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故居寻思
发布时间：2010-09-13 14:4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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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bs8
在参观福州林则徐纪念馆时，工作人员正在劝赶游人。原来时近中午，他们要闭馆休息了。于是，按图索骥，找到邓拓故居地，同样大门紧闭。旅游之地，竟然比照机关上下班时间作息，这恐怕是福州一怪吧。
无奈之下，沿故居东墙根，走过荒草凄凄的小道，来到乌山东尽头的乌塔。塔高数层，又建于城中高地，也具雄姿之气。塔旁有一简陋小寺，香火冷落。坐立于此，林荫蔽日，一片清幽，看琼楼玉宇、车流人海，也别有一番滋味。
邓拓是福州人，且在福州有邓拓故居纪念馆，是我到福州后看市里地图才晓得的。我坐在寺旁塔下的石桌边喝茶抽烟，思及邓拓往事并在福州能看看他的故居，这是福建之行的意外收收获。
我与邓拓还有段出书缘。文革之初，批《海瑞罢官》后，重头戏是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当时，我作为手握革命之剑的学生造反派为写批判大字报，便找来他们的文章。一看，文中恶毒、攻击一类的意思看不出，倒觉得文笔清新流畅，富有知识性，道理也讲得中肯，读起来清爽。于是冒着被揪斗的危险，从收购废品的人手里购得196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燕山夜话》合集本秘藏于箱底。1970年所谓毕业后，此书与当时的禁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今古奇观》一并随我出京到了远在天涯的青藏边界的囊谦县。《修养》一书，因保存风险太大，自己悄悄销毁了。《今古奇观》在当时则成了地下畅读书，借出后周游城乡。一次在朋友家见到它，后面数页竟然是用正楷字抄写的。但因看的人多，此书一直未物归原主。《燕山夜话》也因太“反动”，一直秘不示人，故至今还立在我的书架上，默默地昭示着那段令人咀咒的历史。
因为与邓拓有这样的书缘，故参观邓拓故居有一种欲望的冲动。
下午，来到邓拓故居，院子里只有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除了干净就是清静。
故居位于城中的乌山东头北坡，紧依闻名于市的乌塔西侧。故居因建于山坡，地势较高，与坡下街道自然分开。旁边一栋华丽新楼将故居衬托得陈旧、低矮，但粉墙、青瓦、木制门窗，显示着故居的历史与沧桑。
院门北开。一进门，一堵青山横陈，把房子挤在山脚，空地也挤得逼仄。院子东头是两层木架结构老屋，台阶距山脚仅有几步，人立二楼，眼际与山顶高。西边一块小块空地，一方比人高的巨石耸立，竹树数株，曲径环绕，弯延石道直达绿叶葱笼的山顶。
邓拓故居小而仄，但巧且雅。因其小，北面一段院墙以房屋墙壁为之，南面则以山为墙，浑然天成。又小中见大，房、石、树木花草容于山坡一隅，挤而不乱。巨石之大，使人觉得仿佛是天外来石。在常人看来一块难以立足之地，却巧用地势，筑院建屋，山院一体，营造出一片闹中取静的天地，可见建筑艺术在于构思之奇。
故居之雅，在于颇有历史与文化底蕴。山屋最早的主人是清乾隆名宦叶观国别墅，嘉庆初为书法家林材（楚麓材）所得。后来，何以展转至邓拓祖父辈之手不得而知。院中最显眼的山脚空地上那方巨石，高约三四米，宽厚近两米，磅薄气势，使进门之人无不顿生惊讶赞叹之感。一石改观，可见主人匠心之高雅。巨石迎人一面，上刻林材题字：“第一山房”。巨石左侧，立一小石，有林材题诗，后四句是“花鸟结成风月友，诗书留作子孙田，闲来徒倚层峦上，不尽风光入翠巅”。主人当年生活，耀然于眼。
邓拓之父为清末最后一届举人。1912年出生的邓拓，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光，中学时与同学组织过野草诗社。1929年去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学习，写有豪情满怀的“忽动壮游志，昂头天柱低”的别家诗。1937年出版中国第一部《中国救荒史》。那时，他才25岁，可见是一个钻研学问的料子。1938年之后，先后任《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社长，组织出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从1949年开始，当《人民日报》总编辑至1958年。在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诗中有文章满纸书生累”，流露出握笔为文的苦涩。1958年9月，邓拓出任北京市委书记，最后死于任上。他的自杀日期是1966年5月17日，应该是文革中党内自杀的第一位高官。
故居一、二楼介绍邓拓生平，展出他的各种版本的诗文以及名人题辞与悼诗，真是琳瑯满目，尽显哀荣。悼诗中，特别是三家村同党、劫后余生的廖沫沙老人写的“每见遗容肠欲断，遗篇一读一伤情”；“岂有文章顷社稷，从来佞幸复乾坤。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的诗句，情文并茂，读后令人心酸。
将邓拓故居列为文物并辟为纪念馆，可见福州人颇有见地。巴金老人暮年一再呼吁成立文革纪念馆，终因某种忌讳而泥牛入海。廖沫沙老人曾发出“我欲招魂何处寻”的哀号。如今，故里有了纪念馆，冥冥中似可见可触邓拓之魂。
参观之后，思绪难羁。邓拓之冤，不仅冤在以言治罪，而且冤在“本为圣明除弊政”，更无恶意改党天。他的议论风生的讽刺杂文，本着利益党天下的良苦用心，只触及党的思想作风皮毛，并无自由民主的政治火花。这种对党以身相许，对领袖以忠臣、谏臣相对的臣民思想不仅表现在邓拓身上，包括死去的刘少奇、彭德怀、吴晗和文革中苟活着的周恩来等人也都是如此。有时，他们言辞的义愤、充满辛酸的回忆文章，甚至自杀，仅仅是忠臣遭疑、谏臣被逐的臣民思想流露，表达的并不是民主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诉求。这是个人的悲哀，也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哀。茅以升题辞说邓拓“一生捍卫科学民主”，我以为过奖了。这里，我无意贬低邓拓。制度塑造人。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为旧制度所不囿者，毕竟只有象李锐、贺卫方等少数先知先觉者，为一党专制这种祸害制度所迷所累者不是大有人在吗？我们又何必去苛求四十多年前的邓拓呢？
为了劝说来北京安家的父母，搬家时尽量轻装，1950年10月23日，邓拓去信说：“可舍弃者决心舍弃，不要舍不得。”谁知一语成谶。时隔十六年，为了躲避污泥浊水的冲毁，邓拓心一横，舍弃一切，悲凉地选择了死亡逃离。在二楼，看邓拓自杀前写给当时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的几页诀别信，文字流利，行文流畅，仅有一字圈黑。可见，他死之前心情平静，思维清晰。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即将发生的自杀死亡，心如止水，方寸不乱，为文叙事宛若平时，这是有尊严的死，是死亡的一种高境界。
无奈之下，沿故居东墙根，走过荒草凄凄的小道，来到乌山东尽头的乌塔。塔高数层，又建于城中高地，也具雄姿之气。塔旁有一简陋小寺，香火冷落。坐立于此，林荫蔽日，一片清幽，看琼楼玉宇、车流人海，也别有一番滋味。
邓拓是福州人，且在福州有邓拓故居纪念馆，是我到福州后看市里地图才晓得的。我坐在寺旁塔下的石桌边喝茶抽烟，思及邓拓往事并在福州能看看他的故居，这是福建之行的意外收收获。
我与邓拓还有段出书缘。文革之初，批《海瑞罢官》后，重头戏是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写的《三家村札记》。当时，我作为手握革命之剑的学生造反派为写批判大字报，便找来他们的文章。一看，文中恶毒、攻击一类的意思看不出，倒觉得文笔清新流畅，富有知识性，道理也讲得中肯，读起来清爽。于是冒着被揪斗的危险，从收购废品的人手里购得196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燕山夜话》合集本秘藏于箱底。1970年所谓毕业后，此书与当时的禁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今古奇观》一并随我出京到了远在天涯的青藏边界的囊谦县。《修养》一书，因保存风险太大，自己悄悄销毁了。《今古奇观》在当时则成了地下畅读书，借出后周游城乡。一次在朋友家见到它，后面数页竟然是用正楷字抄写的。但因看的人多，此书一直未物归原主。《燕山夜话》也因太“反动”，一直秘不示人，故至今还立在我的书架上，默默地昭示着那段令人咀咒的历史。
因为与邓拓有这样的书缘，故参观邓拓故居有一种欲望的冲动。
下午，来到邓拓故居，院子里只有一男一女两名工作人员，除了干净就是清静。
故居位于城中的乌山东头北坡，紧依闻名于市的乌塔西侧。故居因建于山坡，地势较高，与坡下街道自然分开。旁边一栋华丽新楼将故居衬托得陈旧、低矮，但粉墙、青瓦、木制门窗，显示着故居的历史与沧桑。
院门北开。一进门，一堵青山横陈，把房子挤在山脚，空地也挤得逼仄。院子东头是两层木架结构老屋，台阶距山脚仅有几步，人立二楼，眼际与山顶高。西边一块小块空地，一方比人高的巨石耸立，竹树数株，曲径环绕，弯延石道直达绿叶葱笼的山顶。
邓拓故居小而仄，但巧且雅。因其小，北面一段院墙以房屋墙壁为之，南面则以山为墙，浑然天成。又小中见大，房、石、树木花草容于山坡一隅，挤而不乱。巨石之大，使人觉得仿佛是天外来石。在常人看来一块难以立足之地，却巧用地势，筑院建屋，山院一体，营造出一片闹中取静的天地，可见建筑艺术在于构思之奇。
故居之雅，在于颇有历史与文化底蕴。山屋最早的主人是清乾隆名宦叶观国别墅，嘉庆初为书法家林材（楚麓材）所得。后来，何以展转至邓拓祖父辈之手不得而知。院中最显眼的山脚空地上那方巨石，高约三四米，宽厚近两米，磅薄气势，使进门之人无不顿生惊讶赞叹之感。一石改观，可见主人匠心之高雅。巨石迎人一面，上刻林材题字：“第一山房”。巨石左侧，立一小石，有林材题诗，后四句是“花鸟结成风月友，诗书留作子孙田，闲来徒倚层峦上，不尽风光入翠巅”。主人当年生活，耀然于眼。
邓拓之父为清末最后一届举人。1912年出生的邓拓，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光，中学时与同学组织过野草诗社。1929年去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学习，写有豪情满怀的“忽动壮游志，昂头天柱低”的别家诗。1937年出版中国第一部《中国救荒史》。那时，他才25岁，可见是一个钻研学问的料子。1938年之后，先后任《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社长，组织出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从1949年开始，当《人民日报》总编辑至1958年。在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诗中有文章满纸书生累”，流露出握笔为文的苦涩。1958年9月，邓拓出任北京市委书记，最后死于任上。他的自杀日期是1966年5月17日，应该是文革中党内自杀的第一位高官。
故居一、二楼介绍邓拓生平，展出他的各种版本的诗文以及名人题辞与悼诗，真是琳瑯满目，尽显哀荣。悼诗中，特别是三家村同党、劫后余生的廖沫沙老人写的“每见遗容肠欲断，遗篇一读一伤情”；“岂有文章顷社稷，从来佞幸复乾坤。巫咸遍地逢冤狱，上帝遥天不忍闻”的诗句，情文并茂，读后令人心酸。
将邓拓故居列为文物并辟为纪念馆，可见福州人颇有见地。巴金老人暮年一再呼吁成立文革纪念馆，终因某种忌讳而泥牛入海。廖沫沙老人曾发出“我欲招魂何处寻”的哀号。如今，故里有了纪念馆，冥冥中似可见可触邓拓之魂。
参观之后，思绪难羁。邓拓之冤，不仅冤在以言治罪，而且冤在“本为圣明除弊政”，更无恶意改党天。他的议论风生的讽刺杂文，本着利益党天下的良苦用心，只触及党的思想作风皮毛，并无自由民主的政治火花。这种对党以身相许，对领袖以忠臣、谏臣相对的臣民思想不仅表现在邓拓身上，包括死去的刘少奇、彭德怀、吴晗和文革中苟活着的周恩来等人也都是如此。有时，他们言辞的义愤、充满辛酸的回忆文章，甚至自杀，仅仅是忠臣遭疑、谏臣被逐的臣民思想流露，表达的并不是民主社会公民的政治权利诉求。这是个人的悲哀，也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悲哀。茅以升题辞说邓拓“一生捍卫科学民主”，我以为过奖了。这里，我无意贬低邓拓。制度塑造人。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为旧制度所不囿者，毕竟只有象李锐、贺卫方等少数先知先觉者，为一党专制这种祸害制度所迷所累者不是大有人在吗？我们又何必去苛求四十多年前的邓拓呢？
为了劝说来北京安家的父母，搬家时尽量轻装，1950年10月23日，邓拓去信说：“可舍弃者决心舍弃，不要舍不得。”谁知一语成谶。时隔十六年，为了躲避污泥浊水的冲毁，邓拓心一横，舍弃一切，悲凉地选择了死亡逃离。在二楼，看邓拓自杀前写给当时北京市委领导彭真、刘仁的几页诀别信，文字流利，行文流畅，仅有一字圈黑。可见，他死之前心情平静，思维清晰。一个活生生的人，面对即将发生的自杀死亡，心如止水，方寸不乱，为文叙事宛若平时，这是有尊严的死，是死亡的一种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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