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升的悲剧
　　在“文革”中期，活跃在六百多年前——也就是元末农民战争历史舞台上的朱升，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他献给朱元璋的著名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被赋予新的含义，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是，乐道并不等于研究；如果有谁问起朱升的其人其事，恐怕除了前引“三策”中的九个大字外，未必再知有其他。其实，朱升在历史上的贡献，又岂止向朱元璋提出“三策”！

　　多年来，史学界几乎无人研究朱升。在各种涉及历史人物的年表、辞书中，有提到朱升，介绍他的主要活动，也仅仅是“三策”，连朱升的生、卒年，均付阙如。实际上，朱升生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冬十二月。

朱升，字允升，休宁人，后徙居歙。歙，隋开皇九年（589）置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改名徽州，所以某些史籍亦称朱升为徽州人。朱升幼年，师事当地的著名学者陈栎。陈栎，字寿翁，屯溪人，“十五乡人皆师之”。何以故?因为他景仰朱熹，发愤研究，光大朱子的学问，在当地影响很大。朱升经常向陈栎“剖击问难，多所发明”，颇受陈栎的器重。至正四年(1344)，朱升登乡贡进士第二名，八年(1348)，任池州路学正。管理学田有方，“讲授以身示法，南北学者云集”。这不仅显示了朱升的才干，而且表明了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远远超出徽州地区。更难得的是，朱升广交师友，哪怕是小巷百姓、樵夫、渔夫、家庭妇女，只要有一言一事可取，他都虚心吸取，这种博采众长、不以“闻于贱者”为耻的治学态度，使他知识渊博，了解民情。这对他后来在扶佐朱元璋削平群雄，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的事业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至正十二年(1352)，朱升“秩满南归”，在家乡石门山隐居。此时，元末农民战争的烽火已经愈燃愈炽，徐寿辉的人马一直打到徽州，朱升的息养之所成了交兵之地。后来，他追记此事说：“十二年，蕲黄兵蹂郡邑，自是四五年间胜复者六七，杀伤炳尽，东奔西避……百死一生。”这种战乱颠沛的经历，应当是朱升不久即致力于统一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朱升“虽避兵奔窜，往往闭户著述不辍”，依然手不释卷。　五年后，也就是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率诸将亲征浙东道徽州”，第一次与朱升见了面。关于这次会面的情形，史籍上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官修史书谓：“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其他一些史籍，多与此同。但事实证明，朱元璋首次会见朱升，并非“召问”，而是效法三国时刘备亲顾茅庐的故事。成文更早的《学士朱升传》的记载很具体：“丁酉(1357)，天兵下徽，上素闻升名，潜就访之，升因进三策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上大悦。命预帷幄密议，所居梅花初月楼，上亲莅宸翰赐焉。”这就充分表明，朱元璋初见朱升时，是何等礼遇!当时，朱元璋虽有一支军队，几块地盘，但要削平群雄，称孤道寡，手中的本钱还差得太远，因此需要大力延揽群英，罗致人才；以是故，他才会特地登门，向朱升请教。

　　朱升加入朱元璋军后，做了哪些贡献?《学士朱升传》谓：“大抵礼乐征伐之议，赞画居多。”但是，朱升究竟“赞画”过哪些“征伐之议”?未载。《明史》、《明书》更是只字乌有。值得庆幸的是，《翼运绩略》填补了这个空白。读罢此篇，朱升在军事上积极为朱元璋出谋划策，以及跟着他在刀剑丛中出生入死，甚至还救过他的命等巨大功绩，便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徽州说降。这是朱升为朱元璋立下的首次军功。前已述及，早在朱升任池州学正时，“南北学者云集”，颇有号召力。同时，从宋代直至清朝初年，徽州地区宗法势力极强，聚族成风，历久不衰。朱元璋曾称朱升为“宗长”，固然显示了他礼贤下士，对同姓老者的尊重，同时也反映了朱升在徽州同族中享有族长之类的声望。朱升利用这种影响，跑到徽州城下说降。当时，元军福童、八元帅等，在徽州“练兵完城，坚守拒命”。但是，“朱升独立城下”，说道：“江南行省平章吴国公，智量英武，一代真主也，将军可早为善后之计，全万民之命。福童等素服升有先见，遂开城出降。”《翼运绩略》的这一记载，是否可靠呢?让我们看看朱元璋是怎样叙述此事的吧。他在称吴王后为尊重朱升而特地给他下达的《免朝谒手诏》中，历数朱升之功德，其中有一条说：“新安款降，不俟兵刃，四方之士，杖策来从，皆卿齿德俱尊倡之也。”这就足以证明，朱升的徽州说降，完全是事实。
(二) 保全婺州。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婺州(金华)“久拒不下”，朱升建议朱元璋亲自前往指挥，朱元璋“因问兵要”。朱升说：“杀降不祥，惟不嗜杀人者天下无敌，五、七年为政于天下，乃成数也。”朱元璋采纳了他的建议，率领总制将军副都指挥使杨等众10万，命令行枢密院判官胡大海等“城破无许妄杀”。十二月，婺州破。朱升的建议，不仅有利于瓦解婺州守军，为攻克婺州铺平了道路，同时，克城后，使婺州得以保全。这对于提高朱元璋军的声誉，壮大军事力量，当然是很有益的。

　　(三) 力荐三贤。打下婺州后，朱元璋即问朱升处州是否可伐。朱升对曰：“处州有刘基、叶琛、章溢，皆王佐才，难致麾下，必取处州，然后可得。”朱升对刘基等的赞誉，并不过分。刘基是青田大族，饱览经史，足智多谋。至顺年间考中进士，任高安丞、江浙儒学副提举等官，是在浙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极有声望的代表人物。叶琛，浙江丽水人，初为元将石抹宜孙幕僚，官至行省元帅；章溢，龙泉人，是著名理学家许谦的再传弟子，累官浙东都元帅府佥事。叶、章二人，皆博学多才，能文能武，同时也都是处州地区有名望的豪族。刘、叶、章三人，加上宋濂(金华人)，被称为“浙东四贤”。他们的加入，对朱元璋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至正二十年一(1360)三月，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应聘到南京见朱元璋，朱“喜甚”，优礼有加。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用自己的才智，有力地推进了朱元璋的统一事业。以刘基而论，无论是在拱卫南京的决策中，还是在此后与陈友谅争雄和讨伐各地割据势力的进程中，都起了军师的作用。章溢、叶琛在统一战争中也是克尽全力，叶琛最后在洪都(南昌)战火中壮烈牺牲。还需指出的是，作为浙东地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刘基等人参加了朱元璋部，对该地区政治局面的稳定是有很大作用的。有了这个局面，才能保障素有丝库、谷仓之称的浙东地区，向朱元璋提供大量的粮税以充军饷，也才可能从这里征调大量壮丁扩大军队，如仅章溢一人即“集到原部下二万名，令男章允载管领，赴京听调”。不言而喻，朱升力荐三贤，堪称卓识，功不可没。当然，朱升替朱元璋罗致的人才并非仅仅是上述“三贤”，甚至在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他还向朱元璋推荐过饱学有识之士。
　(四) 救朱元璋命。至正二十三年(1363)七月，朱元璋亲率20万大军，增援已被陈友谅军包围85天的洪都守将朱文正，汉军被迫退去。但紧接着，双方在鄱阳湖激战36天。战斗的规模，残酷的程度，在中国古代水战史上都是空前的。水战初期，朱元璋军三胜之后，旋失利，为友谅所逼。都指挥使韩成向朱升求救，朱升建议：“贼尽兵而来，众多粮少，不能持久，我师结营于南湖嘴，绝贼出入之路，待其粮尽力疲，进退两难，前后受敌，克之必矣。”朱元璋说：“我粮亦少。”朱升对曰：“去此百里许，有建星、子星、天保、刘椿四家，蓄积稻粮，宜急去借，勿为贼先取也。”朱元璋即时派人往取，“果得粮万余，六军皆呼万岁，欢声震动天地”。朱升的建议，成了朱元璋战胜陈友谅的根本策略。至水战后期，陈友谅“粮且尽”，无法支持下去，就从鞋山冒死突围，打算从禁江口奔还武昌。朱元璋惟恐友谅逃走，冒着生命危险，在雨点般的流矢中亲“坐胡床指挥”。朱升见之，连忙将朱元璋“捧进船舱，而贼发流矢，已中胡床板矣”!如果不是朱升及时将朱元璋推进船舱，他很可能一命呜呼。也正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友谅大喜张望，反被我师一箭射死”。据郎瑛考订，射死陈友谅的箭手，是郭英。朱升在鄱阳湖决战的关键时刻，所起的作用是如此之大，以至朱元璋在给朱升的《免朝谒手诏》中，也感激地说：“卫余难于禁江口，尔宁不顾己躯；足兵饷于鄱阳湖，众跃声震天地。”

　　以上所述，不过是举朱升战功中的荦荦大端者。此外在攻诸暨时，朱升及时提醒严防张士诚部大将吕珍来堰水灌城，使朱元璋军“预防击败之”，以至捷报传来，朱元璋感叹地说：“朱允升知其神乎!”鄱阳湖大捷后，朱元璋挥师武昌，朱升认为陈友谅之子“陈理恃张定边等奸谋拒命，难以战伐招降”，建议“不如为久困之计，分兵四门，立栅围之。‘江中连舟为砦，以遏水陆饷道，城中乏粮，心离乱作，可片纸下矣”。朱元璋从其计。次年二月，他又替朱元璋起草给陈理的招降书，“遣罗复仁入城”投送，陈理遂“肉袒衔璧出降”。至正二十六年(1366)正月，“朱升参赞军机”，大败张士诚军于孟子河，“迫至巫子门，获贼众一千”。次年九月，朱元璋“大集文武，议北伐中原，东取闽越，南平两广”，朱升出了不少点子，朱元璋“多善升议”。如此等等。

　　朱升不仅有武功，而且有文治。清代史家评曰：“升于明兴之初，参赞帷幄，兼知制诰，一切典制，多出其手，与陶安、宋濂等名望相埒。”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朱升在文治方面，从根本上说是为朱元璋制礼作乐，完善其政权，直至正式建立明王朝，把朱元璋捧上九五之尊的皇帝宝座。
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二月，朱元璋的北伐大军已平定山东，南征军已降方国珍。朱元璋感到形势空前有利，可以高踞皇位了，即“命朱升兼仪礼官”。不久，朱升“制定即位礼仪成，进上览毕，付中书省”。在演了一幕群臣拥立、“推尊帝号”的闹剧后，朱元璋于次年正月初四日登上皇位，定国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与历代封建皇帝一样，朱元璋的礼仪是以法古为则，核心是维护封建等级制。朱升还专门为朱元璋制定了祭祀、斋戒礼，写了《斋戒文》；并为朱元璋编纂《女诫》，以防“内嬖惑人”，败坏朝政。尚需指出的是，朱元璋“大封功臣，制词多升撰，时称典核”。朱升为朱元璋写了李善长、徐达、常遇春、朱文忠、邓愈、刘基、陶安、范常、秦中、陈德等人的诰书。陈敬则对他写的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刘基四诰尤为称赞，以《明文衡》未收入为憾事。其实，朱升并不是一个善长文辞的人，他的文章与诗赋，就文采而论，绝非千古绝唱。但是，朱元璋却把赐给李善长、徐达、刘基等开国元勋的制诰交给朱升撰写，这充分反映了朱升在朱元璋登极之际，在群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同样也表明了朱升在帮助朱元璋从打天下到坐江山的过程中，以老迈之身，效尽犬马之劳。

　　在功臣受封、加官晋爵的庆贺声中，朱升——这位追随朱元璋十四年，出谋划策的老元勋，却“众醉独醒”，头脑冷静。在朱元璋称帝后的次年三月，朱升即“请老归山”，要求重返林泉。朱元璋“欲赐以爵位”，朱升“固辞不受”。他说：“臣后人福薄，不敢叨天恩也!”朱元璋说：“卿子几何?即不受吾爵，独不使辅朕乎?”朱升“涕泣下，哽咽对曰：‘臣一子名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臣所以不令其仕者，恐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朱元璋听了很不高兴，说：“朕与卿分则君臣，情同父子，何嫌何疑，而虑及此乎?”朱升答：“非臣过虑，数固然耳。但愿陛下哀念老臣，臣子不免，赐以完躯幸矣。”说罢，“涕数行下”。朱元璋见之，“亦为恻然，因与朱同免死券以慰之，驰驿送归”。君臣间的问答，俨如戏剧舞台上的对话，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朱升的辞归，在群臣中激起了很大的反响。陶安、詹同、范准、吴鼎、练高、汪强、刘彦等皆赋诗送行；或摇首叹息，语极凄凉。如练高诗谓：“……岁久百川归学海，天空千里识文星。怀人霜鬓秋先白，送客云山晓独青。珍重回车烦寄语，长沙贾谊足飘零。”或称颂其识，善能保身，如吴鼎诗谓：“……掀天事业乾坤内，开国功勋宇宙间。明哲保身归隐后，翰林声价胜封王。”但是，叹息也好，称颂也好，都没有也不可能道出朱升归隐的真正原因，揭示出它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性。
朱升在归里的次年，亦即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寂寞逝去，享年72岁。死讯传来，朱元璋没有任何表示。倒是朱升的友人、镇国上将军驸马都督王克恭写了一篇祭文，文中有谓：“呜呼哀哉!我知先生殁有遗憾者，岂不以其书未传其人耶?子孙未见其众多耶?”这些话，虽然伤感，但并没有触到朱升生前的遗憾、沉痛之所在。

　　朱升的退隐以及很快死去，无论从哪一点看，都不能不是个值得回味的悲剧。

　　朱升真的是那样无心爵禄、功成勇退吗?并不尽然。实际上，他深知朱元璋对他早有看法。吴元年(1367)七月，时称吴王的朱元璋，令朱升率领宫廷乐队入见，“设雅乐阅视”。朱元璋亲自击石磬，命朱升识五音。朱升“误以宫音为徵音”，朱元璋很恼火，幸“赖熊鼎解之得止”。这件事，不能不在朱升的心中投下阴影：听错一音，竟招来朱元璋的龙颜大怒，如果犯了其他过失，岂堪设想!如果说朱升真的有什么过失的话，按照朱元璋的逻辑，他的过失不外乎两条：一是曾经在元朝做过官；二是通晓天文，善于谋划。而说得直白一点，一言以蔽之，不过是朱升本领高、功劳大。

　　清代乾隆皇帝命令修《四库全书》时，征集天下群书，安徽巡抚采进《枫林集》献上。纪昀等为此书作提要时，写道：“升身本元臣，曾膺爵禄。而《贺平浙东赋并序》肆言丑诋，毫无故君旧国之恩，是尤不可训也。”纪昀等这样写，当然是为了讨好乾隆皇帝。此时清廷的避讳，不但包括金，而且包括元，看到书中有夷狄之类的字眼，就要勃然大怒，轻则删改，重则付之一炬，毁书灭迹。但是，这条提要倒也为我们道出了朱元璋讨厌朱升，或者说朱升畏惧朱元璋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元璋在反元斗争中，态度从来是暧昧的，最近友人陈高华先生在《学术月刊》著文论之，我很赞同其论点。惟其如此，朱元璋建国后，很快建庙大祀历代帝王，将元朝皇帝也供奉其中，俎豆千秋，对元世祖的像，“塑工频加修饰”。对余阙等元朝的殉葬者，也大力表彰，血食一方。而对于元朝的降官，或在元朝任过职，后来参加朱元璋部打天下的文武官员，则加以污辱甚至杀害。如对危素，朱元璋不仅嘲笑他，甚至拿他与元顺帝的那头入明后不肯起舞因而被杀的大象比较，“作二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于危素左右肩”。此举堪称开挂黑牌的先河。朱升任过元朝池州路学正，加入朱元璋部后，在《贺平浙东赋并序》中，确实痛斥过元朝，说：“奚有华夷之分，内中国而外四夷也……元主中国，天厌之久矣!……驱胡虏而复圣域，变左衽而为衣冠，再造之功，于是为大。”不难想见，如果朱升不是归隐得早，并死得也早，朱升的最好下场，也不过像危素那样备受凌辱。是的，在朱升向朱元璋提出归田时，朱元璋曾经表示“欲赐以爵位”，但那不过是嘴上的东西而已!朱元璋在登极后，文武功臣一个个加官晋爵，授予庄田，独朱升却无寸土之赐，虽升本院学士，兼东阁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实在无足轻重。其中奥妙，朱升当然早就看穿了。
至于朱升的功劳，前已详述。关于他的本领，一个突出之点，是精通天文。但是，在朱升生活的时代，天文学还处在神学的包围中，往往与占卜等求神问天的形式缠夹在一起。在朱元璋的东征西讨中，朱升不断以他的天文知识替元璋出谋划策，以至被誉为“蓍言趋吉避凶，往无不克”，甚至赞叹：“朱允升知其神乎!”但是，一旦天下夺到手中，在朱元璋看来，朱升这样的人就成了最危险的潜在政敌。我们从朱元璋称帝后即禁止私习天文，通晓天文者“率多不免于祸”，以及与朱升一样精通天文的军师刘基最终仍不免被毒死的一系列事实中，是不难窥知其中奥妙的。

　　在元末的风云际会中，某些南方知识分子对历代封建帝王的屠戮功臣，是怀有戒心的。如昆山人顾阿瑛，拒不出仕张士诚、朱元璋，在《白云海歌·再叠前韵》一诗中，尖锐地写道：“大笑白衣对户牖，肘后黄金大于斗；草间逐兔纵得之，九鼎热油烹走狗!”“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是韩信被诬谋反就擒时说的悲愤之语，是封建时代功臣每遭杀戮下场的惨痛概括。对于这种下场，朱升当然没有顾阿瑛看得那样敏锐，但是，比起李善长、徐达、刘基等人，毕竟要远胜一筹。当朱升归隐时，李善长还致书挽留，说什么“先生文学德誉，圣君所知，实儒流之老成，国家之众望，兹当作兴斯文，敝求治道之际，岂宜高蹈丘园，独善而已哉”!而李善长自己最后的下场又是什么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将李善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假托星变，需杀大臣应灾，杀了李善长(时年已77岁!)和妻女弟侄家口70余人。事后，解缙上书为李善长辩诬，驳得朱元璋无话可说，但李善长一家，早已是“血污游魂归不得”了。比起李善长和一大批被杀的功臣，朱升得以老死林下，还算善终。但是，其独子朱同的下场却被他不幸而言中，最后还是死于朱元璋之手。朱同早在朱元璋进军浙东初期，即立下军功，明初官至礼部侍郎，善诗。“文才武略，图绘丹青，无所不精，时称为三绝”“禁中画壁，多其题咏”。有一次，朱元璋命他题诗赐宫人，“忽御沟中有流尸，上疑同挑之，将赐死，因念允升请，使自缢”，这就是朱元璋给朱升的恩典，这就是朱元璋的“免死牌”!什么亲顾茅庐、“宗长”、“情同父子”、“功名照汗青”，什么“卫余难于禁江口，尔宁不顾己躯”，朱元璋早已把救过他命的朱升的一切功劳，以及当年对他的赞扬、许诺，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可以说，朱同被害之日，正是朱元璋对朱升真情实感总暴露之时，也是朱升个人悲剧的最后一幕。

　　但是，朱升的悲剧，不能单纯归结为朱元璋个人的品质问题。源远流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寡头政治，是必定要不断制造出这一类悲剧的。这就是朱升式悲剧深刻的社会性。这就是历史的经验教训!