之成绩与影响。 ”作者在材料上

的取舍抉择较为审慎，以《汪宁生集》作为辑录剪裁之主要来源史料，征引他人文字或采择未刊书札编入年

谱，“皆以反映汪先生治学历程、学术思想及取得成就为主，重要文章全文收录，次要者节录关键文字，或仅作

概述”。 就其主体内容来看，共分三部分：学术年谱、谱后、附录。 学术年谱是该书主体部分，作者对谱主从

1930 年庚午年出生至 2014 年甲午年逝世共 84 年的人生历程和学思业绩进行了详实缜密的考订。 谱后主要

摘录汪先生过世后学界学人的悼念性文字及学人表彰其学术成就与贡献的相关代表性文字。 附录部分所收

文字都是不太适合直接剪裁进入年谱的材料，但这些材料又颇能体现汪先生之学术贡献，因此不得不收录并

加以注解。 附录主要收入《汪宁生先生小传五种》和汪先生逝世的讣告、哀挽录（包括挽联、挽诗、唁电等），并

对《汪宁生集》所收论著目录和未收入进去的文章目录进行了存目，以备研究者查阅。

通读《汪宁生先生学术年谱》，凡 23 万言，择其要者而论，其编撰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突出特色。 其一，该

年谱之出版为首部研究汪宁生先生学术成就的专著，开其端绪之功尤值表出。 年谱之编撰，并非仅仅是单列

其行事，显其一生重要事功或学术成就即毕，它需要作者静心沉气的对谱主之精神境遇、学术著述、社会背景

环境等诸多方面有心知其意的通透认知，于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到对谱主学问价值的“同情之了解”。 作者

在阅读汪先生著作的过程中，深感当今学界“对待先生似乎过于淡漠”，故沉潜用功，日夜文字劳作，甚至通宵

达旦，“纂辑先生治学历程及学术成就的相关资料”，使学界做到对汪先生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民族考古学

史上的地位有真切之认知与评价。

其二，年谱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作者以客观平情之立场，对汪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田野调查活动过程

( 下转封三 )

（上接封二）

做到如实凸显。 1980 年，由顾颉刚先生题签书名的《云南考古》出版，该书将云南地区新发现考古材料与古代

金石材料进行汇集整理，秉持“从材料出发，尽力避免空洞议论”的治学标的，对每件器物或者每种文化的发

现意义及能说明什么问题进行阐释， 力求将云南地区上迄远古下至南诏—大理时期物质文化遗存发展变化

过程予以总结。 对此书，学界学人评述甚多。 作者摘录黄展岳、李惠铨诸先生之关键性的评介文字，以见学界

对汪先生该成果之称许。 1989 年由文物出版社结集出版《民族考古学论集》一书，是汪先生以民族志材料、考

古材料类比来考订古史研究的典范之作。 书中所收《基诺族的“长房”》是汪先生在长期田野调查中结合实际

考察材料而精心结撰而成，先生认为基诺族在其社会发展形态中存在“每一座长房便是一个父系氏族”的历

史现象，此文所得之结论引起学界同仁之不同看法，作者对此商榷文章之摘录，以实录之态度存之，以见学界

对此问题之不同的学术论辩。如何定义民族考古学这门学科，牵扯到的重要节点是如何理解民族学和考古学

之间的关系。 对于汪先生在民族考古学领域的类比研究，学界同仁有持不同看法者，作者在年谱编撰过程中

据实收入，足见汪先生学术之影响。

年谱对汪先生一生严谨艰苦的治学奉献精神的显现让人无比动容。就其一生学思经历来看，汪先生治学

始终持守并践行 “惟陈言之务去，发前人之所未发”之学术精神，辗转云南各地多年，风餐露宿，“为寻崖画，

在沧源露宿荒山；为访彝家，在巧家险坠大江”，但数载之田野调查，“得以遨游西南大地，饱览奇异景色，接触

不同文化；若获新鲜材料，破解疑团，更有无限乐趣在 ! ”年谱之中，多次呈现汪先生身临田野之景象，让人读

后，肃然起敬。

其三，年谱取材扎实缜密，系年精确无误，以详实的书信、日记材料对汪先生与海内外学界同仁的交谊多

有呈现。 掌握材料的多寡，颇能体现出编撰者之学术基本功。 要呈现出谱主学术思想之细密，人生经历之丰

富，做到对谱主一生具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性史实活动的勾勒，对编撰者来说，就需要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尽可

能去搜罗与谱主生平相关的蛛丝马迹的线索，做到对材料之竭泽而渔。 在广泛占有和扩充新材料的基础上，

编撰者亦需要具备精湛的考证功底，对谱主所生活的时代历史背景有通透的了解，对谱主之行年活动做到如

数家珍，在通过其重要的论著、学术论争展示其学行的基础上，还应注重与谱主有交谊的亲朋师友、故旧门人

等社会交际网络，留心谱主与社会、时代学术思潮之离合关系。作者在汪先生学术年谱的撰写过程中，在材料

搜罗及爬梳整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作者对汪先生家属进行访谈，获得汪先生早岁抄录的卡片和札记纲要影

印件，并通过同事帮忙获得汪先生许多珍贵的照片和信函影印件。此外，无论是相关公开的介绍性文字、回忆

性文字，还是考古游学之日记，作者都花费相当心思进行精当的铺排和史料上的裁剪，准确的通过系年编排，

对汪先生早年家庭生活、求学之路、学术交游、学术成就等各个方面内容做到详实的阐发和探讨。附录部分材

料的采撷取舍有法。 在该谱结尾部分，作者辑录的相关史料颇能印证谱主学术思想之流变，又可补年谱正文

之缺。 一方面更能全面客观的呈现谱主一生行事之迹的全面详尽和精确，另一方面又能使读者有所参照，为

学界研究汪先生之学术成就提供相关素材。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汪先生治学路向之形成，既有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云南参与民族调查之机缘，亦

深受顾颉刚《史林杂识》之影响，还有广泛涉猎国外人类学著作，不时向潘光旦、林耀华等诸先生请教之经历。

不凡的实践与读书之思想经历，使他在 1965 年“开始确立搜集和利用民族学资料研究考古学及中国古史的

治学方向”。 汪先生曾写作《多所见闻 以证古史—— — 记顾颉刚先生对我启迪和帮助》《以治学为职业 作真实

之贡献—— — 读 < 顾颉刚读书笔记 > 有感》等文章，回忆与顾先生之学术交往，并对顾先生学术遗产与学术人格

予以高度评价。 年谱中，作者如实呈现了汪先生与顾先生学术交往的历史细节，使我们对汪先生治学的思想

渊源历程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此外，年谱对汪先生与考古学界、历史学界之前辈学者夏鼐、苏秉琦、张光直、

徐中舒等人的学术来往，对汪先生与海外考古学界、文化人类学界之学术沟通、学术合作研究之业绩，作者梳

理亦极为清楚。

汪先生扎根西南边陲，“致身学术、阐扬真知、为学术事业孜孜矻矻一生”，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举世瞩

目。 《汪宁生先生学术年谱》的出版，不仅是对先生一生学术活动的追思与纪念，也为我们研究先生学术思想

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责任编辑 ： 薛 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