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1年34岁起，他将生命黄金段全部投给商务印书馆。经理——监理——董事长，他在自己给商务印书馆确定的“在商言商”的道路上，执著地走了整整半个世纪。

    被慈禧太后推下“海”

    用现代语言说，1898年，32岁的张元济是被慈禧太后推“下海”的。10月8日，即戊戌政变后第17天，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时是总理衙门章京。这个职务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助理，此时他任职正好一年。他并非康梁同党，连强学会都没参加，因为他信奉“君子不党”。被革职的原因，除了赞同维新外，还由于年轻有为。两年前他当刑部主事时，就办了个通艺学堂。这年6月16日，在颐和园玉澜堂，他与康有为作为维新精英被光绪帝召见。后来，他上过两个折子，主要是建议变法要统筹全局，新政衙门勿以旧人员充任。好在介入不深，无杀头之祸。

    张元济此时官路未绝。他仕途一路春风得意，是秀才、举人、进士出身，26岁那年在保和殿参加殿试朝考后，选入翰林院庶常馆庶吉士，散馆后任刑部主事，官六品。虽然这次跌个跟头，但历史上受革职永不叙用处分者，后来仍从政或又复出的比比皆是，况且他做事认真，为人谨慎，朝廷各方面关系处理得都不错。光绪帝召见的第二天，他的上司、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就以微妙的方式向他“打招呼”。当时管学大臣孙家鼐举荐他当京师大学堂总办，可他藉口极力辞退。他同维新派关系也很生动。办《时务报》的汪康年与他是通信密切的至友，他不断向汪提供办报所需的京师内幕消息，代为发行刊物。他曾劝康有为出京办学或回籍韬晦，待时机成熟再行变法。他还着力调解过汪梁之间的矛盾，甚至在政变的第三天写信给汪康年，建议他尽早结束《昌言报》，并勉励他不要气馁，“自来变法莫不如是，惟望新党勿为所摇夺耳”。现在，可供张元济选择的路还是很多的。他可以投奔康梁，继续从事政治斗争;或者肯熬，有耐性，同样仕途未绝。因为他朝中有人，又有优势，才32岁，可以等，所需要的只是时间。

    这也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政治家、思想家在北京受了挫折后，大多要到上海来住一阵子。张元济受处分后，李鸿章派人慰问他，问他有何打算，他也说想到上海去谋生。几天后，李鸿章又派人告诉他：“你可先到上海，李中堂已招呼盛宣怀替你找事情。”

    这年11月中旬，张元济来到上海。此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建议清廷对报馆采取缓和措施，以免各报均改外商招牌，而南京路市政厅那座铁房子里，刚从北京回来的光绪帝顾问李提摩太，正在充满感情地演讲紫禁城里的那场政变。

    盛宣怀将他领进出版业

    盛宣怀接待了张元济，安排他筹办南洋公学的译书院，这使他涉足出版业，并结下终身不解缘。他有一位知交，是几个月前充当汪梁调停者的天津《国闻报》主编严复。百日维新时，光绪帝也曾专门召见过严复。戊戌政变后，严复一心想做些理论建设工作，“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得”。张元济革职南下途经天津，二人还见面叙谈。现在，出版者与翻译家都找到了各自的角色。译书院出版了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来，严复译的J?密尔《论自由》和《社会通诠》等，都由张元济组织出版。当时一般译稿千字2元，《原富》15万字，南洋公学按千字13.3元标准支付2000元，再给印数20%版税。此后张元济在商务又按书价40%付版税。中国没有谁肯出如此高的版税。这使严复著作的读者涵包了几代中国人。1901年初，张元济接任南洋公学总理。可3个月后，他就辞职了。

    他在上海住了两三年，开埠城市的熏陶与冲击，百日维新的沉痛教训，使他这个从北京最高层革职下放官吏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李鸿章由广东北上议和在上海停留，他去拜访过李鸿章，劝李不必再为朝廷效命。李鸿章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呀!我这条老命还拚得过。”历来精明识人的李鸿章此次说错了，三十几岁在京师官场算是孩子，尚得仰仗老人鼻息生存，但在商埠却可以是独立的人。张元济走出官场已经两年，他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了。他反思过办北京通艺学堂与南洋公学特班的英才教育实践。戊戌六君子临刑时，通艺学生竟面有喜色者。当时他真惊诧，现在却明了了：“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要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必重普通而不言专门，则必先初级而不可亟高等”。他更反思过百日维新，晓得自强救国要“民智大开”的人很多，但更多的是不着边际的慷慨激昂，所缺少的是脚踏实地的行动。他已明白并看清了自己该走哪条路。

    他选择了商务印书馆

    大商埠恰恰为张元济这样的下海者提供了契机。1887年初——即张元济来到黄浦滩的11年前，一位23岁的美国以美会传教士、日后将成为中国最大报纸《新闻报》的老板福开森比他更早地踏上了上海滩，而著名的广学会(原名为同文书会)亦在这一年创办，还有南京路大班哈同首次当选为法公董局董事，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上海《申报》大做铁路招股广告《招股开路示略》，上海知县则在市面严禁洋厘空盘买空卖空。都市之运，正是如此一番林林总总互不相干的事件所神秘地组成。这年南京路会审公廨(现南京东路第一食品商店处)前，数十幢朝北的旧房，忽然热火朝天地大兴土木改造工程，临街屋峻墙高一如西式，门额高悬出一个牌号：蜚英馆。

    这是一个新式的采用蒸汽机石印法的印刷馆，内部分设总帐房、会客厅、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钞书处、画格处、描字处，以及照相房、火轮印机房、印稿房、校书房、磨石处、积书处、装订处，等等。蜚英馆石印局的老板李盛铎，是个很有钱的年轻人，他的父亲在扬州做官。《申报》从1887年开始，便为南京路这家新开的印刷馆，连声大唱赞歌：“其装璜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金钱飞去，汗堆牛背之书矣。嘻，盛矣!”而英文《北华捷报》1887年10月13日却这样报道：“本埠南京路有一家中国商人开的印刷馆，它的汽笛颇引起很多人的烦言。最近应几位外国人的请求，工部局当局于星期五已命令他停止这使人厌恶的东西。”然而，未使这家规模颇大的新式印书馆垂名史册的，不是工部局关于汽笛的禁令，而是蜚英馆与同期上海滩蜂拥而至的大小印刷馆一样，所印大多为八股时文与考试用书，如《五经戛造》、《大题文府》、《大题三万》、《小题十万选》之类，“当时非不风行，士子辄手一编;迨科举既废，遂不值一钱矣”。

    对于当过总理衙门章京的人来说，这个下海的契机是很小的。他的挚友汪康年经办从《时务报》脱胎而出的《昌言报》，以及译书院所出严复的著作，都是在与南京路相邻的北京路一家规模远远小于蜚英馆的印刷馆：商务印书馆代印的——它只是一家小印刷厂，由鲍咸昌、夏瑞芳这两个英文报馆的排字工人创办，最初集资者7户，艰难地筹备了年把时间，又凑又借搞到3750元，日前已开张4年。但张元济起码注意到这些：这个不起眼的小厂讲究质量，对技术精益求精，4年时间资财增值7倍，当时一般图书成本不及售价25%，例如一本线装40双页的西学书，成本5分，却可卖二三角钱，印刷出版利润很高，大商埠新书新报多，机器印刷业前景广阔。《北华捷报》1889年5月25日发表了一篇评论《中国的石印业》，“印书如此便宜，对于一个大家喜欢读书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幸事”。因此，在交卸南洋公学总理时，张元济毅然加入商务印书馆。

    当时，他蛮可再去找李鸿章或盛宣怀，他们是北京城与上海滩叱咤风云的官僚大老板，能为他谋个生财肥缺。他不乏机遇，却偏偏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除了对效益、市场及前景的估价外，更重要的是为实现抱负志向。

    “编小学教科书要比进京做官高一层”

    宦途官场上未实现的，张元济要在商场中实现。他早在1899年，就有个译书计划：“门类以政治、法律、理财、商业为断”。南洋公学是个“准衙门”，本来办事就很掣肘，又加上那个当监院的美国人福开森极为跋扈，连写信都以校长自居，什么事处处要管，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现在，他在书馆主持编译事务，可以放开手脚了。正好这年清廷下诏实行“新政”，废八股，改书院为学堂，他立即抓住机遇，选择学校教科书为突破口，在两年内就出版了90余种这类书，其中教科书《文学初阶》有些内容沿用至40年代，《中国历史教科书》1955年还再版。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国文教科书》。这本书只登了一天广告，第一册出版未及三天14000册就卖光了。

    在此后至辛亥革命时期的10多年里，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学生大多使用这套课本，这本书占全国同类书发行量的60%。1905年12月，根据张元济的建议，书馆董事会通过决议，进一步扩大教科书的编辑出版。至辛亥年，商务印书馆出齐了初小、高小至中学各年级的各科课本，共375种，801册。这是清廷许多大臣想办，但任伺一个大臣没办到的事!张元济实现了自己“扶助教育”、“民智大开”的初衷。

    果然，时势风云，张元济仕途未绝。1904年，在商埠《中外日报》刊出《最新国文教科书》广告的三个来月后，慈禧70整寿“恩泽天下”，戊戌变法间革职的除康、梁外一律官复原衔。紧接着有人荐举张元济出任外务部、学部、邮传部、度支部各职。时年他38岁，正是官场上奋马扬鞭的黄金年华。汪康年也劝他重新出山，他权衡了利弊，回信说：如今时势，断非我一无知能者所可补救。若复旅进旅退，但图侥幸一官，则非所以自待……弟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浮沉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

    张元济觉得，编小学教科书要比上北京做官高一层。事情就这样怪，想做官的做不上，不想当官的偏让你当。有人还是保举他出任学部左参议，函电频催他去北京报到，可他一拖再拖，讲清“到京之后决不久留”。不久，张元济调任外务部员外郎兼储才馆总办，他没就任却回到上海，又去欧美、日本考察教育。以后清廷陆续委任各职，他实际都没就任。1911年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向摄政王载沣面保张元济办学务，他却向奕提出“移买枪炮钱办教育”，自然没有结果。辛亥革命后，张元济仍然官运亨通，袁世凯的熊希龄政府组织“人才内阁”，熊想请张出任教育总长，他自然不感兴趣，他已绝了官念：好马不吃回头草。

    商务馆之魂：在商言商

    “在商言商”。张元济下海后义无反顾。从1901年34岁起，他将生命黄金段全部投给商务印书馆。经理——监理——董事长，他在自己给商务馆确定的“在商言商”的道路上，执著地走了整整半个世纪。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灵魂。作为舵手，他小心翼翼地驾驶商务馆这条船绕开政治漩涡。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2日消息传到上海，14日张元济通告商务馆各部门，除英汉语读物外一切在编、排、印的书稿全部停下，27日他要求迅速收集编写辛亥年粤、鄂、川三省革命纪，接着又编写革命党小传。除了本人立场外，这里有一种出版商的直觉与本能。1919年4月，他拒绝了前来接洽出版的《孙文学说》，因为孙中山是北洋政府的通缉犯;这使孙中山很不高兴。

    也正因如此，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张元济一直注意保持商务股票不落入有政治色彩很浓人的手里，许多政治力量想控制商务馆始终没能如意。同时，他又始终保持了商人创业的艰苦砥砺精神。他没烟酒嗜好。他在火车轮船上辑校古籍。尽管商务馆每年印书要用30万令白纸、营业额上千万，但他除社交信件外，几十年如一日地用纸边或背后空白的废纸写信拟稿，一个信封用几次。“在商言商”，他使自己与商务馆都保持了独立的商人精神与商业品格。

    商务印书馆在迅速膨胀。有钱好办事，能实现更大更多的人生抱负。张元济以商务馆为依托，集出版商、教育家、图书馆主、报人、普法宣传者、革命党人的资助者、古籍校勘收藏家于一身。早在1902年，他就从经济上支持南京路福源里的蔡元培爱国学社，蔡前后两次去德国游学，张都按月以稿费名义由商务支付生活费用。商务印书馆有一些拿干薪不上班的人，如章太炎和蔡元培即是。1905年，上海宪政研究公会成立，该会200多会员名单中有张元济等14名商务馆的资方与高级编辑。到辛亥革命前，商务馆出版各国宪法、民法以及讲解城镇地方自治书籍70多种，其中《汉译日本法规大全》80册。

    1905年，商务馆又出资创办师范讲习班，张元济负责教学监督，前后共办两年。1910年～1917年，由张元济、严复等7人发起举办师范讲习班，共3期，入学学生遍及全国22行省近9000人，毕业1960余人。1915年，张元济为社长的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创办，前后30年，科目有英文、算术、商业、国文、图书馆等。据1930年6月1日《纽约时报》可能有些夸大了的报道，“三万二千个中国人曾在那儿毕业”。他还在1902年集合同志创办我国研究国际问题最早的杂志《外交报》。商务馆1903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文学期刊《绣像小说》，1904年创办了《东方杂志》，嗣后，商务馆的《小说月报》培养了巴金、丁玲等五四以来的一代著名作家。1910年、1911年，他还先后创办了《政法杂志》和《时事新报》。

    1926年，商务馆成立30周年，张元济提议将该馆藏书楼涵芳楼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该馆是占地2600平方米的，5层大楼，仅方志就有2640多种，25600多册。据当时统计，每年约有三万多人次的读者。商务馆还收集整理影印了许多珍贵的古籍。例如《百纳本二十四史》共3301卷，分订820册，张元济从1918年起准备工作用了10年，印了8年。到解放时，商务馆保存的藏书中有574种精品，其中宋元版182部，共17130卷612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