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2年起，孙中山在经历了多次斗争的惨痛失败后，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赞同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4年1月，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许宝驹作为北京特别区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和肯定，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次改组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整顿与革新，在国民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许宝驹曾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党代表，在浙江从事分化瓦解北洋军阀势力的工作。10月，中共杭州地委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共同筹划，掀起浙江自治运动。广州国民政府派许宝驹、马叙伦、黄人望等到杭秘密联系，促浙江省长夏超起义，接应北伐军。16日，夏超宣布浙江独立，就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军长兼理浙江民政。然而孙传芳派淞沪警备司令宋梅村率部入浙，同夏超保安队激战于嘉兴，夏军战败。23日，夏超兵败回杭，被宋部俘获杀害。夏超及许宝驹等人的家产全部被查抄。11月，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盘踞中国大部分土地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至此有两个(吴、孙)基本上被消灭了，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许宝驹深为不满，政治上陷入了消沉和苦闷。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号召。在这种背景下，许宝驹于1932年到达南京，与阳翰笙、王昆仑、孙晓村等国民党内的爱国进步人士频繁交往。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宝驹加入到全民抗日的大潮中，开始从事爱国反蒋运动，并做出卓越贡献。

    许宝驹善于出谋划策。当时，四川军阀刘湘是蒋介石的眼中钉，刘湘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地盘。刘湘认为，自己所结识的人中，王昆仑是个人才，而且在国民党内有着特殊的地位，于是就有意接近他。而王昆仑此时也正为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奔走，他也很想拉刘湘一同反蒋。为了更好地了解刘湘的情况，王昆仑找到多谋善断的许宝驹商量。许宝驹认为，既然刘湘主动与王昆仑联系，就应该趁此机会亲自去四川了解情况。而且当时，共产党想购买一部电台，但经费紧张，尚缺几万元。于是，王昆仑在刘湘派驻南京的代表的陪同下飞往四川，与刘湘见面。经过游说，最终为共产党谋得了6万元的款项，有力地支持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6年初，南京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推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华自然科学社、南京妇女促进会等八个团体出面主办“冬令讲习会”，约请各界知名人士作学术讲演，从各个角度宣传救国。这些主讲人以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为主，许宝驹、章乃器、千家驹等人被邀前往讲演。这个“冬令讲习会”突破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封锁，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促进了救国会活动的开展。

    11月中旬，绥远军民奋起抗击入侵日寇，许宝驹与王昆仑、孙晓村等人，推动国民党政府中上层人士发起“援绥运动”。11月21日，许宝驹、王昆仑、张西曼等人在南京中央饭店组织召开了援绥抗日大会。大会推国民党元老张继为主席并讲话，许多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来参加。大会成立了“首都各界援绥抗敌后援会”，通过了支援绥远的电文，并在会后进行募捐。此次会议非常成功，不但收到许多援绥的衣物钱款，而且使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深入。此后，该组织的办公地点就设在许宝驹的家里。但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蒋介石命令该组织解散，并逮捕了孙晓村、曹孟君等人。在白色恐怖中，许宝驹仍然不顾危险，坚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