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卿在演剧艺术上的建树，大致可以分为三步骤：

    第一步，首先是把固有的本行传统老戏演好。哪怕是“开锣戏”，或是为别人配演“二路”，他都本着“戏在人演，只要努力研究，戏是限制不住人的”认识，一概严肃认真地对待，不挑剔、不草率。在小鸿奎班与班主陈丹仙的儿子陈七十唱《五花洞》，陈是少老板，当然得把“头路活儿”真金莲留给他，派王瑶卿去扮演假金莲。他并没有向陈去争抢真金莲这个角色，而是立足于把假金莲演好，用心琢磨如何用自己的演技去征服观众。他在台上“当场不让步”，认真细腻地揣摩人物，以真切传神的“做”，声情并茂的“唱”，处 处“有戏”而取胜。相形之下，陈七十不会做戏，脸上一点表情没有，真金莲演得大为逊色，从此，观众便把假金莲视为“头路活儿”。

    他与陈德霖合演《长坂坡》 ，陈饰糜夫人，他饰甘夫人。他没有把这个角色当作“二路”，而是认真做戏，很有光彩。后来，明智的陈“老夫子”便不得不把糜夫人这个活儿让贤给他。他与杨小楼等在演出中，不断地切磋加工，“跑箭”、“抓铍”几处表演终成了他自家独有的“绝活”。 《打渔杀家》原来也是一出不大起眼的开场戏，以前的好角儿是不唱这出戏的，一经王瑶卿加工创造，则大为改观。他首先从“形似”着手，萧桂英的原扮相是头戴渔婆罩、身披云肩，类似《小放牛》的村姑那样。王瑶卿认为这样妆扮，不符合渔家的生活和身份，改为打掎子、戴草帽圈、穿蓝布女茶衣。从造形上看，俨然是一个波浪生涯的渔家儿女，很有生活气息。然后，从“神似”上下功夫，注意渲染归隐河下、相依为命的萧恩、桂英的父女关系和心理神态，演出桂英的质朴、英武性格。这出戏一跃而为能够墩底的“大轴戏”。被时人评为“戏中神品”。

    第二步，就是从剧情戏理出发，经过仔细推敲，对存在缺陷的戏从剧本内容和艺术处理上加以修改，使之合情合理，臻于完善。如《 二堂舍子》王桂英的上场，一般演法是刘彦昌唱完二簧快三眼转原板后，唱散板：“后堂内请出儿的娘亲”;沉香、秋儿念：“有请母亲!”然后，王桂英内唱〔导板〕：“后堂内来了我王桂英”，再转〔 慢板〕 ：“站立在屏风后侧耳听”，接下去还有几个“莫不是”的猜测。王瑶卿认为这样的处理，于情理不合。既然是“请出来”的，直截了当地上前问明原委就是了，何必“站在屏风台侧耳听”呢?就更不必左一个“莫不是”、右一个“莫不是”了。所以，他改为刘彦昌唱完〔原板留一下句，王桂英“嗯哼”上场，接唱下句：“后堂内来了我王桂英”，接下去就与剧情吻合了，顺畅而合理，又无斧凿痕迹，真是神来之笔。《枪挑穆天王》的老路子，原有穆洪举被杨延昭当场刺毙的情节。王瑶卿认为这样不好，穆桂英与杨宗保既然结亲，自己的父亲被对方的父亲刺死，她却把杀父之仇抛置不顾，一同投宋，未免太不近情理，有损穆桂英的英雄品格。于是他改为桂英救了父亲，一同回山欢聚。既合情理，又使穆桂英的形象趋于完整，还加强了喜剧气氛。

    第三步则是演本戏、编演新戏，通过新剧目进行艺术革新的探索和实践;同时对那些精芜并存、瑕瑜互见的戏，敢于做“脱胎换骨”的“变革”，好比“作大手术”。《十三妹》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原来这出戏是作为武旦本工戏搬演的，以踩跷、上栏杆、打弹弓等技艺，称绝一时，至于演员的表演则无人苛求。王瑶卿敢于别开生面，断然废跷，脚底下改为大脚片蛮装，穿红缎绣花薄底靴，不上栏杆，不亮小脚儿，而从刻画人物着力，体现何玉凤侠肝义胆、嫉恶如仇、豪爽刚健的性格和端重、健美、英武、雄丽的精神气质。以细腻的表演、传神的念白和矫捷挺劲的身段动作见长。尤其是念白上的精雕细琢，赋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种念白，既非韵白，又非纯粹口语化的生活对话，与一般的京白也不同。它的音乐性和节奏性很强，在发声、吐字、气口上极尽轻重疾徐、抑扬顿挫的变幻之妙，被称作“京韵白”。由此， 《十三妹》竟扭转了当时一班观众的癖好，王氏的演法发展了原来的路数，经久不衰，流传至今，成为体现“王派”艺术特色的代表作，被奉为圭臬。

    排演本戏，是他自青年时代就开始实践的。从十六岁起，就在“福寿班”参加了连台戏十六本《 德政坊》 的演出，后来又在各班陆续参加过八本《 雁门关》 、八本《五彩舆)、八本《 儿女英雄传)(即全部《 十三妹))、八本《 梅玉配) 、八本《 混元盒》 和六本《 得意缘》 、四本《 四进士》 的演出。这些本戏类似今天的“新编古代剧”。如果说那些传统老戏为王瑶卿打下了传统技艺的坚实基础，那么，这些“新编本戏”对发掘他的创造力则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他的创造实践提供了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