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对无产阶级革命采取敌视态度。

    19世纪中叶，欧洲各国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蒲鲁东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批判的态度，但却坚决反对通过革命的途径消灭资本主义，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和平的改良。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认为，为了取得胜利……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为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我对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经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据我看来，用温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他主张革命应该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为了胜利不应该损伤哪怕一个公民的头上的一根头发"。在这里，他表现出与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对立的态度。

    第五，反对工人阶级组织工会和进行提高工资的斗争。

    蒲鲁东不仅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且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提高工资的经济斗争。他说，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贫困的加剧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因为工资就是粮食等等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进一步说，工资就是组成财富和工人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性。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把超过生产者消费需求的产品的部分发给每一个生产者。这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生产部门内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贫困的加剧。因此，他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工人们决不是依靠类似的收入就可以致富，更不会借此获得那比财富更宝贵万倍的东西：自由。工人们受到几家处理事情轻率的报纸的支持，要求提高工资，其实这样做法为垄断企业服务的成分要比为他们自己真正的利益服务的成分来得更多。"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23页。

    蒲鲁东还反对工人组织工会，用集体的力量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他认为，工人们没有结社权。如果工人组织工会进行罢工，这就违背了社会道德准则。他说："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每一个工人有单独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4页。蒲鲁东的观点，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对于正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起着涣散的作用。

    由此可见，蒲鲁东所宣扬的东西"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尝试"恩格斯：《致马克思》(1851年8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4页。，"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29页。，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是争取工人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19世纪40年代中叶开始，马克思就进行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派别在欧洲一些国家长期发生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持续了好几十年。

    当马克思1843-1845年在巴黎居住期间，曾经与蒲鲁东有过私人交往。马克思帮助他学习黑格尔哲学。那时蒲鲁东刚刚发表了几部著作，获得了一些赞扬。他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对他以前的一切权威--法学家、院士、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都持同样的轻蔑态度，他把过去的全部历史一概贬为荒诞无稽的东西，而把自己则誉为新的救世主"恩格斯：《蒲鲁东》(1848年12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70页。。马克思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常常是整夜的争论，希望他能够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

    1846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年5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建议他以法国社会主义代表的身份与布鲁塞尔委员会保持联系，讨论理论问题，交流工人运动进展情况。蒲鲁东拒绝这个建议。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明显表示自己反对采取革命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不久，蒲鲁东在巴黎出版了《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2卷。1846年9月，恩格斯把蒲鲁东这本著作的内容写信告诉马克思，并且指出，蒲鲁东关于改造社会的"宏伟计划"，"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恩格斯：《致马克思》(1846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页。马克思读完这部著作后认为它是一部坏书，并且很快写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贫困的哲学〉》，对蒲鲁东理论和策略进行严肃的批判，指出蒲鲁东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救世主"拯救资产阶级的最终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