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宁生，1930 年5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他的童年是在南京、上海度过的，当时他的父亲供职于国民政府经济部商标局。抗战军兴，他随母回祖籍江苏省灌云县，辗转避难于农村各地备受颠沛流离之苦。有一段时期无学可上，汪宁生只能就读于私塾，学习古文及英文，却培养出读书的兴趣。后来在灌云县板浦中学及江苏省立丹阳中学读书时，他文科成绩一直较好，就是靠幼时打下的基础。1949年高中毕业后，像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汪宁生没有继续升学， 而是直接参加工作，他当过农村工作队员，也做过行政工作。1954年， 在青年干部报考高等学校的号召下，汪宁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和考古学课程的学者有向达、张政烺、邓广铭、夏鼐、苏秉琦、唐兰、阎文儒、宿白等。在老师的熏陶和教诲下，汪宁生稍窥读书门径，初尝治学之乐从此立志一生治学。1959年毕业后汪宁生初留北大后被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助教，并参加云南民族调查组，到四川凉山彝族、茂汶羌族，以及滇黔很多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开始时他自己并不安心，觉得生活艰苦而且工作没有收获，感到学非所用。有一次读了顾颉刚抗战期间在昆明写的《浪口村随笔》（ 即后来出版的《史林杂识》），心胸突然开朗起来。他觉得顾颉刚能用少数民族的习俗，考证一系列古史上的问题，并提出新颖的见解，自己现在已长年生活在少数民族之中，接触的材料更多，为什么不能用以研究考古学上存在的问题呢？ 他现在所做的工作不仅不违背自己研究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夙愿， 而且大有裨益。

认识到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调查工作就能顺利进行。汪宁生感到民族调查要具备民族学的基础知识和科学的调查方法，否则将不能搜集到真实可靠的资料，特别是对自己研究考古学和古代史有用的资料，而自己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因此每当回到北京，他便设法“ 补课”， 搜集民族学方面中英文图书，学习基础知识及调查方法。当时中央民族学院可说集中了中国民族研究方面的精英（潘光旦、闻宥、费孝通、林耀华、马学良、傅乐焕等），汪宁生得以不时向他们请教，在老辈学者帮助下汪宁生对民族学有了深人的了解。

20 世纪60年代初，汪宁生已连续在《考古》《文物》等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第一批的调查研究成果。这引起了同行的关注，也提高了自己治学的兴趣，并确定以民族学资料研究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作为毕生治学的主要方向。汪宁生曾对来访者说，他对离开北京大学到中央民族学院，后来又被配到云南工作，一点也不觉得遗憾。正是有了考古学和民族学这两方面的学习经历， 才使他具备从事民族考古的有利条件。正是深人基层，才使他有机会比别人更多接近少数民族，比别人掌握更多的民族志资料。假如一直留在北京大学，他一生中不可能写出这么多的文章。

当被问及他的成长经历中有何可供后人借鉴之处时， 汪宁生总是这样回答： 做学问第一要爱惜时间。据他说，从大学二年级对治学感兴趣开始， 他从没有周末或节假日的概念， 别人休息或消闲娱乐时，他仍在读未读完的书，做正在做的事。甚至在“ 文化大革命” 时期， 他也没有完全放下他的笔。《云南考古》部分初稿就是那时写的，他还翻译了《事物的起源》的若干章节。他说，知识积累绝非一蹴可及。任何巨著都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浪费一天便少一分成绩。做学问第二是不要怕艰苦。研究任何学科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 做民族考古调查研究工作付出的更多。当时下乡基本上无车可乘，全靠步行， 而且还要自背行李； 住无定所，经常是与农民全家挤在一间狭小居室中，甚至和家畜、禽类比邻。由于普遍缺粮，一日两餐，甚至吃不上饭， 也是常有之事。再加上不能适应的生活习惯， 语言隔阂，不为居民所接受等“ 文化碰撞”现象，使民族调查者面对的艰辛是绝非今人所能想象的。这些经历在他的民族调查日记《西南访古卅五年》中有充分的反映。

如何才能做到爱惜时间和不怕艰苦， 并能长期坚持下来。汪宁生认为， 做这样的“ 冷门” 研究， 名誉、地位和金钱永远都不能成为支撑的动力， 关键是要培养对这门学科的兴趣。汪宁生从20 世纪60年代初起，除了“ 文化大革命” 初期那几年， 几乎没有一年不做田野工作， 有时一年有几个月在田野工作，一直到60多岁还带学生下去实习。直到80多岁时， 他还是一年几次带领年轻人下去从事口述民族史的调查。尽管他那时行路已感困难，不能深人农村了，但可住在县城里通过手机指导年轻人如何进行工作，为他们解决问题。

（一） 为民族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

汪宁生的研究工作总是从专题研究入手。他以民族考古学方法研究的专题殊为广泛。除了世界上民族考古学家普遍关注的制陶、葬俗、居住方式、出土器物之用途等专题外， 还涉及中国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者都感困惑且长期聚讼的疑难问题，如文字、度量衡的起源八卦、阴阳、明堂等事物的实质，甲骨占卜的具体方法以及古代礼俗、一些特殊习俗等。甚至他还用同样方法考释古文字（ 如对“臣”“辛”“小臣”的解释）。后来他把这方面的文字分别编为两本书： 属于考古学的收人《民族考古学论集》（ 后扩充改编为《民族考古学探索》）。 与古代史或古文字有关的考证收入《古俗新研》。实际上， 他认为无论讨论什么问题， 只要是通过民族志材料的类比而得出结果的， 都应属于民族考古学的范围。他赞同的是广义的民族考古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曾把汪宁生有些专题研究称为民族考古学上“最好的例子”。

在大量专题研究的基础上， 汪宁生开始了对民族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早在1987年， 他就写出《谈民族考古学》一文， 第一次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中国古人早有的认识及当前中国民族考古学不足之处等方面， 进行了系统的讨论。这篇文章可以认为是中国民族考古学形成的标志。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再谈民族考古学》《三谈民族考古学》， 介绍西方同行的经验， 发展和扩展自己的认识。这三篇文章结合起来， 可以说就是一本“ 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纲要，反映了汪宁生对这门学科总的认识和方法论。汪宁生认为， 民族考古学方法的要点是民族志资料的类比， 这民族志资料可以来自研究者自己的调查， 也可参考前人记录，但无论类比材料取自何处，当通过类比形成对某一问题的可能解释（他称之为“ 假说”）后，必须从考古学（ 或文献）本身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才能做出结论， 这就是验证。

他归纳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的三个步骤， 即类比——假说——验证， 而验证是重要的一环。只有通过验证，才能保证研究工作的科学性，不致沦为任意附会和胡乱推测。汪宁生还认为，中国民族考古学和世界其他地区民族考古学相较，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研究过程中，除了民族志资料外还要尽可能搜集到有关文献资料作为参考。这是因为中国有文字的历史较长，前人留下的文献极为丰富，而世界其他地区无此优势。因此， 他认为研究古代的问题，现在应该从王国维的“ 二重证据法”， 发展为“三重证据法”（ 即考古学资料、文献记载、民族志资料）， 甚至“ 多重证据法”，因为有些问题还要参考有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

（ 二） 民族调查程序与方法的系统总结

虽然民族考古学可以采用前人记录下的民族志资料作类比之用，但在中国已有的民族志资料很不完备，而又由于学术兴趣的差异，前人关注的重点不同，很少记录下对研究考古学有用的资料。在中国对民族考古学可用的类比材料，主要还要靠研究者亲自调查搜集。汪宁生为此不得不精研民族调查的科学方法并积累自己的经验。

1983年后， 汪宁生有机会到欧美很多国家访问考察，所到之处常找国外同行交流经验， 请教问题，并收集购买了大量图书。归国之后，他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写成《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一书。在此书出版以前，中国只有有限的几种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概论性著作，而且其中大多数又是国外著作的译本，从无关于调查方法的专书。此书的出版，为在中国从事民族调查或社会调查的人具体开展工作（如何提问、如何记录、应注意的事项等）提供了一套科学的程序和方法， 成为一本雅俗共赏的调查工作手册。按此行事， 即可保证调查资料的可靠性。现在此书已被很多大学有关专业指定为教材或报考研究生的必读教科书。

（三） 纠正对“母系社会”的认识误区

人们对“ 母系社会”的认识一直存在着许多误区。例如说“母系社会” 和“ 父系社会” 是原始社会中相继发生的两个阶段。在中国， 仰韶文化及时代相近的其他新石器文化是“ 母系社会”， 龙山文化及时代相近的其他新石器文化是“ 父系社会”； 而“母系社会”中，妇女总是掌握很大权力，男子处于被统治地位等。这些看法在学术界一直占主流地位，甚至曾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

汪宁生对作为仰韶母系说重要证据的集体二次葬做了认真的研究。他通过搜集世界上大量的民族志资料证明， 这是世界上简单社会居民常见的流行习俗， 它是整个村落或社区为了禳解死者可能给活人带来的灾难，将在一定时期所有死亡者的骨殖集中起来再次埋葬， 而不是什么母系氏族成员埋葬在一起。因此不能作为仰韶文化属于母系社会的证据。其他考古发现，例如“ 大房子” 遗址，也无法作为这方面的证据。大房子（长房）共居者既可以是母系氏族，也可以是父系氏族。汪宁生关于仰韶葬俗和长房共居习俗的两篇文章， 不仅对仰韶母系论提出了挑战， 还被认为是在中国最早质疑单线进化论的专题研究。为了彻底研究“母系社会”， 汪宁生曾在云南详细调查过几个族群的原始的婚姻和家庭形态。1991 年访问加拿大时，他还专门到作为母系社会典型的易洛魁人保留地考察， 搜集前人的调查记录，与保留地首领及人民交谈。他们告诉汪宁生母系社会中的妇女虽比其他社会中妇女的地位较高，但在社会事务上、政治上仍由男子主持一切，易洛魁人从历史到现在都是如此。

大量民族志材料表明， 实行母系的总是在农业已有一定发展的社会， 而在农业社会之前的狩猎采集者却实行父系或两可。因此，世界学术界的大多数人已不再相信母系必在父系之前。当然这方面的研究还要深人，争论还可继续，但汪宁生的一系列有关著作使人们心目中一直奉为天经地义的单线进化论发生了动摇，对由此产生的仰韶母系说及其他有关母系社会的一些认识误区得到纠正，或至少引起他们重新的思考。

（四） 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和研究

云南沧源崖画是汪宁生在1965年初首先发现的，后来又陆续调查， 共发现了十个地点。他自谦地认为这是民族调查的副产品， 实际上却是云南考古及中国崖壁艺术的一项重大发现。云南沧源崖画现已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云南著名的旅游景点。它不像其他崖画上只有一个个孤立的图形，而是包括多幅连贯的、并有多重意义可以寻绎的图画。云南沧源崖画直接反映了古代这一地区居民放牧、狩猎、战争、舞蹈和祭祀等生活场面，尤其是其中的一幅村落图， 可以看出当地人过着定居生活的情景。此图现为很多书刊所引用。1984 年， 汪宁生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亚洲研究会上报告了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及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他的英文论文旋即在澳大利亚的《崖壁艺术研究》及美国的《探险》 两家刊物同时发表，在国际上得到很高的评价。至此，人们才知中国也有崖壁艺术。在此之前， 国外出版的崖壁艺术的世界分布图上，中国地区是一片空白。1985年汪宁生的《云南沧源崖画的发现和研究》一书出版，这是中国研究崖壁艺术的第一本专著。该书不仅详细介绍了崖画的各个地点，对大部分图形及画面做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对崖画的年代、族属等做了客观合理的推断，而且还总结出他自己记录崖画田野工作的方法，为国内崖壁艺术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全书的编写体例乃至章节划分后常为同类图书所模仿，故汪宁生这本关于崖画之作被评论者称为“ 确立了崖画研究一些基本规范”。1989年该书被评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

（ 五） 推动云南考古事业的发展

汪宁生全面搜集云南地区从宋代以来积累起来的金石学资料和近年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 写出一本综合研究著作《云南考古》，至今仍是云南考古工作者手边的必备之书。他把云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划分为几个阶段，不仅概括地介绍每一阶段的重要文物和重大发现， 而且参考历史文献， 指出该阶段的历史特点和考古学上的空白与缺环。评论认为， 这本书对推动云南考古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除此之外，汪宁生还对云南一些重要考古发现和文物，特别是以云南晋宁石寨山“ 滇” 人墓为代表的云南青铜文化（包括铜鼓），进行了深人系统的研究。他根据青铜器及器物上的图像，对其所反映的民族关系、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权形成、艺术成就等分别进行了探讨。由于充分利用文献记载及有关民族志资料，大量参考外文资料，征引繁富立论新颖，使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居于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