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越共第二届党代表大会在北越地区的宣光 召开。此会议表明了共产党自1945年11月宣布 “ 自我解散 ” 后再次公开活动﹐ 亦是在此大会上越南共产党改名为 “ 劳动党 ” 。 1957年﹐劳动党中央召回黎笋北上河内担任总书记并进入政治局常委。此一较为出人意外的决定说明越共领导层日益关注和担忧南方的情况。 南方革命家陈文尤后来在1969年7月的 ? 历史研究 ? 杂志上撰文亦承认1957 -- 59年期间是越南南方革命运动 “ 最黑暗的日子 ”。

    十五号决议

    尽管在南方推行有限度的加强武装斗争﹐暴力行为仍然不是越共那时的优先政策。在1958年11月举行的14次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越共中央不讨论南方的局势﹐只集中讨论北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3年计划。国会与政治局其后通过了此计划。

    黎笋那时并没有出席那些会议，他在一个月前已被政治局派遣南下视察局势。1959年1月返回河内时﹐与黎笋同行的有多位南部党部书记﹐包括海苏﹐陈良 与武志功 。

    在随后举行的第15次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上﹐ 上述几人曾作了 “ 南方同胞反美吴斗争运动 ” 的详尽报告并建议中央委员会极力推行南方的武装革命。 黎笋与他的南方同志的报告 “ 清楚了解，反映在斗争前线上同志们的对当时革命的失望心理﹐ 并要求中央支持南方的革命。” “ 他们亦反映了南方抗战战士面对美国日益增加对西贡政府援助的忧虑心态。” 第15次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结束并做出决议：一方面强调南方革命 “ 有可能采取和平发展的方法 ”﹐ 另一方面准备发动 “ 反美吴集团的起义 ” 的斗争。 此15号决议后来被视为50年代末期越南南方武装斗争的指导纲领的基石。 此决议在1959年1月的第1次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但只是到了该年5月份南越总统吴庭艳 颁布第10/59号法令一周后才公开发表。河内在此时才正式承诺派遣军队与物资支持南方革命。5月19日﹐ 一支物资运输团人员成立﹐ 为 “ 南方战场的运输开路 ”。到8月份﹐ 第一支北方军队人员上路﹐ 沿着长山山脉新开辟的运输线 ---- 胡志明小道 ---- 进入南方战斗。

    可以说第15号决议是包括黎笋在内的南方革命领导人的一大胜利。在该决议提交通过时﹐ 中央委员会内许多位委员反对。 大多数党内领导人“ 认为﹐武装斗争是必要的，但在其它途径失败后才选择的。” 然而﹐在通过15号决议时﹐北方的领导人仍然不相信已考虑清楚选择其它的途径﹐并认为武装斗争政策的时机未成熟。 若没有来自南方极大的压力， 第15号决议 ---- 对在六年后再发动战事的决议 ---- 是不会通过的。

    正式担任总书记

    1960年9月越南劳动党举行第三届党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指出﹐ 越南革命将同时向两个目标迈进﹕ “ 在北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 与“ 解放南方 ”。参与大会的576位代表选出了黎笋为总书记﹐政治局的第一号人物。 为何是黎笋被选为总书记而不是盛誉国际间的﹐ 地位排名只后于胡志明的武元甲大将呢 ?

    按照裴信 ( 曾担任人民军报记者与编缉 ) 在 ? 雪莲花 ? 一书中的解释﹐ 黎笋的优势是 “ 以当时的标准来说﹐ 曾多年坐牢被视为一张必要的文凭﹔经得起考验﹐获得人们的信心﹐可胜任最高权力的职务。” 抗法时期担任胡志明的助手﹐ 后为越共党报人民报主编的黄松 2002年在越共党理论刊物 ? 共产 ? 杂志 上撰文亦提到﹕ 黎笋是 “ 在南北中三地革命活动最久的﹐ 坐牢最久的 ” 人﹐ 并 “ 在秘密活动时期对新旧两代的革命同志皆有广泛联系的人。”

    可是﹐武元甲少坐牢的 “ 劣势 ” 并不是黎笋担任总书记的唯一因素。大会定出目标的性质可以说是黎笋当选为总书记的可能更为适合些。第一﹐ 黎笋提出的苏联的发展模式与斯大林的“ 实现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 更加令人信服， 第二﹐更重要的是﹐黎笋长期在越南中部﹐南部活动的经验知识与威信更适合于 “ 解放南方 ” 的目标﹐并对调和南北两方各个党部的合作更为顺利, 才可以得心应手地彻底执行党务。

    黎笋在第三届大会的成功只是领导机构再改组的一部分。范文同继续担任总理﹐五位副总理内有武元甲与范雄，而长征不再当任副总理﹐ 改为国会主席。与长征有密切关系的人被逐出政府﹐包括黄国越与黎文良亦不再在政治局内了。第三届党大会﹐新的政治局由11委员组成﹐包括胡志明、黎笋、长征、范文同、范雄、武元甲、 黎德寿、 阮志清 、 阮维贞、黎清毅与黄文欢，候补政治局委员是陈国环与文进勇 。

    起初黎笋对越共与政府工作的权力控制仍极有限。黎笋的周围仍然是那些具有极大影响力﹐很有风度的老革命家﹐群众对他们十分敬佩﹐如胡志明与武元甲﹐他们对处理南方的事务持有较为慎重的态度﹐尽管那时政治局已通过了那个第15号决议。

    黎笋在担任总书记的那个时候﹐常自我控制﹐改变自己的观点来配合其它各位领导人的观点。 这一点说明了为何第15号决议在1959年获得通过﹐同时在党第三届大会通过。但这位行事谨慎小心的新总书记仍不得不敦促领导层去执行。胡志明与他的同志们仍感到问题的存在，很难定出一个具体的战略计划﹐例如该武装斗争的决议对莫斯科、北京与华盛顿所产生的后果如何。 然而﹐越南劳动党内部权力均衡随着时间而迅速改变。黎笋在当上总书记后几年﹐ 他在北越党中央的权力地位得到了巩固。

    越共内部斗争

    在黎笋刚担任总书记时﹐ 他常自我抑制自己的主见来迎合其它比他资格老声誉高的领导人。越南人民军上将陈文茶在叙述他成功的历史生涯中披露黎笋初期当任总书记时在党内的影响程度﹕ 1959年的一天﹐ 陈文茶收听到英国BBC广播电台报导越南共和军与同塔梅地区抗战人员的军事冲突。来自该电台消息﹕ 双方枪手进行了两小时的交火后各自撤退而没有任何伤亡。听后陈感到极之惊愕, 认为这是BBC报导有误﹐ 或是南方抗战干部战士们的作战能力有问题﹐ 有待改善。翌日﹐陈文茶在一位队友陪同下前往会见黎笋﹐建议必需派遣干部来训练南方干部战士们﹐增强他们的工作和战斗能力。黎笋接受此建议并初步要求北方派来一百名年青干部南下。但黎沉默几分钟后说﹐政治局难以批准此建议。在陈的坚持下﹐黎最后认为最好把要求的人数减少。一半人数的数字被提出。但黎笋说若人数更少﹐他保证将会得到批准。终于﹐两人达成妥协的人数为25人。几年后﹐越共内部权力的均衡情况不再出现。

    势力上升

    胡志明在越共党内所担任的角色日益被减弱﹐ 被限制为 “ 一位久经考验的外交家与外交政策的顾问﹐同时被视为民族与革命的精神领袖的完美人物 ” 。胡志明的威信与广泛的人际关系﹐例如胡志明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使他掌管越共的政治与外交等方面上的地位屹立不倒﹔党内年青的领导人﹐不管他们喜欢与否﹐都没法与胡挑战。 然而﹐直至1965年当美国正式派遣军力介入越南南方之时﹐胡志明在越共党内的角色只带有象征性质而已。胡志明身边最亲近的人物武元甲日后亦被孤立与打击。当时国际上的舆论说﹐武元甲是胡志明之后的越南争取独立斗争的第二名英雄。越南境内外的人亦一致认为武元甲是奠边府战役辉煌胜利的指挥者﹐他是北越部队中一位威信最高的将军。

    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黎笋与一些人赞同在南方进行武装斗争﹐而武元甲却属于温和派﹐主张谨慎行动和有限的军事冲突。和胡志明 一样﹐ 武元甲接受当时苏联提倡 的“ 和平共存 ”策略﹐认为必须在北方建设社会主义的根基后才考虑南方的武装斗争。这位大将军的主见形成了对黎笋的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最后﹐黎笋亦把武元甲的影响排除出政治局外。从打击武元甲与诸位党内同志的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黎笋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亦说明了沙场上的英雄并不一定是政坛上的胜利者。

    有如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黎笋有绝对权力的欲望。通过孤立胡志明、武元甲以及其它同志的事件﹐体现出黎笋曾建立了他在河内的不仅是忠实于他﹐还可共同决心全力推行他的革命目标的领导机器”。 签订1954年日内瓦协议﹐使黎笋认为﹐为了革命的成功﹐他必须以任何的代价﹐排除哪一位不相信以武装斗争赢取胜利的人。

    意识形态的争吵

    陈书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 当时国家的气氛是 “ 主战的心理笼罩着北越社会 ” 以及 “ 就算有人主张和平共存与两方和平竞争﹐ 亦不敢说出来。” 黎笋一派与其它人的冲突达到高峰反映在1963年第9轮党中央会议上﹐继之﹐严重的分裂发生了1967年在河内逮捕了多位党员的事件。

    1963年捷克总统诺沃尼访问河内﹐ 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公报反映出苏联的观点并高度赞许和平共存是 “ 最正确的政策 ”。可是﹐ 当诺沃尼返国后﹐ 越共党内“ 亲苏派 ” 与“ 亲中派 ” 的矛盾冲突升级。外交部长翁文谦被指责与诺沃尼发表的联合公报并被撤职﹐ 由春水接任。

    根1963年东德驻河内大使的说话﹐外交部、新闻通讯社等等的重要职务由 “ 追随中国路线 ” 的干部占位。 这一现象亦表明了越共注重1963年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抵河内的访问。刘之行把河内更倾向北京﹐双方的联合公报宣布 “ 修正主义 ” 与 “ 右倾机会主义 ” 同是威胁到国际共产运动的主要因素。 在北越的报刊日益表明他们的 “ 亲中 ” 观点立场。 劳动党内 “ 各亲苏同志 ” 已被有系统的孤立。至九月份﹐ 中央组织部部长黎德寿 在越共党报 ? 人民报 ?撰文指出﹐ 一些党员受到 “ 修正主义 ” 的思想影响﹐因此﹐ 他们对党统一国家的政策存怀疑态度。当时东德大使馆认为黎德寿的文章是 “ 对亲苏观点的党内同志的一次直接的进攻 ” ﹐以及此行动是为即将举行的第九次党中央会议作铺路之用。

    南越西贡总统吴庭艳被刺杀﹐ 政变刚发生不久﹐ 1963年于河内举行了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会议。越南局势使重新提出是否在南方推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提供了适当的讨论条件。同时﹐中苏两国在国际上日益严重的争吵使河内处于荆棘处境。越共清楚知道﹐为达到国家的统一﹐他们必需同时依赖这两个同盟者。

    黎笋、黎德寿与范雄在第九次中央会议上批判和平共存的主张。会议决议提出在南方实行武装斗争。第九次中央会议后﹐ 黎笋为首的一派增强批判 “ 现代修正主义” 行动 ( 针对由苏联赫鲁晓夫时代提倡的各个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竞争﹐ 而中国当时极力反对的政策 ) 。

    第九次中央会议后由黎德寿撰写的题目为 ? 为巩固党﹐ 增强思想战线 ? 的一系列文章中承认﹐党内一些党员同志不跟随党的路线。尽管文章不具体的提及名字﹐但据观察员的认为﹐他们是在第九次中央会议上发表反对黎笋政策的人﹕裴公呈 、杨白梅、黎廉、翁文谦等。 黎德寿宣布党员们将要参与各种学习政训班以深刻了解第九次中央会议的决议。 强调﹐ 学员要清晰分别出甚么为 “ 真正的马列主义” 与“ 修正主义”。 这场整训战役 “ 不仅为对付党内不同观点的人﹐还为北方人面对战争将要升级作精神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