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深知共产党打江山，要实现革命的成功，每一步也离不开民众的支持。1949年3月，解放战争进入了攻坚阶段，我党颁布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当时父亲在寿张县任县长，他接到了冀鲁豫军区黄河司令部的指示，要寿张县政府十天之内在黄河上的孙口搭建能通过汽车的大型浮桥，帮助解放大军渡过黄河南下，这可是在黄河上亘古未有的壮举，此时地方上大批干部已跟随二野大军南下，人手十分紧缺，父亲接到命令后没有丝毫的迟疑，亲自带县里的人员跑遍了全县的每个乡，发动群众卸下自家的门板，拿出盖房用的木料、秫秸，捐出一百八十多条大船来搭浮桥，就在他们一切准备妥当要搭建浮桥时，黄河上游突发桃花汛，波涛滚滚的黄河水顺着河道奔流而下，就在人们看着大水感到为难时，波涛汹涌的黄河河道中间竟鬼使神差地被冲出了一块“鸡心滩”，有了河滩作依托，搭建浮桥的进度明显地加快了，只用了五天的时间就搭建起一座可以让炮车顺利通行的大型浮桥，当四野的先遣部队提前三天开来时，他们没想到地方上已提前把浮桥修好了。群众看着解放军的汽车牵引着重炮开上他们亲手搭建的浮桥时都拍着手笑了，都说这是天意，“黄龙”这回也显灵了。父亲说显灵的不是老天，也不是黄龙，而是咱全县的百姓，没有全县百姓的齐心协力，哪能在几天之内就筹齐这么多的门板木料，筹齐八十万斤秫秸和四十万斤小米，搭好这座浮桥呢？老百姓就是共产党的天！
　　正因如此，父亲始终心系民众，终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正因如此，他十分珍惜党和人民赋予自己手中的权力，从来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自己和家人或亲属谋私利，后来父亲担任地区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副专员，是地区主管农业的最高领导，可他从来没有给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批过一袋化肥，没批过一分钱的农田改造资金或者水利基金，老家的干部亲属来了，他会在家里好好招待，但绝不会去为他们谋取不当利益，为此他也得罪了一些亲朋，说他不讲情面，可亲朋家中确实有困难，他会拿出自己的工资来帮他们。
　　父亲不光自己这样，也从不允许家人去沾公家的光——哪怕是一分钱。父亲在临清工作期间，县委和县职工俱乐部仅一墙之隔，县城不大，时间长了我们家人与职工俱乐部的人员也熟悉起来，一次我二哥放学后看见职工俱乐部放日场电影，他隔着铁栏杆翘头向里张望时，把门的工作人员认出了二哥，就放他进去了，事后父亲得知此事，主动拿出二分钱的电影票钱给人家送去，职工俱乐部的领导感到很为难，说就二分钱的事，再说电影已经开演了，就算收钱也不应该是全票的钱，几分钱的事，何必这么认真？父亲说这不是多少钱的事，而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他告诫职工俱乐部的同志，今后不准再让孩子进场看不花钱的电影，二分钱虽然不多，可这光不能沾！
　　父亲何止是不沾光，就连上级来人需要招待，他也都是从家中拿酒，在招待所加几个菜，当然加菜的费用每次都是他自己掏腰包。跟他出差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只要是跟他出去，这吃饭结账的事情一准是抢不过父亲的，他下乡不准白吃村里的饭，吃了一定要按照规定付饭钱，每到付账时父亲都会说我的工资高，比你们都富裕，可当时的实情是我们家中的生活并不富裕，直到文革后，那时父亲的月工资一百二十几块钱，他和母亲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就是一百六十多块钱，家中十几口人，加上几乎每月都有亲属来，这样实际用到家人身上的平均每人每月不到十块钱。父亲离休后，他的这种作风依然没变，每到夏季，他在门前看到市政府机关的清洁工打扫院子累得满头大汗时，他要么招呼人家到家中喝水，要么从家里拿出茶叶送给他们。
　　父亲对别人从不吝啬，可自己却十分节俭，他工作时期的衬衣几乎都是打过补丁的，那时家里人多钱少，他舍不得轻易给自己添件新衣服，一件呢子大衣还是在五十年代做的，平时他舍不得穿，被称作是压箱底的体面衣服，每到梅雨季节他怕放坏了，都会让母亲拿出来晾晒。我们兄妹几人上学时都是穿着补丁衣服，多是哥哥的衣服留给弟弟，姐姐的衣服留给妹妹，就连一般干部家中的孩子也比我们穿得好。
　　在我印象中父亲有一个搭在马背上的帆布褡裢，那个褡裢可以放进两床被褥，还能再放些衣服、书籍，父亲说这是他做了寿张县长后才置办的，原先在战争年代连这样一个褡裢也没有，人到哪里，哪里就是家。1965年7月，父亲再次回到聊城专署任副专员，从临清往聊城搬家时，全部家当只用了一辆两吨半的嘎斯车就够了，父亲说这就很好了，当年出来参加革命时，谁也没想着要置办什么家业。建国后五十年代初期实行供给制，吃的用的都是公家供给，后来实行工资制后，我们全家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化，经常搬家，每到一地，用的都是公家的一些旧家具，搬家时只有被褥和几个盛放衣服的木箱子加上锅碗瓢盆是自己的，这些家当搬上大车，家也就搬走了。
　　父亲从解放战争时期就担任县级领导职务，他当时的交通工具先是骑马，后来有了自行车。父亲在范县担任第一书记时，县委有一辆上级配备的美式吉普，后来他到临清工作时，县委同样也有一辆美式吉普，可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几乎没有用过汽车，那时县委的汽车多数时间都停在机关，父亲下乡都是和机关上的叔叔一起说笑着骑车下乡，后来再回到地区担任领导时，家中还是有一辆公家配备的自行车，文革后父亲再次出来工作时他年事已高，当时家在聊城的老城住，行署机关搬到了新区，按规定他可以用车接送上下班，可他依然喜欢骑自行车，所不同的是这时用的自行车是自家买的，有时我去三中上学，他还会带我一段，路上看见熟人，他都会笑着主动跟别人打招呼，看到一些老同志他还会主动下车过去嘘寒问暖，当时我好奇，父亲为什么放着汽车不坐，父亲告诉我，骑车好啊，这样和大伙没有隔阂，要是坐在汽车上，一道车窗就把自己和群众隔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