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的宗旨——普及教育，开启民智。

    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 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 实现他的智民之举。

    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他 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我国国情的教科书。张元济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是滥读四书五经，一是用洋人课本。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我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张元济编辑教科书的主导思想。

    张元济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新式教科书修身养性之功用。他认为，编制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培养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务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例，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 、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 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 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 6/10，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成为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编辑宗旨的最好写照。

    编辑的创新意识——敢为时代先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 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 19世纪初，西学开始传入中国。张元济早年曾进翰林院，饱学中国古典文学。而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却积极接受和传播了新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喜新厌旧”的编辑思想。他重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译介，编辑出版了严复的《天演论》 、 《群学肆言》、《社会通诠》、《法意》、《日本法规大全》等，还推出《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等一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同时他还主持编 辑了《东方杂志》、《绣像小说》、《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顺应时代潮流的刊物。这些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张元济与时代结合的编辑思想。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编辑面临着知识老化、思想观念陈旧的问题，我们应当借鉴张元济的编辑思想，以宽容之心和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新事物，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实现编辑主体的现代化。

    其次，编辑不应仅局限于顺应潮流，更应有超前的意识。敢为时代先，开时代之先河，这才是开拓创新的真正要义。1902年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而他们使用的教材仍是文言古文。张元济以编辑家敏锐的眼光，看到新式教科书将是时代所需， 立即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最新教科书》，包括国文、修身、珠算、笔算、格致 、理科、农业、中外地理等，风行全国。直至1906年，清政府学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在公布的102种书目中，商务版占54种。新式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张元济的创举，他开启了近代中国出版新式教科书之先河。

    对注音字母的普及推广，也体现了张元济的开拓精神。他认为，“注音字母亦促进教育之一事”。由于他的重视，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国内第一部《国音字典》和《国音学生字 汇》，当时的教育部却在两个月后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首册即是以注音字母为内容，作为在初级教育中推广注音字母的教材。1921年上半年，又出版了《国音学讲义》、《实用国音学》、《国音方字图解》、《国音浅说》 、《注音字母片》等十余种书籍。从这些举措中可以清楚看到张元济不泥常法、勇于开拓 的编辑思想。 编辑的创新活动，是编辑主体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它有助于出版社树立品牌、形成特色。正是由于张元济的不断开拓创新，编辑出一大批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图书，商务印书馆才成为晚 清以来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从而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学术变迁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义利之于编辑——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的编辑原则十分明确：有利于提高国民素质的书一定要出，于国民无利甚至有害的书坚决不出，即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扶助教育，“学术之书，他家力 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欧美名著已译成多种，尚可继续进行。现在编译百科全书 ，一二年后当可出版。” 整理编校古籍，更是为了使古代文化精华“化身亿万饷世人”。是时图书市场充斥着如《星期六》之类专门迎合低级趣味的小报和杂志，他是从不肯为了赚钱去编辑出版这些荒诞低级、黄色淫秽的书刊的。

    张元济的编辑宗旨是坚定的，即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但作为一个实业家，他也并不讳谈“ 利”字。1901年张元济编辑出版了严复译的《原富》，书中阐述了广义的“理财之道”，认为文明的利己和道德公义之间并无鸿沟，企业家建设性的努力富强国家与利己是一致的。这实 质上成为他“兼济义利”编辑思想的理论基础。张元济十分重视广告的作用，以实现良好的 经济效益 。以花费他三十年心血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这部巨帙为例 ，1932年11月4日张元济在给 丁英桂的信中说，《东方杂志》所登《衲史》广告“仍战前之言，殊有不合，赶紧停止，改 撰 ”，“以后关涉是书广告,务先送敝处看过再发，以免歧误”。在张元济的指挥下，商务印 书馆在 《申报》上大造广告声势，超过各家同行。1930年6月1日《申报》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衲 史》广告，6月中旬到8月底，每两三天就在头版登半版广告。广告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促销手段，其内容设计也应多样化。 《衲史》在《申报》上印上了百衲本与殿本对比的校样，内容每次更换，还附有北平、南京、沈阳、汉口等地报刊对《衲史》的评论摘要。此外还印制大批《衲史》校样，采用与《衲史》同样的六开线装本，内容除序言之外，有各 史版本介绍，还特别在各史中选出一二页样张，用红线划出殿本缺、脱、错误之处，在栏 外再用红字作说明，使读者对两种本子的优劣一目了然。样本一面有目的地分赠各地藏书家 、学者、学校、图书馆，一面放在发行所及各分馆营业大厅，任凭读者索取。张元济的多种营销手段，对销售《衲史》起了很大作用。据1930年9月17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所载，《 衲史 》仅发售预约就售出一千余部。

    在张元济所处年代中，书业界同样存在着激烈竞争。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大书业巨头的竞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几年。面对竞争，张元济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编辑原则，实际是追求一种大利：即既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 位 ，又与市场紧密联系，实现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结合。因此，市场竞争不应成为有些编辑舍弃文化价值的借口，竞争是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编辑要兼具文化意识和市场意识 ，张元济重义轻利、义利兼顾的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编辑工作的重点——图书的质量

    张元济认为，图书质量是衡量编辑人员水平的重要标准。他在编辑活动中，把图书质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古籍的编校过程中。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 《 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我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编校质量的精良，为世人所称道。

    整理古籍，选择善本很重要，找不到较好的本子做底本，就会以讹传讹。张元济以“书贵初刻” 作为选择底本的原则。在“书贵初刻”的同时又不能拘泥于宋元旧版，不同版本必须经 过反复对比，择善而从。有的明嘉靖、隆庆以前复刻的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 引用有所依据”，就应当取明本而舍弃过于模糊残缺的宋元版本。他在搜访善本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进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觐，辄影印之。后有善者 ，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

    张元济编校古籍，不仅要求书籍内容精确无误，而且对装帧也十分讲究，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主张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宽展，否则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 他反对“借口推广文化，谓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 在准备影印《册府元龟》时，他认为 《册府元龟》“本甚精湛，但晒出样张，大为减色”， 要平版厂邀请懂化学的人研究改进。《居易堂集》抄补缺页，他嘱要模仿原书字体补全。他发现《太平御览》格子过小，行数甚密，过于束缚，殊欠生动，要平版厂重写，“将格子放大，落笔较为自如”， 对其所用纸张，主张“选最为适宜之品，不宜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